一字一词总关情——论韦庄的相思与思乡词

在晚唐五代词人中间,韦庄以其清丽淡雅的词作而成为花间别调。尤其是在对相思与思乡主题的吟诵之中,寄托了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情绪意志。相思与思乡两大主题贯穿中国文学始终,因其文化同源性而产生了内在的有机联系,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和相互融合性。韦庄在词中注入了真挚的情感与遥深的寄托,耐人寻味。     

长相思

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似谁？浅情人不知。此为抒写相思之作。开篇采用叠声，既蕴蓄全词情感为全词铺垫，又有回环往复的音乐旋律，同时也与后面的设问句式形成变化错落之势。短长句式变换，顿挫抑扬，似流畅平易，恰似凄苦硬咽难尽。具有民歌咏叹风味。长相思，相思苦，要问相思之情何时了？除非两情重逢时。甚了期：何时是结束的时候。了：口语方言，意为结束。上片言只有相见才能终结相思之情。写出相思人的哀叹与期盼。长相思，相思苦，想把相思说与谁听？浅情人儿不理会。“说似谁”…     

李清照自恋型人格倾向论探

李清照是一代词宗，也是中国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女作家。在她的创作中，表现出了鲜明的自恋人格倾向。正是这一倾向，成了她进行多方面学艺术创作的原动力，成了她表达相思之情的情感基础和评点前贤的前提。这一倾向的发展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影响。     

镌刻在象征结构中的精神形象──黄瑞云寓言研究之二

在一篇评论中，我通过对黄瑞云寓言形象世界组构特征的描述，显示出黄瑞云寓言形象世界组构的一个基本模式是“英雄／丑角”的否定式二元对立结构，这意味着创作主体心理结构中二分性认知图式和单维性情感判断处于主导地位。由于黄瑞云寓言的象征世界是高度简化和纯化的，并且作者在二元角色结构的组织中又明显地表现出其情感倾向和选择，因而，这一角色结构具有极强的表现性。在相当意义上，可以把这一角色结构中的“英雄”看成是作者有意无意的精神自喻，通过它，可以探寻到镌刻在这一象征世界中的作者精神形象的构成。一、野花：奉献者的…     

浅论唐代相思诗中的自然意象

意象是构成诗歌的最基本要素,诗人们常借用意象来表达情感.相思是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大主题,它是恋人间表达爱情最直接、最有意味的方式.在唐代的相思诗中,存在着丰富的自然意象,它们被诗人用来寄托相思情绪,而其鲜明独特的艺术特色,也提升了诗歌的深厚韵味,增加了唐代相思诗的艺术美感.     

浅论掌握学习的情感效果

掌握学习取得成功的根源何在？重视学生的情感特征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通过掌握学习能促使学生产生良好的情感效果，主要体现在：（一）教师积极乐观的学生观为学生产生积极的情感提供前提；（二）反馈——矫正性措施的学习策略，为学生建立积极情感特征提供保证；（三）着眼于学生自身发展的教学评价，强化了学生积极的情感特征。     

台湾相思树漫话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初唐诗人王维这首寓情于物的《相思》,抒发了自己对被怀念者的相思相爱之情,韵味隽美,千古传诵。在台湾海峡东岸的沿海地区,也生长着一种富有传奇色彩和相思寄情的“台湾相思”。它与王维笔下的相思(红豆)形态迥异,却别有一番独特的魅力,深得海峡两岸同胞宠爱,可谓“一枝一叶总关情”。在半个多世纪里,海峡两岸离散亲人种相思、寄相思、话相思、写相思、咏相思,简直形成一种“相思文化”! 婀娜多姿的“台湾相思”也叫台湾柳,枝条如柳枝般柔韧,其花毛绒绒、黄     

兼容传统与后现代：论电子游戏艺术性的确立

作为新的艺术载体，电子游戏艺术在显现出传统艺术特征的同时，又呈现出鲜明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两者之间恰如其分的交融通汇在一起，为我们呈现出一种多姿多彩的当代艺术奇观。电子游戏的传统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文学叙事性、直观影像性、情感慰籍性，电子游戏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特征体现在：互动参与性与虚拟仿像性。     

漫议宋人词笔下的柳意象

宋人词笔下的柳意象已经成为符号化、艺术化的悲凉凄苦情绪的信息载体，展示着多层次、多侧面的内在蕴涵，渗透出词人难以言表的情感流程。柳既带有自然物的特征，又融入了深厚的人文精神，向读者传递着丰富的信息，反映了宋代词人柔弱和易于感动的心态，抒发出宋代词人广泛而深沉的人生感慨，寄托着宋代词人离别相思的悲苦意绪。     

编辑情感论

编辑的情感是编辑对客观事物与需求关系所作的心理反映,它的主要内容是编辑的职业道德感,编辑充满理性、追求真理的理智感,编辑活动的审美感.编辑情感除了具有人类情感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被感染和唤醒的特征、创造性特征、动机性特征、理智性特征、结果的非我性特征.在编辑工作中,编辑情感无所不在,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利用编辑情感的作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编辑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争取最佳的编辑效果.尤其是编辑正向的、积极的情感,可以使编辑体验到工作的快乐、生活的幸福,提高工作质量和生活质量.编辑情感的正确取向是编辑正向的、积极的情感.     

李贺诗创作浅析

本文试图通过对唐代诗人李贺诗歌创作的两大特点的强调性论述，实现对这位"鬼才"诗人的创作风格的再认识。首先从"以鬼入诗"的内容特征入手，简要论及这一特征在中国古代诗歌历史上的出现与发展，以发展的眼光来追寻"以鬼入诗"的社会思想实质，同时围绕李贺个人生活与情感际遇来探究这一特征的精神根源。其次，从李诗中大量出现的视觉意象出发，将文学作品当做创作者主观心理变化的外在参照来认识，并试图从文学创作与欣赏的角度提出：当支多可供欣赏的因素在作品中同时出现时，创作者与欣赏者应当如何处理主题与各因素之间的间隔，使更高层次的审美成为可能。     

浅谈表演在琵琶演奏中的作用

琵琶作为一门演奏艺术表现在教学方面，其传统偏重于“奏”而忽视表演，故此琵琶演奏中的“表演”作用没有得到强调。因为各门类艺术形式既有其独特个性，又有共性，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表演应该在琵琶演奏中突出出来，触类旁通，通过其它表演艺术形式来加以体现和说明：琵琶演奏艺术与话剧影视表演有很多相似之处，每一首琵琶曲都演绎一个故事，引进增设话剧影视表演的内容，可使琵琵的表演性与弹奏做到合谐统一，做到琵琶弦上“说”相思，而不是“弹”相思。     

试析营销心理情感能量场

在吸纳勒温“场论”的基础上，文章从心理情感能量（情感、情绪）的角度，展开对营销心理情感能量场中成员行为的解释和预测。营销心理情感能量场是营销主体在其所面临的内部与外部因素影响下，与营销系统成员之间心理情感能量互相作用、互相交换所形成的场。任何营销心理情感能量场都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特征，其内部都存在平衡—失衡—平衡机制、成长-分裂-整合机制、心理情感能量此消彼长机制等共五种运行机制；推动其运行的有三大动力：原动力、结构性动力与推动力。     

公正的规则性和品质性的统一——亚里士多德公正学说摄义

公正的规则维度及其品德特征的统一性是亚里士多德公正学说的根本旨趣.其关键是如何使我们获得一种依赖于法律的普遍尺度性和标准性原则的情感欲望品质.普遍的义理不能直接地涵化情感、欲望,亚里士多德就主张要"以情化情",即通过激起我们服从法律的情感来涵养我们个别性的情感、欲望,使我们获得一种与法律的普遍原则相适应的情感、欲望气质,这就是作为公正之德的心灵品质.应该说,这一个理论上正确的思考方向,也是一种切实培养公正之德的实践过程.     

浅谈大学生的情感调适

情感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大学生有其明显的情感特征。对大学生的情感进行调适，是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注意诱导大学生的积极情感，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汉语双字词常模特征跨词性对比研究

汉语中不同词性词有不同常模特征规律。名词的具体性、意象性、语义透明度最高，但笔画数最少；动词的词频最高、习得年龄最晚,但感官经验度最低；形容词的熟悉性、主观词频和情感经验度最高，但具体性最低。同时，具体性、意象性和感官经验度之间的相互关联只存在于名词和形容词中。13个常模特征可以归为频率、语义、视觉复杂性和词义数四个公共因子，但各因子所主要代表的变量情况在不同词性词之间有相似，亦有不同。另外，动词和形容词之间的相似性高于它们分别与名词之间的相似性程度，习得年龄、情感经验度、意象性和主观词义数最能把名词与另外两种词性区分开来。     

论宋徵舆与柳如是的情缘

与云间名妓柳如是的交往,是宋徵舆一生中一段让他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这一始聚终离的个人事件,由于作者的讳莫如深和缺少记载而变得扑朔迷离。研究这一对才子佳人的交往,是研究宋微舆之情感经历及其一些重要诗词作品的极好视角。本文透过宋徵舆的作品,对宋、柳交往的经过作了评述,探测出他对钱谦益的攻击、对方岳贡的谴责及对李雯进行劝导的深层动因无不出于对柳如是的思念。这份执著的相思伴随了宋徵舆短暂的一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拨开了这位云间才子情感经历的重重迷障。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词作情感特征论略

特殊的身世地位和生活经历，敏感的心灵触角，杰出的艺术才华，使南唐后主李煜在词坛上独树一帜。人们对李煜词所产生的情感共鸣之强，从李煜词获得的审美愉悦之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其词作情感特征呈现出来的率真性、独特性、普遍性、清晰性、彻底性是其词作引起强烈共鸣的魅力所在。     

神圣与世俗的先验根——试论先秦性情思想

：神圣与世俗是对生命世界的不同理解,而先验情感乃是作为神圣与世俗的生命世界的先验根基,这是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批判,以及受其影响的西美尔的宗教哲学的重要启示,在 《 性自命出》和 《 中庸》关于人性和情感的思想中,也充分蕴含了这种考量。“ 性”作为使情感成为情感、使天命得以澄显的先验性和形式性本原,是理解儒家和道家之宗教哲学思想的核心,而自由是这种先验 情感的本性。     

沈从文湘西散文的地理叙事及其演变

沈从文1930年代创作的《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和《湘西》，运用地理叙事的手法绘制出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湘西风情图。对读这三部散文集可发现，虽然它们的描写对象同为湘西，但地理叙事的具体方式却各异其趣：《湘行书简》将绘画笔法贯穿地理叙事，通过文图互证，表达了作家的故土情与相思意；《湘行散记》以时光流转为线索，用想象勾连现实，在今昔对比之中显示出湘西历史的“常”与“变”；《湘西》则以空间变换为脉络，选取地理区域、物产资源和精神气质三个角度进行定点透视，以点带面，基本还原了湘西的本真面貌。三种差异明显的地理叙事模式，呈现出沈从文在观照湘西时的情感转换与焦点位移：个体→地方→国家。这一演变轨迹，实际上与创作主体的身份变迁密切相关，它表征着不同历史情境下作家内心特定的情感诉求、文化思考与历史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