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东晋南朝尼姑事迹考

东晋南朝时期,佛教有很大发展。中国的比丘尼始于晋代的净检,自此以后,代有其人。尼姑的社会阶层极为复杂,其中有因家贫守寡而出家者,有替家长、家人求佛祈福而出家者,有因不愿出嫁或对婚姻不满而出家者,有身陷强虏沦为奴婢而韬光养晦出家者,有出身高门或佛教世家而出家者,也有为解除自身病痛而皈依佛门者。出家之后,其情况也各色各样。有的枯守青灯,节行精苦;有的凡心未泯,败道伤俗;有的身披袈裟,交通王侯;有的脱离寺院,重新还俗。本文试图以梁释宝唱撰《比丘尼传》为主要史料,结合正史资料加以梳理,并以民国年间震华撰《续比丘尼传》中的材料加以补充,力求揭示这一时期尼姑生活的基本面貌。     

东晋南朝估税初探

作为东晋南朝时期特有的商税税目,估税既是对商品交易者课征的财产税,又是最重要的交易税,在东晋南朝的商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估税是随着东晋南朝商品经济大发展而出现的,因此它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估税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内容反过来又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     

论土断

土断是理解东晋南朝侨旧问题的一大关键。东晋南朝 2 70余年间 ,明确见载于史的土断计有十次 ;各级地方政府进行的小范围或地区性土断 ,则一直没有停止过。东晋南朝的土断 ,主要是为了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整理侨州郡县 ,力图使混乱不堪的政区走上正轨 ;二是改白籍为黄籍 ,以期取得“财阜国丰”的局面。虽然土断的实际效果不甚理想 ,但屡行不辍的土断 ,却对东晋南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 ,乃至后世的历史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东晋南朝陈郡殷氏研究

陈郡殷氏为魏晋南朝时期的重要士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过重大影响。陈郡殷氏西晋时在政坛已开始崭露头角;东晋南渡后,出仕为宦者不乏其人;到南朝齐时已形成一支相当活跃的政治势力。陈郡殷氏能够维持高门地位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婚媾士族,借以提高并保持其政治势力;二是文化传家,使家族中文才相继,好学、博学之士不绝于书,保持了子弟较高的基本素质。     

东晋南朝尚书郎门第考论

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分为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前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均高于后者.把持政权、居位执政的侨姓高门士族为第一流高门,其他位望稍逊的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为二流高门.该时期尚书郎的任职以二流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士族为主体,间或有少量第一流高门士族,再辅以中低等士族.因此"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 的观点是不妥的."一流高门不愿意充任尚书郎"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应太绝对化.     

东晋南朝画像砖的承继与流变

画像砖是我国极具特色的墓葬建材和艺术品,它在东晋时期产生了多砖组合的拼幅画像这样的新形式。这种新式线刻画像在南朝帝陵和王侯贵族墓中突然勃兴,出现了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羽人戏龙、羽人戏虎等这样的宏幅巨作。南朝晚期画像砖以浮雕为主,由线刻的"密体"发展为丰实的"疏体"。南朝时期,画像砖分布范围迅速扩大,形成了以都城建康和雍州襄阳为核心的两个中心区域。画像砖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画像砖形制多样,题材丰富,既有对传统题材的继承,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及佛教题材也大量出现。佛教对画像砖墓的影响呈现出一种自中间而上下、由周围向中心发展的趋势。南朝墓葬画像砖也对北朝和隋唐墓葬产生影响。     

略论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其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之所以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阳翟褚氏与东晋南朝政治

阳翟褚氏起源于春秋时代 ,乃以官为氏 ,是由褚师氏演变而来。汉代褚氏以经学、文学显。两晋之际 ,褚氏由阳翟移居丹杨。东晋时期 ,褚裒崭露头角 ,并以外戚身份进入权力中枢 ,成为高门士族。南朝时期 ,褚渊在宋齐交替之际扮演了重要角色 ,褚氏继续保持高门文化士族的地位 ,并形成了以孝为核心的家风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资料概述

东晋南朝墓志处于我国古代墓志从产生到定型的关键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迄今为止,历代所见出土东晋南朝墓志共72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六朝历史、考古、文物、语言、文字等众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开展,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之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代,侨州郡县普遍设置乃至成为一种制度。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政区增滥现象、其他种类特殊政区的成立、政区制度的没落与虚妄等等,都与侨州郡县相联系。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     

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

清朝初年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被称之为“复明运动”,它是南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复明运动”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复明运动”个案的研究,“复明运动”应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参加者不仅有明朝的宗室、文武官员,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目的是为恢复汉族的衣冠文物制度。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金代女真族科举考试制度研究

金代女真科举考试是专为女真族人设置的一种入仕考试。它始于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在世宗、章宗两代趋于极盛。这种考试具有完整的应试、选拔、录用制度,为金遴选了大量治国人才,对元、清两代的蒙、满少数民族科举考试产生过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民族教育、科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试论南宋初年高宗对金退避妥协的原因

南宋政权建立后 ,面对金人南下的威胁 ,宋高宗采取了退避妥协的政策。这一政策 ,成了南宋社会一切矛盾冲突与危机的总根源。南宋初期 ,政权腐朽 ,高宗无意中兴 ,军政涣散 ,力量薄弱 ,社会矛盾突出 ,统治力量分散 ,是高宗退避妥协政策的原因     

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实行市场化的按劳分配,必须对传统按劳分配理论有较大的突破,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原则.按生产要素分配,必须摆脱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和束缚,应该把按生产要素分配看作是市场经济共有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两者的结合是有层次的结合,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南宋官府校勘述论

对于南宋官府校勘,迄今尚少有人论及。作者首次勾勒出南宋朝廷对经史子集四部书进行的12次校勘之概况。南宋在校勘总次数、规模、所校书籍之历史地位等六个方面都与北宋相差甚远、作者探讨了这种差距的成因,并对官方校勘与私家校雠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研。     

东晋文人的历史特征及其演变

西晋灭亡后,在江南建国的东晋王朝上下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历史反省思潮。在此环境中,东晋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核心人物虽然皆出身于门阀士族,但却形成了有别于前代名士政治的两大特征,即对事功的重新重视和个人才能的文武合一。随着名士文化的发展,在士族文人中又逐渐产生出另一重文化人生,同时对名士政治的价值理性不断地进行消蚀。     

新疆博湖托茂人的源流与现状研究

“托茂人”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一个穆斯林群体,主要居住在青海省祁连县和新疆博湖县查干罗尔乡及焉耆县永宁乡。新疆“托茂人”的源流及变迁历来未有定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文章运用人类学的视角,对新疆博湖等地托茂人族源等进行了梳理分析,并通过实地考察其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对其人口、经济结构、生活习俗等现状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