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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与特点共和建设讨论会,1912年2月由孙洪伊、汤化龙等人在上海发起。孙洪伊,字伯兰,天津人,清末立宪政团宪友会发起者与组织者。武昌起义后,他南下上海,以观后变。汤化龙,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清末立宪派头面人物,宪友会重要成员。武昌起义后,他出任湖北都督府政事部长,后因革命党人排挤,于汉阳失陷后随黄兴到上海。1912年1月,为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副长,不久即“以不愿食鸡肋”而辞职。2月12日,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孙、汤等认为:“今后之民党,果挟有大党以盾其后,政府将俯就之不暇”,遂联络上海的一批立宪党人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集合同志,讨论民国建设诸问题,以为组织政党之备”。经过两个多月的广泛联络,签名入会者已达三百人。计划刊行的会报也筹备就绪。4月13日,在上海老靶子路扆虹园召开成立大会,一致通过刘崇佑提出的共和建设讨论会会章及各省交通处规则、经费出纳规则各草案,并公推汤化龙为主任干事,谢远涵、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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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政党纷出,是武昌起义后政治斗争形势的集中反映。它生动地表现了共和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也直接表现了各阶级、各阶层围绕权力分配问题的不同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因此,对民初政党进行系统地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经验教训,同时也有助于深刻认识袁世凯窃权上台的社会基础及其反动本质。本栏作者曾业英、徐辉琪二同志,几年来从搜集材料入手,对民初政党进行了比较扎实的探求。他们几乎遍查了迄今尚能找到的当时的报刊杂志,并尽可能地查阅了有关个人信扎、未刊稿及档案资料。我们将陆续刊载的,即是他们计划撰写的《民初政党》一书的部分初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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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虹娓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4)
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党政治,组党建党,议论时政,从政参政,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主流之一。考察孙中山与民初各党派的密切联系,可以发现,孙中山做为革命元勋和民国首任总统,深受各政党欢迎。但他并没有盲目地不顾中国当时形势大力鼓吹民主政治,而是根据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从国家统一的大局和民主共和的远景出发,去引导中国幼稚的政党政治,为使中国出现规范的政治生活和各政党走上正确的轨道做了大量工作。因此,孙中山在民初时政治上并非"消沉",也并非"醉心"实业。如果仅从同盟会与国民党的角度去考察和评价孙中山民初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是非常片面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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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政党失败的深层原因是中西政治精神的巨大差异。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西方政治,强调“多元共存”的共和精神;建立在伦理关系基础上的中国政治,强调权力独占与以礼节情的道德力量。与此同时,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消解了“多元共存”的共和启蒙。反思中西制度成长的差异,“革命”取代“共和”成为现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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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一切制度的移植,都必须贴上“国利民福”的标签,否则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为此,民初政治精英在移植西方政党理念的过程中,更多地融入了时代的价值取向。作为自由政府“固有灾祸”,以获取权力为首要目的的政党,变成了“国利民福”的载体,其掌握政权与否,“殊所不计”;本无优劣可言的政党制度,变成了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两大对峙”。政治精英对政党理论的错误解读,使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间产生了巨大反差,加速了政党合法性的丧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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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 蔡锷对民初政党的态度及其与进步党的关系问题,是与蔡锷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相联系的。民国成立后,围绕着所谓议会斗争,各派政治势力异常活跃,政党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这时素怀致治抱负的云南都督蔡锷也跃跃欲试。他私下对人说:“吾辈革命,非徒破坏,尤须建设。然建国必须联合意志相同、患难相依之人,共同努力,方能有成。”并亲自草拟公约,在云南组织建国团,准备大干一场。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蔡锷又忙于军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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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泓 《高等函授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0(2):28-30,37
民国初年中国政坛上出现了政党组建与活动的高潮。其间,政党的离合过程对孙中山早期的政党政治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整体来看,孙中山的民初政党政治思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可以说是其近代政党政治思想的核心。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孙中山的政党政治思想既不同于一般传统的和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思想,也与近代大众政党政治思想有别,具有明显的精英化倾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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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奴隶制内部矛盾的发展,对于罗马社会经济的影响奴隶制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上必经阶段。恩格斯曾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手工业有较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这样就为古代世界文化的昌盛,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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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时期,行政区划基本上是路、州(府)、县三级制。 北宋,甘肃境设三路、二十四州(府、军)、五十一县。(监、尉司)路置转运使,总民兵之事,州的县官称某某知事(简称知州),县的长官称知县。县除首都所治为赤县,首都之旁的县为畿县外,以户口多少和经济发达程度为标志把县分为五等:四千户以上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下。 永兴军路,治所京兆府(今陕西省西安市)辖甘肃境的庆阳府、环州、宁州。庆阳府(宋徽宗宣和七年即公元一一一九年改庆州为府),统三县:安化(今庆阳县)、合水(宋神宗熙宁四年即一○七一年置,省华池、乐蟠二县为镇,今合水县)、彭原(原属宁州,宋神宗熙宁三年即公元一○七○年划归庆阳府,今宁县)。环州,(宋太宗淳化五年即公元九九四年改通远军为州),领通远(今环县)一县。宁州,统三县:定安(今宁县)、襄乐(故治在今宁县东北)、真宁(今正宁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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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时期,又回复到秦汉的郡、县两级制。 隋文帝为改变州、郡、县三级体制过于分散的状况,于开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按照“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裁并郡县,取消郡一级建制。炀帝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又改州为郡,恢复郡统县的两级制。郡的长官仍称太守,另设司隶和刺史分部巡察,主掌监察。这一时期,甘肃境设十六郡、七十六县。 安定郡,治安定(故治在今泾川县北),统七县:安定、鹑觚(今灵台县)、阴盘(故治在今平凉市今东)、朝那(故治在今平凉市西北)、良原(故治在今灵台县西北)、临泾(今镇原县)、华亭(今华亭县)。 北地郡(北魏置豳州,西魏改宁州),统六县:定安(郡治,今宁县)、罗川(隋开皇初改阳周为罗川今正宁县)、彭原(故治在今镇原县东)、襄乐(故治在今宁县东北)、新平(今陕西省彬县)、三水(故治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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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甘肃省行政区划基本上是省、专区、县三级体制。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省、道、县三级体制。当时甘肃设七道、七十七县。 兰山道,治皋兰县,辖十五县:皋兰(今皋兰县)、狄道(今临洮县)、红水(一九一三年由皋兰县析置,今景泰县)、导河(改河州置县,今临夏县)、宁定(一九一九年在导河县太子寺设宁定县,今广河县)、洮沙(一九一四年由沙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