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弱势群体的一些思考

弱势群体在其基本的群体特征上具有物质经济上的匮乏、生活的无助与脆弱 (经济、政治等 )、易演化为集体行为的特征。现阶段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不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并且已经构成了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迅速摆脱自身的困境 ,解决自己的问题。笔者认为 ,作为社会问题的弱势群体问题需要广泛动员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 ,积极构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在这方面 ,笔者从政府社会保障层面 ,经济层面 ,社会政策层面 ,NPO、NGO层面几个层面进行了思考     

网络社会的风险控制

伴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已进入一个“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特质在于其全球性、虚拟性和开放性,这使得“网络社会”内在地包含着结构性风险,所以,“网络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风险社会”,而如何防范和管理“网络社会”的风险正成为当今人类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略论新社会风险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区别

当代社会、经济和科技产生了许多新发展,而现代社会的这些进步也同时带来许多风险与危机。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新社会风险”作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新视角逐渐兴起。新社会风险视角不仅给社会政策理论带来了新的转变,而且对各国的福利改革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工业国家都开始强调在知识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应该重新审视福利保障制度原则,加强社会包容,建立一个以应对“新社会风险”为主的福利国家。基于此,研究新社会风险的概念内涵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区别,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西方发达国家福利改革的新动向,而且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也将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诸多借鉴。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     

社会网络、经济发展与农村医疗经济风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农村地区面临着医疗经济风险增大的困境,在村庄治理模式下,社会网络是否有利于降低农村医疗经济风险？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医疗经济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1）社会网络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医疗风险,在控制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影响后,社会网络的作用仍然显著;（2）家庭收入成为约束条件,制约着社会网络在农村医疗风险中的作用,低收入农村家庭社会网络所起的作用显著;（3）从区域来看,在东部地区,社会网络对降低农村家庭医疗风险的作用有限,而中西部地区较为显著;（4）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网络对农村医疗风险的作用将会逐渐弱化。本研究有助于认识社会网络对农村医疗经济风险的保障作用,并为如何解决农村医疗经济问题提供初步的决策依据。     

网络突发事件的生成与治理： 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分析

从风险的角度看,网络突发事件就是一个以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也是一个在网络与社会现实不断互动中放大社会风险的系统.本文以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为分析工具,对网络突发事件的酝酿与生成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以风险治理为切入点对网络突发事件进行治理,从风险控制转向风险沟通,重构风险传播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关系等若干政策性建议.     

论工业社会的形式化之维

当今人类之所以遭遇了风险社会,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形式化现象难辞其咎。工业社会的发展是一直走在形式化的道路上的,这个社会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出对形式的格外关注,反映在人的生活和活动中,则是形式主义盛行。虽然工业社会的形式化并不是风险社会的直接原因,但这种形式化反映在思维方式上,则形成了一个只有形式而失去了本质的世界观。或者说,我们的世界观是不完整的,所反映的只是世界的形式方面。基于这种残缺世界观而形成的实践方案并付诸行动,必然要陷入与世界的冲突之中。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以及社会治理活动中,以形式民主的方式开展的活动,不仅不能解决人类所遭遇的问题,反而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生产出了诸多社会风险。     

试论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

环境风险是风险社会的产物,具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这使得行政机关不得不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决策,而行政裁量权的行使可能会侵害公众的自由和权利。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重新思考环境风险的性质,通过程序规定促进实体问题的解决。具体而言,需要完善公众参与,规范行政机关的决策程序,在执行中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自我管理的作用,同时加强公众监督。     

职业金饭碗:国际IT认证

IT人才匮乏目前从世界范围的人才市场来看,IT人才匮乏成为全球的呼声:国内也不例外,IT人才的需求占了人才市场的半壁江山。实际上IT人才大概可分成三大类:一类是专业技术人才。这些人对数据库和网络对现在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非常了解,他们是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和设计软件硬件系统的体系架构的专家。第二类是熟练的程序员,他们掌握一两种软件开发工具,同时又掌握很好的编程程序,属于技术应用人才,也就是如今常说的软件蓝领。第三类是知道如何利用技术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效益的人才。这种人才懂技术,同时又知道怎么用IT技术帮助其他企业的发展和提高,制造出客户满意的产品,帮助客户解决实际问题,能为社会提供综合     

风险社会视阈下的政治重建批判

在人类历史进入风险社会后,由于高度发达的工业打破了社会原有秩序的平衡,从而导致因果链条的颠覆与物质和意识关系的颠倒,最终致使传统的非政治因素具备了政治作用,那么政治重建就成为了必然的时代话题和理论焦点。然而,在风险社会背景下进行政治重建并非易如反掌,因为其中所蕴含的风险问责与责任主体虚位之间的悖论、民主悖论、社会保险悖论和理性悖论使政治重建举步维艰。通过对这些悖论的揭示,就为风险社会的控制和治理从重视个人利益的作用、"未来"与"现在"之间的关系、民众的切身利益三个方面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对农村精神文化症候的系统审视

目前农村"精神文化症候"主要体现在农民科学素养、政治参与、法律与道德、宗教信仰、精神文化生活等几个方面,它是由农村社会精神文化变迁引起的,与农村物质、人才的匮乏和农村制度配置的失当紧密相关,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不同层面的文化内容的失衡引起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精神文化症候,必须对农村社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方面进行协调统筹,实现精神文化症候的标本兼治.     

风险行业的公众沟通与信任建设:以中广核为例

对风险管理机构持久而广泛的不信任,已经成为当下风险沟通的最显性难题.本文以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为例,探讨核电企业如何在信任缺失的社会语境下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在风险沟通实践中,中广核建立短期信任的努力,体现在借助“公众开放体验日”等活动营造开放的公众体验,主动展开沟通,以及运用新媒体丰富沟通平台等方式中.而长期信任的建设,则更多借助于核电科普、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风险沟通日常化和长效风险沟通机制的建立.当然,社会信任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被纳入更复杂的社会语境中进行考虑.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科技人员道德建设

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正处于风险社会之中。科技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科技风险作为风险社会中的重要风险源之一,使得科技人员在风险社会中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与重要,部分科技人员的道德失范加剧了科技风险。为了减少科技风险,使科学技术向造福世界的健康方向发展,有必要加强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科技人员道德建设。     

消费社会物质丰盛与精神匮乏的悖论——在异化消费中诉求消费理性

消费社会是一种诞生于后工业社会、具有典型消费特征的人的生存状态.异化消费下的消费主义客观作用于人的存在方式导致人的生态出现了危机、人的异化.弱化异化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突破人的物质占有和精神匮乏的悖论有助于人诉求消费理性和自我实现.     

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基于上海市的调查数据

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社会关系网络在就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将最终影响到就业的质量.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匮乏,就业质量偏低,其中就业质量受社会网络阶层差异的影响最为显著.网络阶层分布越广,工作收入越高,工作满意度也越高,与雇主的心理契约达成状况亦更佳.此外,网络规模越大,工作满意度越高.而网络紧密度与工作收入、参保概率呈负相关.在此基础上,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社会资本存量,最大程度发挥社会资本的效用,笔者提出若干尝试性的建议.     

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

开展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社会参与机理的探讨,关键是认识两个问题：一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为何需要社会参与;二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能够实现。就第一方面来讲,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治理结构和功能发挥无疑都离不开社会参与。就第二方面来讲,社会中的企业、社会组织和网民个人是网络风险最广泛的承受者,但他们独自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聚群应对,同时,他们具有的慈善情结、自愿意识也能激发出社会贡献心理,从而产生参与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行为。据此,要实现网络风险协同治理,关键要明确协同治理需求,形成社会参与共识;建立协同治理体制,确立社会参与职能;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社会参与动员;创新协同治理组织,拓展社会参与方式。     

以CPS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安全风险及监管控制

数字与传统基建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成为新基建的重要战场，新基建产生新业态、新发展，也必将衍生出不同于传统环境的风险，因此工业互联网在发展“新基建”的同时必须警惕新风险的降临，预防与控制工业互联网风险愈发重要。工业互联网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yber physical systems，简称CPS)为关键技术，论文梳理以CPS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安全风险特征，提出“新基建”建设背景下工业互联网应持续加强CPS标准体系建设，推进政府与社会多方主体协同共治，建设数据要素预警库，加强风险监测、数据治理与应急管理。      

网络"树洞":一种古老传播形式的媒介化重生

不同于传统“树洞”,网络“树洞”是一种中介化的准人际传播。不过,它仍旧是在个体自我言说之欲望与秘密泄露之担忧的矛盾心理下产生的。由于媒介平台的介入,网络“树洞”实现了传受双方的联结,并且在平台商业属性的影响下,其传播内容呈现出议题类型化与表达故事化的特征。事实上,网络“树洞”在作为非正式的社会安全阀的同时,也成了社会风险的潜在孵化地。进而观之,如何让网络“树洞”中呈现的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议题,如何让网络“树洞”中由相似经历而引发的情感共鸣不至于带来群体极化,如何让网络“树洞”中的互动交流不会滑向窥私狂欢,显然是当下我们亟须解决的难题。     

观点举要

儿童贫困也不仅仅是因家庭经济困窘而不能享有适当的物质生活,同时,还包括人力资本发展机会的匮乏、家庭社会网络资源的贫乏、表达自己要求和希望的权利缺乏、以及参与权利的缺失等。儿童贫困既是贫困代际传递产生的重要原因,也被认为是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果。     

中国乡村社会的外生纠纷解决 ——以行政性代理机制为视角

行政性代理是基层司法所应对外生纠纷的一种常见处置方式。行政性代理的发生,缘自乡民的自愿选择,是村镇干部基于维稳职责或权力互惠需要而进行选择性执法的结果。行政性代理借助“情理法力”不同程度地运用,为纠纷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的地带,有效规避了因“地方性知识”不对称、“情理”适用局限、“法”无法得到完全接受和贯彻等原因引发的纠纷解决转为暴力对抗的社会风险。在纠纷解决资源依然匮乏的乡村社会,面对日益增多的外生纠纷,司法所仍需部分承担并发挥其法治引导与纠纷化解的重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