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罪构成要件及防治对策

洗钱罪是对某些特定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进行掩饰、隐瞒的犯罪行为。本文从洗钱罪的概念入手,分析洗钱罪的构成要件,探讨有效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对策。     

洗钱罪适用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实施为背景

洗钱罪是公认的国际犯罪。1997年，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洗钱罪，并通过修正案不断完善对其的定罪量刑。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就洗钱罪再次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在洗钱罪主观方面，《刑法修正案（十一）》虽然删除了“明知”一词，但在对洗钱罪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考量上，应考虑其对行为对象性质的认识程度，将间接故意包含在主观要件中。在洗钱罪打击范围上，《刑法修正案（十一）》取消了“帮助”“协助”等表述，洗钱行为不再局限于对上游犯罪人的帮助行为，而是将上游犯罪人包含在洗钱罪主体范围内，对司法实践尤其是国际间追逃追赃合作具有重要作用，也为追究跨境洗钱犯罪行为提供了便利。     

论我国洗钱犯罪的刑事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下的洗钱罪存在缺陷,应该重新界定洗钱犯罪的概念。具体讲,洗钱犯罪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客观行为必须体现实行行为的特征;其主体是包括上游犯罪行为人在内的自然人和法人;主观要件既包括故意又包括过失。     

洗钱罪特征及惩治对策初探

洗钱罪是一种新型的国际犯罪.从国外洗钱罪案例入手,阐析了我国洗钱犯罪客体、洗钱犯罪的客观要件、洗钱犯罪主体和洗钱犯罪的主现要件,提出了应付洗钱罪的对策.     

《刑法修正案(十一)》洗钱罪扩张适用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完善了洗钱罪的刑法规定,删除了"明知""协助"等表述,从而改变了洗钱罪的内涵和外延.一方面,"明知"表述的去除使得洗钱罪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另一方面,"协助"表述的去除将自洗钱这种新的犯罪类型引入洗钱罪中.在自洗钱罪名认定时,要严格区分自洗钱行为与不需要处罚的事后行为,从而实现在扩大洗钱罪合法适用的同时保持其教义学的自洽性.     

论洗钱罪的几个问题

洗钱罪是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之一.对于我国控制洗钱犯罪以及在控制洗钱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但是,洗钱罪的规定尚有不完善之处.本文从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对洗钱罪主观方面"明知"程度进行界定,以及对洗钱罪主体范围进行讨论等几方面,对完善我国洗钱罪的立法提出几点建议.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问题研究

洗钱行为作为有组织犯罪集团发展其犯罪产业的重要手段已经遍布全球。如何有效地防范洗钱犯罪成为各国的共同课题。然而关于洗钱罪的范围各国刑法又界定不一,特别是我国刑法关于此罪的规定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从洗钱罪与赃物罪对比中重新界定洗钱罪的范围,对于有效防范洗钱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洗钱犯罪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犯罪发展的态势,增设了许多新的罪名。本文对洗钱罪这一新罪名作了初步探讨。介绍了洗钱活动的由来、国际上有关洗钱犯罪的立法状况及我国有关洗钱犯罪的刑事立法,从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详细阐述了洗钱罪的四个构成要件,着重谈了关于洗钱罪的犯罪对象问题、洗钱罪与其他罪名的区别及如何认定“情节严重”的问题,分析了洗钱罪与窝赃罪、非法将外汇存放境外、转移境外罪的区别,并对如何认定情节严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反洗钱犯罪研究

洗钱犯罪目前已成为国内危害最大的金融犯罪,针对该情况,我国《刑法》曾两次对洗钱罪进行修改,并制定了《反洗钱法》,与此同时,我国的反洗钱机构也陆续建立和完善。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洗钱罪犯罪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这说明我国的反洗钱机制存在重大缺陷。本文将通过对洗钱的方式和基本流程的分析,论述如何预防和控制洗钱行为。     

洗钱罪构成要件探析

我国新刑法规定的洗钱罪,作为对某些特定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进行掩饰、隐瞒的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追究犯罪行为的正常管理活动;本罪的主体是上游犯罪分子及上游犯罪共犯以外的人,属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在客观方面,洗钱就是对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不法性质和来源进行掩饰、隐瞒的行为,其手段和方式多种多样;在主观方面,本罪属故意犯罪,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论单位受贿罪的认定及相关问题

单位受贿罪由于实施主体的特殊性,在实践中查获的案件很少,但是社会危害性却很大。单位非法向内部职工收取各种集资、摊派费用。国有单位如学校、企业等利用其垄断地位乱收费等行为,都可能构成单位受贿罪。司法机关对单位受贿罪的认定标准过于严苛,对单位受贿罪和受贿罪的犯罪成立数额做了相差悬殊的界定,违背法益侵害这一犯罪本质,也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我国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规定了有关私营部门内的贿赂犯罪,包括向私营部门工作人员行贿犯罪和私营部门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与之相比较,我国有关私营部门内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尚存差距,主要表现在:主体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贿赂的范围比《反腐公约》窄;行贿方式规定单一;对商业受贿犯罪贿赂的归属规定不明;入罪范围比《反腐公约》窄。具体的立法完善建议:修正罪名;完善体系;扩大贿赂的范围;扩大行贿罪的行为方式;取消有关数额的规定,将数额犯修改为情节犯。     

论受贿罪的共同犯罪问题

受贿罪是职务犯罪的一种 ,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受贿罪共同犯罪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犯罪。无论在犯罪主体上、共同行为上、共同故意形成的时间上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均有其特点。本文着重探讨了理论界争议较大的问题 ,诸如国家工作人员教唆非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 ,对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定性问题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利之机直接收受贿赂或索取贿赂的行为的定性问题 ,以及共同受贿人受贿数额的认定及其刑事责任问题     

抑制贿赂犯罪的法律制度设计

贿赂犯罪泛滥的根本原因是低风险 ,这和贿赂犯罪证据相对稀缺密切相关。而现行法律对于行贿、受贿同时打击的双打法律制度 ,促使双方为避免刑事追究形成利益共同体 ,贿赂犯罪的信息、证据更难以逸出、取得。应当充分重视行贿、受贿双方内部固有的矛盾、对抗关系 ,并相应地设计采用单打法律制度 ,利用制度的力量 ,促使双方自始至终朝冲突、对抗的方向发展 ,从根本上解决贿赂犯罪证据稀缺问题 ,最终提升贿赂犯罪受查处、惩治的机率 ,收抑制其发生之效。     

关于商业贿赂犯罪的几个问题

商业贿赂犯罪是因商业贿赂行为触犯了刑法的禁止性规定而构成的犯罪,是一类犯罪行为的概括称谓,本身并非规范的法律术语.商业贿赂犯罪严重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破坏公平竞争、平等有序的市场行为准则.商业贿赂犯罪与贿赂犯罪在外延、主体范围及犯罪目的等方面均有不同.准确界定商业贿赂犯罪的界限范围,厘清商业贿赂犯罪的构成特征和"贿赂"的内容,是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的关键.     

新型受贿罪与信赖保护说及其贯彻

影响力受贿将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扩展到国家工作人员之外的“关系密切人”、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由此导致对受贿罪作为职务类犯罪的疑问,进而继发性地引起对本罪保护法益的思考;将“国民对公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作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以此为指导扩大“贿赂”的范围实有必要。     

受贿罪之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量化研究

在当前受贿罪的司法认定中,我们一般都只关注到受贿人在“收受贿赂”这一侧面所表现的行为定性和定量问题,而对其在权钱交易的另一侧面,即作为贿赂标的物存在的“渎职弄权”行为却研究甚少.这种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的量化不足将使得我们只能得到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的定性结论,却无法根据不同的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在量刑上做出有效区分.通过对侵害公权力行为严重性程度量化的可能性、量化标准、立法与司法应用的探讨,以期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配以死刑的立法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过于强硬,现行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最高刑配置死刑。但从刑法法益角度来看,更希求于刑法对生命价值的保护,而不是对生命权的限制。因此,在法制全球化的过程中,为应合我国限制对死刑权的扩展,就应该反思目前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配置死刑的制度。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

在受贿罪客体各种学说中,廉洁性说是恰当的。廉洁性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此分析"为他人谋取利益",肯定论诸说都存在与受贿罪本质的矛盾之处,而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会使问题迎刃而解,会与受贿罪本质保持一致。     

受贿罪认定中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

受贿罪作为一种严重的渎职犯罪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具体案例 ,还存在着罪与非罪认定上的难点 ,特别是对贿赂范围的界定 ,翰旋受贿中纵向和横向制约的关系。对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认定等问题 ,确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基于此 ,本文拟探讨上述相关问题 ,以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受贿罪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