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哈托时期印尼与美国关系的国家利益分析

苏哈托时期的印尼与美国关系是影响东亚地区重要的双边关系.回顾两国关系发展的历程,其关系紧密却并不平稳.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察,以生死攸关利益和两国的价值现念为主要依据分析两国关系的发展,以及美国在对印尼关系中重点考虑的利益的变化,认为决定两国关系最根本的因素是国家利益,它贯穿两国关系发展的始终.     

冷战后中欧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冷战后中欧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低迷、调整与迅猛发展三个阶段 ,其中固然有中、欧相互之间的一些内在因素所使然 ,但从外部看 ,美国因素不可忽略。本文拟考察在中欧关系的发展过程中 ,美国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20世纪前期菲华族际关系演变中的美国因素

20世纪上半期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是形成菲律宾社会制度的重要外在因素。作为菲律宾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菲律宾人与菲律宾华人之间族际关系始终以美在菲的利益为导向,并通过具有两面性的菲律宾民族资产阶级予以贯彻和实施,造成菲华族际间和谐关系遮蔽于紧张氛围中,导致两族关系时而紧张,时而和谐。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是菲华两族认知混乱和菲华两族关系紧张的重要外在因素。     

影响日朝关系正常化的美国因素

日本与朝鲜间关系的发展不仅是两国出于各自利益的主观意愿,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度和利益。朝鲜半岛重要的地理位置不仅使其在历史上成为各大国互相争夺的焦点,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战略工具。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更加重视朝鲜半岛在美国东北亚地区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美国以朝核问题为切入点,制造地区紧张气氛以维持和加强日韩对美国的军事、安全需要,同时将日朝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纳入自己的地区战略和掌控之中,以维持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遏制中国。可以说,日朝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度和利益,也因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央—地方关系视角下中国印尼经贸合作的风险因素分析

印尼作为21世纪的新兴经济体,具有很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国家。佐科总统上台执政后,提出了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印尼的国家发展迈上了新台阶。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与印尼的经贸合作蓬勃开展,以雅万高铁为代表的务实合作取得了一定成就,双方也开始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的问题。但是,受印尼国内特殊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影响,中国印尼经贸合作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因素,原始忠诚和诸侯政治从政治层面影响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开展,地方自治法令与土地私有制则从经济层面制约了双方经贸合作的开展。     

布莱尔时期英美"特殊关系"

英美＂特殊关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这一关系对两国的国际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莱尔担任英国首相期间,继承了传统的双边关系,同时也表现出很强的时代特殊性。总体来看,布莱尔时期英美＂特殊关系＂仍在强化,两国在双边互动与国际合作中联系更为紧密,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外交等领域的合作得到深化。同时两国在传统国家利益和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上,也存有很多分歧。从根本上说,布莱尔时期英美＂特殊关系＂是二战以来双边关系的纵向延伸,是在整体国际环境衬托下,双方共同利益驱动的、既相互需要又互为利用的一组特殊意义的国际关系。     

冷战后美国对中缅关系的错误认知与中国的对策

面对中缅友好关系的发展,美国从自身的观念和利益出发,认为中国支持缅甸军政府阻碍了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因而是不道德的,中国应向缅甸军政府施压以推动缅甸的民主化进程。美国的上述错误认知是不正确的,而且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要重视国家形象,以及与缅甸及其他有关国家合作,采取多种策略加以应对,提升中国的国家软实力,以适应中国崛起的进程。     

中国人际关系营销中的关系营销因素分析

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造就了中国的人际关系是一种人际关系差序格局,中国人生活的社会就是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从人际关系这一途径参与社会的广泛性,中国的人际关系营销从一开始就是关系营销,关系营销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发展基础,二者只是版本不同,但是却殊途同归,拥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存在进一步整合的空间.     

“9·11”事件后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军事关系的正常化

冷战时期，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关系。1991年帝力事件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在国会的压力下中止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援助。1999年8月东帝汶公投独立后，印度尼西亚军方及其支持的民兵对东帝汶进行了攻击，美国国会对两国军事关系进一步作出限制，两国军事关系跌入低谷。“9·11”事件后，随着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及力量平衡的微妙变化，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积极推动恢复两国的军事关系，在印度尼西亚有巨大利益的美国大公司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也都积极游说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和国会。这些因素促使两国军事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美国全面恢复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援助。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分析

近年来,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转化为美国尽力维持在东南亚的单极霸权。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军事战略重点向亚太转移,并将东南亚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本文试图从历史脉络入手,对美国的东南亚战略进行分析,并研讨其对中国的影响。     

中美经贸关系影响因素论

在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和"建设性合作关系"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具有安全和外交战略层面的意义。交替出现的各种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当中美政治关系好转时,经济因素的作用就会加强;当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激烈时,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就会凸显。当积极的经济因素占主导时,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便会一帆风顺;当消极经济因素出现时,中美经贸摩擦便会明显增多。充分利用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将有利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顺利发展。     

国会研究:美国研究的新支点

美国国会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冷战结束以后 ,国会在美国对外政策 ,包括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把握美国国会及美国国内政治 ,成为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本文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学者对国会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对美国国会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提出了分析当代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发展的两个角度与分析方法 ,以期为我国的国会学与美国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见解     

美国“文化的唯物主义”及其理论走向

“文化的唯物主义”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形态。它是沿着两种不同的思路建构起来的 :一种是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成果 ,在经济和日常生活层面上 ,建立经验的文化哲学 ;一种是汲取欧洲“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 ,在语言意义和意识形态层面上 ,建立批判的文化哲学。本文着重考察这两种思路在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传统和对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文化阐释上的不同观点 ,揭示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多元理论走向。     

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美国福利政策演变

受个人主义文化观的影响,早期美国社会政策强调个人责任和地方政府责任,联邦在济贫方面的作用有限,这也导致了美国慈善事业的迅速发展。20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改变了美国人的观念,美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福利的综合立法《社会保障法》;经过50-60年代的“向贫困开战”的运动,美国迈向了“不情愿的福利国家”行列。形成“不情愿福利国家”的主要因素有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保守主义思想观。     

美苏核对抗困境与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关系

“相互依存”隐含着美苏双方在核对抗时代寻求生存的基本诉求。20世纪60年代,美苏双方从各自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凭借着核威慑这个“万灵药方”,谨慎地维护各自的安全,使核威慑时代东西方关系缓和与对抗并存。①随着两大阵营内部矛盾的加深、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兴起,美苏核对抗的成本逐渐加大,收益减少,国际影响不断减弱,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显。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美苏核力量对比的消长,促使美苏最终走出核对抗的困境。本文通过对制约美苏核对抗关系各种因素的分析,论述美苏核对抗困境与东西方关系的发展变化。     

解读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博弈中的作用

利益集团是指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获取某种特殊利益而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政治性组织。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主要有资助竞选、政治游说和司法诉讼。利益集团及其游说活动是美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滋生诸多民主问题的根源。为了使政策向本集团的利益倾斜,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及其代表一直在不懈地努力着,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建设者,同时又是破坏者。多元主义既有培育民主的一面,又有践踏民主的一面,因而在学术界既被防卫又被攻击。     

语言管理与美国的语言管理实践

人类管理语言的活动由来已久,但把语言管理作为理论研究却是一个新课题。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其语言生活与管理极其复杂多样,自立国以来基本就是英语与众多外来移民语言的博弈。这种博弈体现在语言管理上就是联邦政府层级的隐性管理与州政府及其他领域的显性管理相结合。     

三国时期东吴、辽东与三韩关系探略

两汉时期,随着中国与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同时开辟了经印度通往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三国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更加密切,不仅有曹魏与邪马台国的交往,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和江东孙吴政权也展开了积极的对外往来。本文试就辽东、三韩、东吴三边关系作初步探讨。     

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颇具改进潜力的理论机制,简单地批判和拒斥这一概念既无助于拓展对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也不符合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现实的直观感受。如果用军备、冷战竞赛或者破坏性政策来代替战争作为因变量,"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更是能够具备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不过即使如此,利用该机制来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时,仍然要仔细审视这对关系是否适用于该理论的关键逻辑--美国对中国的实力增长真正地感到恐惧。从政治心理学中恐惧的概念出发,结合美国国内的相关讨论、政策表述和对华行为,可以看出美国目前并未恐惧中国,其行为更多是为了追逐利益和声誉,其整体对华外交政策以"碎片化"和"追逐风险收益"为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尚未在双边关系中触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主要变化是将"规范"中国的重点从政治和安全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更多是其对冲战略的重心调整而非"质变"。"修昔底德陷阱"尚未触发的结论有其双重意义:积极而言,不必夸大美国的制华政策,激烈的经贸摩擦并不必然滑向"新冷战";消极而言,中美关系仍然有很大的恶化空间,如果持续互动不当,还会招致更具破坏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