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通":谭嗣同《仁学》的精髓与主旨

“通”———以通达、贯通、仁通求变通、运通、流通的思想,即维新变法的思想,而不是激进革命的思想———是谭嗣同“仁学”思想的精髓与主旨。希冀有仁慈的君主、清明的君主专制政治、仁通平等的封建伦理道德、通达流畅的社会经济文化运行境界,才是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实质。谭嗣同秉承湖湘学派理学思想源流,希望朝廷存“仁心”、行“仁政”,从“匡扶社稷”的思想脉络来分析,谭嗣同依然是一个“吁天”的传统士绅。     

论谭嗣同诗歌的思想意义——纪念谭嗣同诞辰一二○周年

<正> 在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事业而殉难的六君子中,谭嗣同是牺牲得最壮烈的一位。他为了救亡图存,贡献了自已的生命。他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伟大的、光辉的人格永远为后人景仰。不仅如此,他留下的二百余首记录着他不朽业绩和战斗心声的诗章,也将永远被后人传涌,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枝色彩绚丽的奇葩。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父亲继洵官湖北巡抚。母亲徐五缘,“性惠而肃”,管教甚严。她生活俭朴勤劳,“衣裙俭陋,补绽重复”、“纺车轧轧,夜彻于外”,这对嗣同一生“绝无嗜好”、从未“吸过烟、打     

近代日本民族的变法和中国维新派改革之比较

当今处在改革大潮中的中国人,不能不想到这样的问题:在近代,为什么同在亚洲,日本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而中国的改革却收效甚微?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曾说:欧洲搞资本主义三百年而治;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中国变法三年即可自立,十年可以富强,二十年可以雪耻.结果却是,变法一百零三天,慈禧太后一翻脸,便把谭嗣同等六君子纳入血泊,康有为、梁启超只因逃往国外才得以保全性命.为什么中国的维新变法是这种惨痛结局呢?将中日情况加以对比,不难了解问题症结所在.     

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矛盾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重要回合,在知识界发生过较大的波动和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他们是代表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谭嗣同又是一直被誉为这派人中的左翼或急进分子,因为他既是主张流血变法的实践者,而他的政治社会思想又闪烁着民主革命的光辉。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由此可知谭嗣同的思想言论,为康、梁等人“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那末他们“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是什么?这非他,就是谭嗣同激烈地反抗封建传统的民主思想和革命愿望。著名的“仁学”写成于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间,不但没有象“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一样的印行,也没有在和谭嗣同有密切关系的“时务报”和“湘学报“发表。不难想象,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固然是洋务派和顽固派所震骇和坚决反对的,也是改良派所不能完全同意的,所以“仁学”至一八九九年在国外才有出版的机会,当由“清议报”印行时,还遭到康有为的干涉,而康、梁又竟擅自删改了其中某些反满革命的言论。今文经学大师、湖南维新派首领之一的皮锡瑞,至一九○一年看到“仁学”,尚惊为“骇俗之文”。可是改良派震惊和害怕的谭嗣同思想,却为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邹容、陈天华、吴越等人所继承和发扬,章太炎虽痛诋保皇党,而称道谭嗣同的“卓厉敢死”为革命道德。不仅如此,即在五四运动后的二三十年中,他那冲决“与虚空而无极”的网罗的精神,仍没有丧失它的战斗意义,陈伯达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写的“论谭嗣同”,就不止是为了写历史论文,而是因为他的反抗封建传统的思想仍是现实斗争的武器。可是谭嗣同的思想,一般仅指出他的“革命倾向”或“革命因素,却忽略了他那曲折而显著的民主革命要求,当然由于他的政治实践,从在浏阳倡办新学开始,到喋血宫门,却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圈子,这是他的矛盾,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着改良与革命两条路线的矛盾的反映。     

谭嗣同诗歌风格略探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是晚清思想文化界的一颗慧星。他不仅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较高成就,特别是他写的诗歌在中国近代诗坛占有显著的地位。     

谭嗣同“坐以待捕”原因初探

通过考察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权限问题,运用史料,对两个流行的观点,即“谭嗣同八月初三夜独访袁世凯”和“谭嗣同八月初九被捕入狱”,加以质疑,提出谭嗣同“坐以待捕”的真正原因,固然有为维新运动不惜流血的献身精神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当时客观形势促成的结果。     

“冲决网罗”与思想解放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多独立思考的思想家。清末流血变法的谭嗣同,就是近代思想史上敢于大胆解放思想的战士。 谭嗣同面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对中国人思想的钳制和束缚,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的口号,叫做“冲决网罗”。这“网罗”,就是封建的“三纲五伦”。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君主用它来桎梏臣下,官僚用它来统治人民,父亲用它来压制儿子,丈夫用它来束缚妻子,这种反动的纲常成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一有触犯,便高叫:“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谭嗣同深恶痛绝地呼喊人们起来“冲决”这“网罗”!谭嗣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他大胆提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者,取之于民所以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他把君臣都看作是办事员,办不好事就“易其人”,撤换他们,这在清朝末年,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思想!提出这种冲决网罗的思想,需要多大的勇气!     

浅析谭嗣同的信佛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改革家,但又是一个狂热的佛教鼓吹者。尤其是一八九六年之后,他的维新变法思想日趋激进,其对佛学的钻研也步步加深。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历史现象呢?一个较为流行的看法是,谭嗣同一八九六年后的信佛是他“悲观厌世”的产物。本文的观点与此相反。谭嗣同一生的思想发展有两次较大的转折:一是一八九四年后彻底抛弃了封建守旧思想,主张“尽变西法”;二是一八九六年后研究佛学,在哲学、政治等方面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体系。这两次变化的客     

论谭嗣同的阶级属性

(一) 谭嗣同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是封建官僚家庭的贵公子,但却悲壮地为与封建地主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事业而献身;他大力鼓吹改良,但又歌颂革命;他竭诚赞助光绪皇帝维新变法,但又号召“冲决罗网”,推翻清廷。康有为、梁启超在谭嗣同死后极力推崇他的改良主义精神,称誉谭是“长虹亘白日,紫澜卷苍溟。”资产     

历代对《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以朱熹的诠释为中心

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其中的“和”有“和谐”之意,但只是讲先王“和而不同”,要求君王讲“和谐”。汉唐诸儒解《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既有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而将其中的“和”解为“和谐”,实际上消解了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又有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等突出“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讲“君子心和”“小人所嗜好者同”,君子“心和如一”,小人“为恶如一”。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并进一步讲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对立。朱熹之后,不少儒者既讲何晏或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又讲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和如羹”,引伸出君子与小人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这些解读对于今天不少学者将“君子和而不同”的“和”仅仅解读为“和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谭嗣同的去留肝胆两昆仑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死事尤为壮烈。在他绝命诗的最后的两句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一般都认为“两昆仑”是指康有为与大刀王五,“去留”是指留下的和逃亡的。还有人认为“两昆仑”是指大刀王五和武师刘某;也有人认为“两昆仑”是指两仆。     

“君子”历史演变刍议

“君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文献中,道德是作为各级贵族的通称而出现的。后经春秋战国兴起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注解提升,特别是儒家的极力推崇和宣扬,逐步由统治阶级的专称演变为“有才德的人”,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奉的道德人格的化身。考察“君子”的历史演变过程,揭示其演变的内在逻辑线索,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君子’在历史文化变迁中所承担的角色及其是非得失,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对其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诠释。一、从“天命君子”到“事业君子”“君子”最早出现在反映夏、商、周三代典制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在后世的文…     

关于谭嗣同戊戌北上的两个问题——兼与黄彰健先生商榷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黄彰健先生<戊戌变法史研究>一书中,著有<论光绪丁酉戊戌湖南新旧党争>及<谭嗣同全集书札系年>两章,深入研究了谭嗣同在湖南的维新变法活动,引证繁富,考证精当,为谭嗣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陆学者邓潭洲先生在其<为改革而献身的谭嗣同>一书中,对谭嗣同一生活动作了简明而准确的叙述,这一叙述是以他对谭嗣同的多年研究作为基础的.但上述两部著作在考证有关戊戌四月谭氏行踪方面,似乎仍然存在若干疑问.由于邓先生已经作古,无从请教.笔者在此不揣浅薄,特此提出,以就教于黄先生和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     

反理学--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北宋是理学勃兴的时期。由于理学继承并发扬了传统的为官方所承认、为老百姓所接受的儒学 ,理学思想实际上是当时哲学的主导思想 ,是人们的精神主宰。而王安石所提倡的“新学” ,以及他所施行的“变法” ,是与理学的宗旨和精神背道而驰的 ,是对理学的反叛 ;在这么一种哲学环境、精神环境下 ,王安石的新学和变法 ,从他提出的那一天开始 ,就注定了要失败的。     

谭嗣同对王船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谭嗣同对王船山推崇备至,他把部山的思想看作是复兴民族,“昭苏天地”的一声春雷．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在其老师欧阳中鹊、刘人熙的指导下,“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谭嗣同全集》第261页,以下简称《全集》）因此,学习能深造有得．“多发前人之未发．”（唐才质《戊戌见闻录川谭嗣同把船山学说和其它古代思想家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再结合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某些社会政治学说,加以融合贯通与择取,为其维新变法制造理论依据．本文拟就此作些粗…     

试论王夫之思想、行性对谭嗣同的深刻影响

<正>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他一生追求真理,并为他所确认的真理而英勇献身,故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他品行高尚,“卓厉敢死”,志行可观,故被公认为是用鲜血换取中国改革的第一人。造就这样一位维新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固然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家庭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方面因素,但纵观谭氏一生的思想、行性,不难发现,明末清初卓越的思想家王夫之对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尽管谭嗣同“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但他如同王夫之那样,建立学说不顾“得罪于先儒”的推陈致新精神以及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献身精神,却是那样始终如一,且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下面拟从四个方面分析谭嗣同思想、行性的发展状况,以见其所受工夫之的深刻影响。     

和谐图书馆的认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并且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和谐”既是哲学范畴，又是社会科学范畴。它的内涵，中华民族的先哲史伯、晏子、孔子等作了比较深刻的概括。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们把“和”与“同”作为对立的范畴进行比较论述，而结论无不是“取和弃同”。因为“和”则生生不息，为君子所为；“同”则穷途末路，为小人所作。     

析谭嗣同倡伦理变革的思想基础

<正> 谭嗣同是中国十九世纪末冲决封建“网罗”、尤其是冲决“伦常之网罗”的最勇猛的斗士。他的伦理变革思想虽然还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其改良主义立场也在其中作梗,但他要变封建道德为资产阶级道德的立场却是异常鲜明的。他几无顾忌地批判封建纲常,热情倡导平等、博爱(相亲相爱)、自由的资产阶级道德,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可与后来的民主革命党人的立场媲美。他主张“冲决君主之网罗”,但他认为那是将来的事,而关于“冲决伦常之网罗”,他却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并希望以此作为变法的基础。他的这一鲜明的勇于冲决封建伦常网罗的特色,使他成为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变革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那么,谭嗣同如此明确坚决的伦理变革思想究竟建立在什么思想基地之上呢?     

康有为谭嗣同思想异同论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最为接近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两人的思想有同亦有异。无论康有为、谭嗣同还是梁启超都注重同的方面而忽视了异的方面。只有全面审视其间的同异,才能对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刘人熙与“船山学社”

刘人熙有强烈的民族精神,主张以传统道德拯救中国。从青年时候他就开始就崇拜王船山,研习王船山的著作。他认为王船山继承孔孟程朱思想又有所发展。刘人熙对王船山的推崇仰慕影响了谭嗣同,使谭嗣同崇拜王船山,但刘人熙又不赞成谭嗣同的"变法",未参加辛亥革命的有关活动,民国建立后虽对民主自由等现代观念有微辞,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民主自由独立的思想,尤其赞成民主共和的建国思想。正因为这样,刘人熙认为以船山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能"新湘"、"新天下",所以他创立了船山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