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的价值回归——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

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对人性和社会价值关怀的缺失使得"理性经济人"预设因然而生,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仍然存在理念上的不足.理性经济人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日益破坏着愈发严重的自然生态关系.生态危机便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后果.克服当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困境.必须以"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点.循环经济作为本质上的生态经济是"生态理性经济人"的活动."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的逻辑起点.     

“经济人”道德状况的历史性

人们对"经济人"范畴是否具有道德性的问题众说纷纭.实际上,理论源于现实、是对现实的反映.要弄清理论上的"经济人"是否具有道德性质的问题,必须首先考察现实历史中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的道德状况,我们看到,现实的"经济人"的道德状况经历了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变化.     

经济主体“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历史纷争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主体是具有"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的争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理性"概念的理解深受"哲学理性"的渗透和影响。古典经济学受西方唯理论认识论的影响,强调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在主体上都是具有完全的认知理性的、对经济现象的掌握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现代经济学在对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学说不断的质疑与批评过程中,创立了"新理性经济人"学说,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了现代西方经济认识论中关于经济人认知理性的主导性观点。     

"经济人假说"与两大经济理论范式

"经济人假说"认为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并且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切理论推导和政策选择的基础和分析起点.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努力克服"经济人假说"的缺陷,不同的经济理论范式具有不同的克服路径.新制度经济学的克服路径在于不断的制度设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克服路径在于彻底的制度革命.     

“经济人”理性假设的误区及其修正

“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前提是理性假设.这一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理性观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片面性与极端化,因为它割裂了真正人类理性的完整性与辩证法因素,强调个体理性,忽视与之相关的社会理性;钟情于自利理性,迷信通过对自利的追求,能促进公共利益、自动实现社会理性;只关注经济理性,忘记了人的终极目标——价值理性的追求;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笼罩下,强化人与自然的分离,造成人类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对立.中国传统的辩证理性观,如“天人合一”、“社会和合”、“义利合一”等,可以为深陷困境的“经济人”假设解套,使之从片面的理性困惑中解脱出来.     

"经济人"假设在当代中国不同阶段的表现及其思考

本文通过对我国建国以来不同时期人们对“经济人”的不同态度和不同表现的分析,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经济人总是依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下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为了让个体“经济人”做出符合社会理性的选择,当前我国迫切需要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和法律,使之成为“经济人”有效的约束条件,让“经济人”在此约束条件下进行理性选择,从而使得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相一致,并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     

"经济人"效用内涵演化追溯、批判与反批判思考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逻辑分析的假设前提,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自从其诞生以来伴随经济学不同流派乃至其他学科的批判与反批判而不断演化.其中,"经济人"的理性即追逐效用最大化之"效用"较古典政治经济学愈来愈狭窄,走上了物质化的不归路.解决"矛盾",或拓宽效用内涵与变量系统(建立广义效用函数),或进行工具主义方法论辩护,或坚持效用固有内涵,认定其作为工具性假设的必要性、科学性,承认其应用范围的限制性及局限性.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实下,坚持效用内涵似不合时宜,拓宽效用内涵可以获得万能的解释力但实际上陷入了无用论的境地.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区分经济学研究的不同视角,从而需要各自的效用内涵.     

“理性经济人”与实体性思维范式

"理性经济人"作为现代经济分析的常用术语,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核心与起点,更是其内在矛盾的根源所在.通过在哲学层面上对其方法论基础的系统回顾与反思,本文得出结论--该假设在实践应用中所产生之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为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实体性思维范式.     

"经济人"假设对我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启示

从哲学上讲,"经济人"假设是一种抽象规定.然而,从"经济人"假设被提出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对"经济人"假设的辩护和对其局限性批判的争议.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本文试从"经济人"假设争议的角度,辩证地探讨"经济人"假设对我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启示.     

经济道德观视阈中的“囚徒困境”博弈论批判

近年来,经济研究领域热衷于"囚徒困境"博弈理论研究.实际上,把"囚徒困境"博弈理论应用于当今经济活动领域,尽管有一定的价值和应用空间,但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极具功利色彩的、信息极不对称的、非合作性的、处于"生人圈"背景中的经济竞争理论.因此,如果将其夸大为经济活动领域的普适性逻辑,用其来代表当今经济竞争和博弈行为的典型案例,不仅有违特殊不能代替一般的基本哲学逻辑,恐怕也极易陷入道德功利主义的陷阱之中.只有以集体理性代替功利计算的个人理性,坚持道德人与经济人的统一,在合作基础上展开理性竞争才是走出"囚徒困境"的可能路径.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