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村落家族文化的伦理精神述论

家族伦理是调节家族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地处湘鄂渝黔边的土家族在村落社会秩序的发展中,其伦理精神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保障直接影响着土家族内部的稳定以及社会的发展。尤以崇力尚武和儒学影响下的"孝"、"礼"观念为基础的伦理精神,在家族习惯法的规范和调控下,对于维护土家族村落稳定、促进村落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浅论当代中国家庭伦理的构建——基于中西方个人与家庭伦理观的对比

中西方有着迥异不同的家族历史与家庭伦理,这极大地影响了中西方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尤其对人的个体观念、团体观念产生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文章简略对比中西方家族制的历史、家族伦理的显著差异,以及家族文化对当代中国家庭伦理构建的深刻影响,对我们扬弃中西方的个人、家庭伦理观,处理好个人的自由与对家庭的责任关系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深层次文化障碍

由于家族对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渗透关系有质的差别,东、西方家族企业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和制度差异。家族企业面对着制度创新的需求,普遍面临着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两个方面的制约。几千年家族的社会心理积淀或“文化资本”的积累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普遍而重大的影响。家族文化渗透于家族企业的产权制度、管理模式、用人规则和信用制度等不同要素,这种有利于创业的儒家文化成为家族企业制度创新阶段的障碍。     

中国传统伦理特点与现代伦理建构

中国传统伦理作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其生存、发展的根基在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宗法等级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社会伦理建构,它是以"家族本位主义"为基本价值原则,服务于封建社会稳定人际关系、维系宗法关系、巩固社会等级秩序需要的重要思想工具。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其鲜明特色。中国现时代伦理建构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从制度伦理、公德建设和强化道德赏罚机制入手。     

信用问题的比较社会学解析——从职业伦理到法人团体研究视角的转换

目前中国的信用问题突出表现为市场信用危机与政府信用危机.从中西比较的社会学立场出发,中国当下的信用问题固然有着文化传统的伦理因素,但是组织层面的结构滞后应该是首要的动因.从以西方资本主义生成与发展为背景的经典社会学理论来看,现代社会分工很大程度上凸显了职业伦理之外法入团体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以法团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制度传统积极促成了"国家"与"社会"之良性互动与相互制衡,这应该是形成良好市场信用乃至政府信用的有效保障.     

诚信缺失的传统文化思考及其现实意蕴

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是家族与朋友间的伦理诚信,这种诚信只靠道德来支撑,是我们诚信缺失的主要根源;传统文化中的义高于信、成王败寇思想也是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进入现代社会,现代西方的契约诚信成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主要借鉴。要想改变诚信缺失的现状,重建我们的诚信,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人们的伦理依附,扬弃中国传统诚信文化,古为今用,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     

儒家诚信观念的缺失及其对现代政府诚信的影响

中国古代不发达的工商业生产、专制和伦理政治型的政治文化、家国同构且公私难分的经济社会结构、与西方迥异的特殊宗教,造成了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诚信缺失,导致我国社会契约精神的淡薄、制度忠诚的缺乏和科学精神的悬置,从而大大制约着当今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也严重影响着当今我国的政府管理.     

传统儒家商业伦理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

西方社会在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经过伦理学的再造,开展出新的商业伦理,塑造和维系了西方商业社会及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儒家为中国传统商业提供了伦理的德性基础,儒家传统商业伦理与现代西方商业伦理在某些层面也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但仅有古今中西维度的某些契合性,还无法构建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商业伦理。儒家必须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将传统道德与法治社会相接榫,实现古典义利观到现代社会义利关系的转变,开展出适合现代商业社会价值取向的新的儒学伦理,并为通过制度约束公权力和通过法律规制商业社会提供理论和思想上的助力,实现儒家伦理在法治社会的现代转型     

刑事诉讼制度与其社会伦理环境的生态平衡

刑事诉讼制度与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伦理环境密切关联：古代伦理道德体系与早期弹劾式诉讼制度,等级差序伦理观与传统纠问式诉讼制度,近代自然权利理论与辩论式诉讼制度保持着同构共生、动态衡生与网络整生的生态平衡关系。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与程序更新势必要求同步推进道德体系建设以保持二者的平衡互动。刑事诉讼制度的调整应与新型道德原则精神相协调,力促刑事诉讼法律系统与社会伦理环境保持生态平衡。     

儒家社会关系学说对现代关系社会学的启示

儒家社会关系学说,涵载着社会关系的基本正义性,对于现代关系社会学依然闪烁着理论启示的光芒.社会是人际生活的关系场.社会生活主体带给这个"场"何种品质的关系,是衡量一个民族国家民众理性与社会正义的尺度.儒家的社会关系学说,向现代关系社会学呈示着可资撷取的理论意趣.其一是社会观视域:儒家以身、家、国、天下为社会层阶性单元,倡导这些单元的整体性共进;其二是关系论视域:儒家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庸俗层"、"通俗层"、"崇高层",主张转化庸俗层,涵养通俗层,向往崇高层;其三是关系调节论视域:儒家倡行"道"之法则原理、"礼"之制度规范、"义"之适宜良知,以调节和规约社会关系.     

“服术有六”:试论《礼记·大传》中的制服原则

所谓“服术有六”,即是指“亲亲”、“尊尊”、“名”、“出入”、“长幼”、“从服”等六条制服 原则。这六条制服原则是《礼记·大传》从周代丧服制度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在这六条“服术”中, “亲亲”与“尊尊”是纲领性的两务基本原则,所体现的是周代宗法制度的精神。而所谓“名”、“出 入”、“长幼”、“从服”等其他四条“服术”实质上是从“亲亲、“尊尊”这两条基本厚则派生出来的。     

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成

从文化社会功能的角度考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由核心价值观统领的社会理想和价值目标、民族精神风尚和行为规范等要素构成的有机统一的价值观念系统,是体现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相统一的价值体系;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与其他价值观念、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着主导、整合、包容等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需要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也需要协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其他价值观念、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形成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共识。     

古代社会向近代世界转型的多维整合研究简论

对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的研究,其逻辑工具是模态逻辑,其方 法论工具是主位与客位的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出发,通过对特定历 史时段的史实剖析,在学理层面上互动整合,构造类型学、发生学和时间维的立体历史时空的 问题板块,强调制度创新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法人法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社会流动与阶级格 局的形态。     

论马克思视域中的社会有机体之基本特征

社会有机体这一概念是比拟生物有机体的特征而提出的。马克思借用这一术语来说明社会是包括人和全部社会生活领域在内的各种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运动着、发展着的有机整体。马克思视域中的社会有机体既具备类似生物有机体的一般特征,又拥有自己独特的本质特征,即便是与生物有机体相类似的一般特征,在社会有机体那里也有着不同的实质内容和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社会有机体形成于实践之中,这是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之间存在根本区别的原因;社会有机体是一个发展着的有机开放系统,在此点上社会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具有相类似的特征;社会有机体是一种自觉的有机体,这是社会有机体异于生物有机体,并最终优于生物有机体的特征所在。     

论中国政治体制发展与演变的三重话语结构——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

文章在宏观上分析了生产关系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社会分工的二重性,提出了生产关系—社会分工—生产力三位一体的宏观政治结构及其影响,将社会分工作为解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出发点。微观上,考察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要素,即稳定、效率与民主,揭示了传统政治体制低效运行的原因,即制度缺失、个人理性泛滥和政治权威相互强化将政治体制锁定在低效均衡中。在政治体制发展中,采取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克服传统官僚组织和个人理性选择所引发的社会弊端,提出政府积极主导、文化教育弥合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基本政治体制模式,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进行了积极的话语探索。     

社区规则的分类研究

社区规则是社区这一共同体所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制度,是运行于其间的行为规范和社会活动的标准、要求和尺度。社区规则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从来源与性质划分,可将其分为法律性规则、政策性规则、道德性规则和习惯性规则等四种,这是最主要的分类方式,其他分类均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对社区规则的分类研究,可以更加明晰社区规则的作用和影响,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     

从两个视角把握当今历史时代

全面、准确把握当今历史时代的性质、特点 ,要从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两个视角来考察。视角的不同并非本质的不同 ,知识经济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对历史时代的把握 ,要注意克服两种片面性 :一是只从技术社会形态来把握时代 ,只看到作为知识经济时代标志的、由资本主义首先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一部分生产关系是没有制度属性的 ,对资本主义有制度属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失去警惕 ,放弃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阵地 ;二是只从经济社会形态来把握时代 ,只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制度属性 ,不懂得资本主义首先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部分生产关系是没有制度属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时代有清醒的认识 ,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 ,来应对和防范危险 ,利用机遇发展和壮大自己     

关系原则下的税收制度困境及应对

对税收遵从行为解释中,传统的威慑型遵从理论过多地强调人理性自私的一面,而忽视了人在社会情境中非理性的一面,以致无法解释一部分税收遵从行为的实践。源于西方社会实践的这些理论在中国本土实践中,其解释力有所减弱。对于社会取向的中国人,习惯于以其在情境中的利害关系与认识,去界定是遵从还是反抗：从关系原则的视角,结合税收遵从的理论与“嵌人性”理论,论述华人社会关系原则下税收制度困境及其应对。     

重商主义的嵌入性分析——以欧洲民族国家建设时期为例

重商主义的本质在于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双向循环.由重商主义的思想渊源和政策效应而产生的经济秩序具有经济行为的民族化这一特征.重商主义所衍生的经济关系从属于其所处之具体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关系.重商主义经济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功能呈现,嵌植于社会体系之中,亦即具有嵌入性.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建设时期,这种嵌入式重商主义的特点尤为明显.国王、贵族和商人这三股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互动,成为孕育重商主义经济秩序的土壤.锁定这一特定时期来对重商主义加以解析,也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嵌入性视角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