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元和体通俗诗风与佛禅思想的关系

元和体指白居易、元稹通俗诗歌所体现出的平易浅切的风格特征 ,其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 ,是元白在中唐佛禅 (主要是洪州禅 )世俗化倾向的文化背景影响下 ,在以俗为美审美观指导下 ,在诗歌创作上追求一种任情直吐、率意而成的表达方式和老妪能解的通俗语言风格     

论文体反讽

二元对立是文体反讽的哲学基础。从静态看 ,文体反讽表现为文体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对峙与错位 ,其美学特征为滑稽。从动态看 ,文体反讽具有很强的创造性 ,是小说文体生成、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就当代小说的存在形态而言 ,文体反讽已成为文体革命的现代景观之一。     

论文体演变的内在动力

决定文体演变的原因和条件固然很多,但是从目前看,我们普遍忽视了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富有创造才能的作者这一因素。综观我国的文学发展史,如果没有某位作家或某些作家,某些新型文体就不可能出现。作家的创作,推动着,甚至决定着文体的兴衰。     

道教与李白诗风

唐朝统治者以老子后代自居,极力抬高道教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不同,佛教强调人们要忍受今生的痛苦,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而道教则不然,它宣扬人要看重今世的享受,强调及时行乐,追求长生不老,因此迎合了统治者的口味,在唐代兴盛一时,形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局面。道家与道教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家”一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指先秦诸子百家中,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学派,或者指战国秦汉之际盛行的黄老之学。至于道教,则是在黄老道家理论基础上,吸收古代神仙家的方术和民间巫术鬼神信仰而形成的一种…     

东土佛教与王维诗风

王维生活的年代,佛教的中国化已极近完成,中国佛教诱引诗歌承当起"传达佛理,表现悟境"的新使命。这对于以"不立文字"为宗旨的南宗禅是至为合乎逻辑的选择。佛禅之于诗的仰赖,亦催动了诗风的变易,"以身命付之"且"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导致了王维灵魂的皈依,后期与南宗禅结缘,不仅给王维以学理的满足感,其简括斩截的表达,也是一种诗风革命的示范,王维持风成熟的标志是,主客体世界的等比若一,深得"有"无"之旨,赋尽"动"静"之妙。其对自心、自性和时空深刻独到的体悟传达中,并无教义、宗旨的说教,连禅语佛典亦不再出现,却生机勃勃,禅意盎然。"清丽"、"旷淡"、"含蓄"、"浑成"的诗风,到底也体现了大唐气象。     

岭南诗风与岭南艺术

岭南诗歌作为岭南艺术母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必然会受到岭南地区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也必然受到岭南其它艺术形式(比如词曲、民歌、地方戏、音乐、书画等)的交叉影响,而后者的影响往往更为密切和更为久远。本文把岭南涛歌放到岭南艺术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研究,具体分析了岭南诗歌与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交叉影响以及相同特色,进而揭示出岭南诗歌的艺术风格及其产生与发展的前因后果。     

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

元初,陈与义诗风(主要是在江西地区)的流衍情况,是其时诗坛一个颇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元初江西诗风转变的一个重要体现和重要方面,刘辰翁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阐作用。其原因则在于:一方面陈与义"清俊"的诗风容易为江湖诗人接受;另一方面,也容易投世人之所好。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宋诗派对唐诗创作特点和创作要素的某种汲取;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考察,也毋宁说是宋诗派向"宗唐得古"风气过渡的一个重要环节。     

戊戌维新与黄遵宪诗风新变

“戊戌运动”接在“洋务运动”以后,是近代中国又一次声势浩大的社会内部的变革运动,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前,一场开启民智,使社会转型,推动现代化进程并以流血为代价的近代社会革命的界碑。深刻的社会革命使人成为思想家,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诗人写出...     

论杨万里与南宋诗风

在南宋诗人中,杨万里诗数量极富,仅次于陆游。其一生精力主要集中于自然景物,内容和题材都相对较为琐小,在动荡的时代氛围中远不及陆游的抗敌激情与范成大的悯农襟怀那样动人心弦,因而在后代的接受过程中,杨万里诗便逐渐拉开了与陆、范诗的距离。然而,在当时诗坛,杨万里诗名极大,陆游本人也自认“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公”。特别是其由变革诗风进而形成独具一格的“诚斋     

论元和君权与政治兴衰

君主的政治态度与宰相的任用得失，乃是元和政治盛衰的关键所在。元和十四年，裴度、崔群被排挤出朝，唐宪宗一改前志，专任权奸皇甫等，构成中唐乃至整个唐王朝的一个重要界碑。从实质上看，这些事件透露出一个极危险的信号，预示着元和之治名存实亡，而唐王朝也失去了历史赐予它的最后一次契机。     

论贾岛与唐末清苦诗风

作为诗风"尚怪"之唐王朝元和时代成就杰出的诗人之一,贾岛不但以他独特的清幽寂苦之艺术风格卓立于当日诗坛,而且对唐末清苦诗风极有影响.因此,本文拟对贾岛诗风的成因及其在唐末诗人中的影响作初步的探索,以就正于方家.     

李白与陶潜诗风比较研究

“风格就是人”。李白、陶潜的诗真率地展示着其人格。李以狂为主、陶以狷为主的人格分别孕育出了“清真”与“真”的诗风。李、陶的诗酒沉醉是悲壮的、审美的,其旨归分别是“清水芙蓉”与“清雄奔放”和“平淡之真”与“豪放之真”两个对立统一的艺术追求。虽有“情真”、“性真”的差异,而李、陶以富矿“真情”的诗歌,对讳避“真情”的儒家持教作了强有力的反拨却是共同的,并以此臻于不朽。     

敦煌变文与元白平易诗风

敦煌变文盛行于唐代,它的流行对中唐元白平易诗风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可从一些典籍的记载得到印证.敦煌变文与元白平易诗风在句式、风格、语言、运用的手法等方面都有内在的一致性,元白平易诗风的兴起体现了从传统到世俗的思想的转变.     

公木诗风简论

公木作为我国新诗园地里的一位风高德厚的老诗人,在他亲历的半个多世纪风雷激荡的岁月里,不倦地热心于新诗现代化的倡导与创作,为新诗的发展付出了可贵的辛劳。虽然他曾不只一次地说明,在新诗的园地里,自己“一直是个业余诗人”,而且“近年以来,更是有业无余了”,但在他刻意求真求     

北朝诗风刍议

在诗歌发展史上,南北朝诗,可以说是唐诗的一种必要准备。其中包含南朝诗宫商清绮的因素,也包含北朝诗气质贞刚的因素,还包含由南入北的庾信等诗人融合南北诗风的因素。     

文化转型时代的思想革新与文风变迁——论元和诗变与元和体

唐代中期的贞元、元和之际,为适应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和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的需要,传统儒学得到新的阐释,从而促发思想革新和文风变迁,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儒家政教文学观的高扬和文学复古运动的蓬勃开展。同时,元和时代又蕴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在文人理想破灭和心理的压抑下,使得元和文学在“明道”、“讽谕”之外,进而衍生两大流向:一是偏重奇险崛奥,二是偏重感伤闲适。作为当时文坛最重要现象的“元和诗变”,实际上正是那一特定的文化转型时代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因素在文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因此,所谓“元和体”,显然并非仅是元稹和白居易的某种类型诗作的特指,而是包容着深广而丰富的时代性内涵。     

陈与义诗风与江西诗派辨

陈与义(1090—1038)是南北宋之交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对于他和江西诗派的关系,前代批评家评说纷纭。在此我想对它们作一理性检视,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吕本中曾于北宋末年作过一篇《江西诗社宗派图》,其中未列陈与义之名。与义一生也未有人谈及他与江西诗派的关系。在其表侄张(山皋)与友人葛胜仲的悼文与诗序里,也只谈到他与山水诗人陶渊明、谢灵运、韦应物及柳宗元的关系。南宋人将陈与义与江西诗派相关联,是在江西二巨子偃息之后逐步形成的看法。二者之间的纽带是杜甫。杨万里开始注意到陈诗与杜     

论苏轼的文人品格与诗风

论苏轼的文人品格与诗风马茂军从传统观点看来，蜀学为杂学。王安石“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邵氏闻见后录》）。朱子评苏辙《老子解》说：“苏侍郎晚为是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诚惧其乱吾学之传，而失人心之正耳。”朱熹还...     

论唐末社会心理与诗风走向

承续着元和艺术创新精神并促使诗歌境界进一步深化拓展,创造了唐诗艺术史上最后繁荣局面的重要诗人杜牧、许浑、李商隐、赵嘏、温庭筠、段成式等人皆于宣宗大中末、懿宗咸通初相继辞世,唐诗的发展 也就进入了最后的衰微阶段.当然,就诗人数量及创作活动而言,这四十余年诗坛其实并不寂寞,除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聂夷中、罗隐、吴融、郑谷、韩偓、韦庄、李山甫、于(氵贲)、曹邺、唐彦谦、方干、司空图以及诗僧齐己、贯休等较具特色的诗人外,还活跃着许多小诗人,如与郑谷交游之张乔、许棠、喻坦之、剧燕、任涛、吴宰、张(虫宾)、周繇、李栖远、温宪、李昌符等人合称为“咸通十哲”,另有沈云翔、林绚、郑玘、刘业、唐珣、吴商叟、秦韬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