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及其实现条件

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实质是要打破社会公共安全行业非产业化运行的传统模式,实现社会公共安全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市场化、标准化、集成化。推动社会公共安全的产业化是维护国家战略产业安全、实现社会安全安定等的需要。我国已经具备了社会公共安全产业化的一系列实现条件,因此,在我国实现社会公共安全的产业化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公共安全研究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公共安全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诸多挑战,直接影响着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应当建立和完善公共安全法律体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安全管理体制,加强公共安全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加强公共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保障区域的公共安全,为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新时期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发展路径探析

职务犯罪不同于普通的刑事犯罪,在侦查主体、线索来源、侦查方式、获取证据以及侦查阻力等方面,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都有其自身的特色.侦查机关应根据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特殊性,应对新时期职务犯罪的犯罪趋势,破解新时期出现的侦查难题,需要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转变侦查观念、改变侦查模式、创新侦查机制、锻造侦查人才.     

转型期我国城市公共安全体系的缺陷与重构

非典事件过后,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地位已日益凸显。目前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机构通过制定应急预案、组建应急联动指挥系统、贯彻实施法律法规等途径加强了各个领域的安全管理,并且在职能上有较为明确的划分。但也存在管理体制不健全、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评价机制缺失、安全意识不强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从构建公共安全管理组织体系、健全公共安全法律法规、完善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实施公共安全分级管理制度和加强全民公共安全意识等维度出发,提出重构我国城市公共安全体系的基本途径。     

西方公共安全管理历程及理论对我国的启示——以美国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各种危机事件的多发期,而西方国家公共安全管理的实践和理论都非常丰富,对美国公共安全管理发展的历程和西方三种主要的公共安全管理理论进行分析论述,以期为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提供借鉴。     

农村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法制保障与反思

我国对公共安全的研究多集中于城市，涉及农村的研究非常少，而我国现有的公共安全法制体系很难适用于农村。因此，针对农村公共安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反思农村公共安全应急处置的不足，并从农村公共安全的内涵和法制建设现状入手，从健全法制体系、保证农村法制规范化和专业化以及与公共安全事件发展脉络相一致三个角度，提出适用于我国农村公共安全应急处置的法制建设思路。     

公共安全危机事件相关问题研究

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危害性以及不确定性等特点。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公共安全事件频发,而保障公共安全是公安机关的职责。在公共安全危机事件处置中,公安机关应通过维护现场及相关场所的治安秩序、保护现场与保全证据、疏散与救援相关人员等措施,减少由于公共安全危机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保障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公共安全管理:问题、国际经验与对策

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我国政府目前还缺少明确的公共安全职能定位,相关法律体系和机构建设尚不健全,相关政府部门的公共安全权责不够明确;在整体上偏重于应急,缺少有效的预防体系;社会参与不足则相对加重了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的负担;公共安全管理技术水平偏低.我国应在充分借鉴西方国家有效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实现从应急管理向公共安全管理模式的整体转换,加强预防体系建设,通过法律和机构的完善,不断明确政府公共安全职能,理顺权责关系,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实行多元治理,大力推行公共安全管理的标准化建设,提高管理技术水平,最终构筑起严密高效的公共安全防控体系.     

诱惑侦查的理论分析及程序规制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可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虽然我国并未真正建立有关诱惑侦查的法律制度,但诱惑侦查在侦查实践中却被广泛地运用于侦破传统侦查手段难以侦破的案件,如走私、贩毒、贩卖假币等。立法的缺失必然导致实践问题,因此,我国亟需建立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充分将诱惑侦查这种危险性较大的特殊侦查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     

我国公共安全信息服务的问题与对策

现代风险社会中公共安全信息服务至关重要,但我国社会公共安全信息服务却存在着服务理念混沌不清、服务机制各自为政、服务方式简单落后、法律规制模糊不明等问题。为满足民众公共安全信息需求,我们必须建立起专门的公共安全信息管理职能机构和信息服务机制,并从法律上对公共安全信息服务进行有效规制。     

大数据侦查的适用限度与程序规制

大数据侦查通过数据搜索查询、对比碰撞、挖掘分析等方法进行犯罪回溯侦查与预测防控,其高度技术性、适用隐蔽性、运行多维性使得侦查权内部张力增强,侦查权呈现扩张趋势。传统侦查程序规范对大数据侦查缺乏有效的法律控制,泛用大数据侦查存在冲击刑事正当程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等风险。大数据侦查广泛干预公民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其属性当为强制性侦查措施。结合刑事诉讼原则和程序规范对大数据侦查运行样态分析可知,现行侦查措施体系规范难以容纳大数据侦查,应回归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侦查比例性原则、侦查不公开原则,调适大数据侦查的应用范围与适用限度,并从刑事程序规范机制、个人信息保护机制、辅助配套机制三方面构建大数据侦查法律规制体系。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机制构建

正在转型的中国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面临诸多公共安全问题。公共安全事件呈现出范围广、非传统性、关联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建立完善的公共安全的应急机制势在必行。建立有效的应急反应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公共安全应急反应机制包括：预警机制、处理机制、反馈评估机制、指挥协调机制、国际合作机制等。     

试论诱惑侦查的理论基础

依据侦查人员对案件事实认识的方向进行划分,可以分为"逆向性"侦查和"顺向性"侦查。传统的侦查属于"逆向性侦查",即从结果回溯到原因的侦查。但针对一些特殊的犯罪活动,侦查机关开始采取了一些特殊的侦查方法,而这些特殊的方法实现了对案件事实认识传统的变革,即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再是逆向的了,而是顺向的,从原因到结果,犯罪过程与侦查过程(或查明过程)大致同步。诱惑侦查就属于后一种侦查类型,它在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与传统存在差异,本文就是对诱惑侦查的理论基础,即诱惑侦查的认知论和价值论原理进行粗浅的探讨和研究,以期为诱惑侦查的理论体系和未来的立法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     

侦查程序模式与律师权利配置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配置受侦查程序模式制约。英美对抗式侦查模式强调程序的对抗性,因而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调查取证权;而大陆职权式侦查模式强调程序运作的单向性和职权性,因而排斥律师调查取证权,但同时也赋予侦查机关以客观公正义务和证据保全请求权。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在维持职权式侦查模式的同时强化侦查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并赋予律师以证据保全请求权。     

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机关侦查模式之探析

本文以澳门检察机关———检察院为视角 ,分析其在侦查中的地位、职权及对其职权的制约 ,揭示其侦查模式的特色 ,即由检察院领导或直接进行侦查、由刑事警察机关协助侦查、由预审法官对侦查进行监督与制约、由辅助人和嫌犯对检察官职权一定意义上的制约并赋予廉政公署对公务人员与公职部门的贪污贿赂与欺诈犯罪进行侦查之侦查模式。这一模式 ,融合了两大法系侦查模式的优点 ,使检察机关的侦查职权与制约机制得到了统一。     

论诱惑侦查所获证据的运用

诱惑侦查是侦查实际中一项卓有成效的秘密侦查措施。诱惑侦查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与刑事追诉中的基本价值追求相矛盾,备受争议。各国在放松对诱惑侦查禁止性规定的同时,又严格加以限制,力图充分利用这一可能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手段,平衡价值上的冲突。诱惑侦查所获证据在运用中应坚持有限可采性,从实体法、程序法方面加以限制,确立诱惑侦查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更好维护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技术侦查措施的控制与监督

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的侦查实践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立法上力图保持技术侦查的神秘感,故对技术侦查措施没有规定公开透明的监控机制,这一方面影响了技术侦查措施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使技术侦查游离于司法控制之外,对公民权益造成一定的威胁。国外的立法一般都对技术侦查措施作出了比较明确和具体的制约规定,这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监控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条件、范围及实施主体,赋予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审批和监督的职责。     

技术侦查行为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路径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

在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立法具体化的背景下,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技术侦查行为时应主动适应新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树立正确的侦查理念、转变侦查模式、坚持正确的权力行使原则以实现在侦查程序中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取向的动态平衡。     

明朝侦查制度研究

明朝侦查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侦查制度的代表形态,它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新的侦查制度,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明朝侦查制度具有侦查与行政、审判合一、严密的社会控制、侦查权泛滥和厂卫操纵刑狱等特点。其侦查组织制度涵盖侦查机关的设置、权限和管辖;人事制度包括侦查人员的资格、选拔和考核;程序制度从侦查的启动、运行到终结都有其特色。明朝的侦查组织、人事和程序制度虽有诸多需予批判之处,但也有可为当今侦查理论或制度设计所借鉴的合理内核。     

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探讨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针对实践当中存在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缺失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体制,引导侦查机关全面准确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确定正确的侦查方向,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改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的配合和制约,从根本上保证案件的侦查质量和诉讼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