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武帝对匈奴的征服战争

匈奴是我国秦汉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对秦汉王朝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秦始皇北击匈奴,争夺河套地区,修筑万里长城,防御匈奴南下,结果耗尽了民力,造成深重的社会危机,公元前209年的大泽乡起义说明匈奴问题最终成为强秦短命的直接原因。西汉王朝的兴衰同样与匈奴有着密切的联系。汉初国力所限,对匈奴推行妥协退让的和亲政策,赢得社会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机会,从而汉初和亲成为出现“文景之治”的外部原因。从汉武帝开始改和亲政策为战争政策,虽然击败匈奴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国力空虚,中原农耕经济再也无法承受空前巨大的军事开支,西汉由鼎盛趋向衰落,汉武帝几乎步秦始皇的后尘。可贵的是武帝公元     

贾谊的“礼”治思想

一秦始皇实行“法治”,理论上用的是韩非的“刑名”之学.汉初,儒学虽略有抬头,实际上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还是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秦始皇的“法治”,曾经给儒学以毁灭性的打击.汉初的“黄老之学”,又一次排斥了儒学.曹参为齐相,抛弃了“故诸儒以百数.”(《史记·曹相国世家》)汉文帝时虽有博士七十余人,但也只是“县官侍问”的闲职而已.这种情况延续绵远,一直到了西汉中期,汉武帝还不无感慨地说:“礼崩乐坏,朕甚悯焉.”(《汉书·儒林传)针对着“礼崩乐坏”的局面,贾谊竭力提倡礼、乐,企图把汉朝的统治挽回到以礼、乐治天下的轨道上来.     

“不任儒者”并非“不重儒术”——论汉初文、景两帝的崇儒举措

汉初文、景两帝重黄老而轻儒术,是在当时的政治统治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实则文、景两帝同样非常关注儒学并实施了相应的崇儒举措.在汉初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文、景两帝对儒家经籍进行了系统的收集整理,构筑了汉初统治集团的文化知识体系,发展了儒家的政治统治思想;文、景两帝为儒学政治地位的确立也进行了相应的努力,使得儒学在汉初的政治统治中占得了一席之地,为汉武帝时的迅速崛起、以及汉代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汉武帝神仙思想刍议

<正> 汉武帝刘彻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有为的封建君主,其文治武功与秦始皇齐名,屡为当世和后代史学家、文学家所称道,在我国中古史册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汉武帝又是一位如秦始皇那样狂热信奉神仙的道徒,他在位五十三年(公元前一四○年——公元前八七年),专制主义的独裁统治与浩繁的迷信活动,构成了他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考察一下汉武帝神仙思想的基本内容、形成原因和危害,是有意义的。     

从《韩诗外传》看西汉前期儒家思想的变化

<正> 战国秦汉之际,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政治、经济、文字诸方面的统一,但在学术思想方面,究竟应怎样结束百家争鸣的局面,选择哪一家来作为统治思想呢?秦始皇的选择是法家,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禁诗书百家语,结果失败了,二世而亡。汉武帝反其道而行     

汉初皇帝利益追求的策略——在制度的利益分析框架之下的探讨

与秦始皇一样,汉初的皇帝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他们追求最大化利益的手段越来越巧妙。汉承秦制,刘氏家族重新确立被放弃的皇帝制度,从制度上保证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巧妙运用其他的社会制度,巩固其既得的利益。他们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时,也追求最安心、最长久的利益享受。从这个角度看,汉初的皇帝追求个人利益的策略要比秦始皇略高一筹。     

“汉武觅酒”的传说及其他

汉武帝(前156——前87年)是我国历史上继秦始皇之后的一位雄才大略的封建政治家。他在位的五十多年里,对封建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作了杰出的贡献。由于汉武帝的地位崇高与活动范围极广,致使后来各地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汉武君山觅酒就是传说之一。现就这一传说及其有关问题,谈点浅见如下。 (一) 汉武帝有求仙的思想。这点在《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笔下曾有披露。如说他对待方士李少君,听其巧言,相信李可化丹沙为黄     

略论秦汉之际的儒法合流和统一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

秦始皇和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两个封建帝王。历代史家把秦皇、汉武相提并论,是因为他们都有不少被永远载入史册的作为,为我们民族的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他们虽然都“略输文采”,却都注意控制思想上的指导权来巩固和加强政治上的统治权。     

元光历谱之研究

“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竹简是一九七二年临沂银雀山二号墓出土的珍贵文物之一。它基本上完整地记载着汉武帝元光元年一年的历日,是我们探讨汉初历法又一份最直接的材料。只要不囿于陈见,汉初历法的真实面貌就可大白于天下。对于“元光厉谱”的研究,已有陈久金、张培瑜等同志的文章。①由于对古代历法认识不一,研究者们所取的角度不同,已有的结论尚不足以     

论"后战国时代"

从秦朝到汉初,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即"后战国时代"。特点有三:(一)分封观念在社会上的普遍存在;(二)诸侯集团作为政治体制的现实存在以及对汉初政局的强大影响;(三)思想学术在官方制度架构中的多元共存。作为一种历史的"过渡形态",其内在特性应该成为我们对后战国时代进行界定和阐释的理论依据。     

汉代骚体赋创作动因管窥——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

论文以汉代文士政治思想压力为契机,探讨这种压力对骚体赋创作的意义。两汉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使汉代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笼罩在皇权的威严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特点又施加给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压力。以汉代历史发展进程为序,两汉文士的政治思想压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汉初意识形态压制下的痛苦;西汉前中期诸王宾客的危机感;汉武帝朝文士对专制统治的畏惧;东汉文士在宦官外戚乱政下的不安全感。这些压力成为汉代骚体赋创作的重要动因。     

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

秦始皇攻灭六国之后,按照“大一统”的思想全面推行了以郡县制为基本制度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并左右着西汉王朝国家政体的构建。经过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和汉文帝之后诸帝的削藩,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成为中央治理地方的根本体制。郡县制及其不断发展,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分封制与郡县制的斗争对后来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实现政治统一并不断发展、巩固、维护统一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最高奋斗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出土文献所见楚国的史官学术与"老庄学派""黄老学派"

由于很少受到中原礼制文化的影响,楚国的原始巫史传统直到西周以后仍能保留发扬。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孕育了楚地的道家文化。道家思想自战国初期形成到战国中期发展成“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两个分支,并同在楚地发展,一直延续到汉初。同时,在战国中期,当地的“黄老学派”还发展到齐国稷下,成为北方的重要一支,也一直延续到汉初。有关这些事实,在《汉书.艺文志》本来有所反映,然而,由于东汉以后相关文献的佚失,遂使后人只知北方齐国稷下黄老学派的发展,而对南方楚地的黄老学派的本源发展反倒无所知晓了。值得庆幸的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有关考古材料出现后,这一学术缺憾终于可以重新弥补了。     

汉代五经地位的提升与学官变化

秦代灭学之后,儒家经典一直以私学的方式在民间传播。汉初虽然设立了博士官,儒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制度之后,经学逐渐成为治世工具被汉代君主们一代代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学的演进,催生了经学内部众多的派系,经省们积极要求政治权利和学术利益,最终导致五经博士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

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论汉初的纵横之儒——兼论周秦西汉前期儒士社会角色历史演变的三个阶段

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秦代以及西汉前期,儒士的社会角色依次经历了教化之儒、纵横之儒和贤良之儒这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教化之儒产生于西周,主要负责贵族子弟的教化工作。春秋末期出现的纵横之儒则是生存于乱世的儒士群体参与贵族政治的产物。西汉初期,纵横之儒极其活跃,可分为四种类型,即制礼作乐的实践派,发挥荀学的理论派,依隐玩世的滑稽派,奔走诸侯的游士派。汉初的纵横之儒不仅对汉初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汉初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也极大。汉武帝即位后独尊儒术并施行"推恩令",于是汉初活跃一时的纵横之儒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贤良之儒则继之而起,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主体,并始终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汉初儒学演进史略

汉初儒学演进史略□刘周堂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成功,宣告了法家学说的胜利,中断了儒学跻身政治舞台的道路,焚书坑儒的劫难,更使儒学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但秦王朝的迅速崩溃,又使儒学的东山再起出现了生机。刘邦即位伊始,叔孙通就主动劝说刘邦征用儒生,起草朝仪,并且...     

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汉初制度多疏阔 ,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吁虽殷 ,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汉武帝时期 ,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 ,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 ,汉武帝固然采取过某些权宜性的措施 ,但对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显然更为重视。分析这一现象 ,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代盛世的合理内核 ,从中获得历史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