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李大钊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先驱者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留下光彩夺目的一页 ;不仅如此 ,他作为一位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还在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上写下万古不朽的篇章。一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辛亥革命爆发后 ,李大钊运用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中所学的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慷慨思投笔” ,撰写了《隐忧篇》、《大哀篇》 (《言治》 1913年第 3期 ) ,针对当时“农失其田 ,工失其业 ,商失其源”的社会经济状况 ,提出了“振农、通商、惠工”的经济…     

鲁迅现实主义文学观的总纲:《论睁了眼看》

一《论睁了眼看》作于 1 92 5年 7月 2 2日 ,初刊于是年 8月 30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 38期 ,后收入论文集《坟》。鲁迅撰写这篇论文的直接原因是看了“虚生先生所做的时事短评”。“虚生”即徐炳昶 ( 1 888— 1 976 ) ,时为北大教授兼女师大讲师、进步期刊《猛进》主编。他在该刊第1 9期发表《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一文 ,又一次引发了鲁迅长久萦怀的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 ,写下了这篇著名的反对“瞒和骗”的思想与文艺、堪称鲁迅现实主义文学观之总纲的文章。对于社会与人生的缺陷 ,中国人不但向来没有正视的勇气 ,而且善于…     

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青春”人生观

“‘青春’之气,万古长青。”这是吴玉章同志,一九五九年为《李大钊选集》出版时的题词。它正确地概括与评价了李大钊同志的伟大革命精神与崇高思想品格,真诚地表达了我们后人学习与继承革命先烈光辉思想的意愿与决心。历史证明,李大钊的革命思想与行动,确实是永葆青春的。还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的新文化运动初期,李大钊就提出了他的著名的“青春”思想,阐明了他的“青春”人生观,并在实际行动中充分发挥了他的青春的光和热。李大钊同     

有注释又如何？——评周叶中抄袭事件

据2005年11月30日《中国青年报》的《谁该为宪法学家“剽窃”负责？》（记者包丽敏）一文报道，中国法学会宪法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教授与其弟子戴激涛合著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以下简称《解读》）一书抄袭了商人王天成在数年前发表的两篇论文《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     

李大钊对人道主义的认识过程——纪念李大钊同志诞生九十五周年

今天,我们正深入讨论并清除关于人道主义的某些错误认识,研究李大钊当年是如何认识人道主义的,尤其对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认识,会得到有益的启示。 (一) 李大钊对人道主义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思想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把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并认为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与体现。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是从民主主义者转变过来的。李大钊也不例外。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是把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来认识的。被认为是李大钊第一篇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俄法革命之比较观》(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文,说:法国革命具有爱国的精神;“俄人今日,又何尝无俄罗斯人道的精神,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倘无是者,则赤旗飘飘举国一致之革命不起。具其人道主义精神,人人之心,世无伦比。”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人道主义精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简直就不会     

理论战线上的一场横暴围剿——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

一九六四年,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曾经有过一场轰动全国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大论战,使许多理论工作者遭到了批判和迫害。现在是到了弄清真相的时候了。一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艾恒武同志和我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从六月五日项晴的反驳文章开始,一时间,“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其来势之猛,调门之高,在当时,也是思想战线上历次运动中罕见的。到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止,报刊上发表了三百八十多篇文章,大打棍子,乱扣帽子,无限上纲,只许攻之者说有,不许辩之者说无。开始时,还打着学术讨论的幌子,后来就逐步升级了,“矛盾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调和论”、“折     

关于《辨骚》篇的归属问题

拙文《〈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刊出后,两年来,赵永纪、滕福海、李炳勋、马宏山等同志,相继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这是我竭诚欢迎的。赵、滕、李、马诸文,主要是对拙文中的“总论”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集中在《辨骚》篇的归属上,即此篇应归全书总论还是文体论。因此,本文只对此略陈己见,其他问题,留待另文。 (一) 关于《辨骚》篇归属问题就我所知,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出现两种对立的看法了。如刘师培以《明诗》至《谐隐》的十篇为“有韵之文”,梁绳袆则以《辨骚》至《书记》的二十一篇为“文章流别论”。范文澜更早在一九二三年就以“诗之旁出     

《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     

新闻与诗

与其他学科相比,新闻是科学和艺术的有机融合。我们常说新闻工作者应当是“杂家”,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才行。诗歌是艺术皇冠上的明珠,是时代的声音,是我们心灵的旋律。新闻与诗歌虽然形式不同,但在更深层次上──心灵深处却是相通的。１９３５年,我国著名记者戈公振临死前断断续续对邹韬奋说：“在俄国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邹韬奋十分感动,事后写成了一篇沉痛悲壮的悼文《悼戈公振先生》。诗人沈钧儒知道此事后,含泪写下了《读韬奋悼戈公振先生》一诗：“浙江…     

腐败问责：文化还是制度

2010年6月3日的上海 《社会科学报》刊登了杨曾宪先生的一篇题为 《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 的文章,认为当代之中国“腐败不除”“其危害性怎么强调不为过”,“反腐问题”“其重要性怎样拔高不为过”。杨先生的拳拳之心,笔者是颇为感佩的,但他对于当今腐败现象的表述和探究,却令人难以苟同。     

论“东方文化派”

所谓“东方文化派”,指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对西化、提倡东方文化,主张新旧调和和中西调和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及其后继者钱智修;有访欧回国不久即发表《欧游心影录》的梁启超;有第一次对中西印三方文化及其哲学进行系统比较的梁漱溟;有自称是“一东方文化之信徒”的陈嘉异;有标榜“倡明旧学,融化新知”的东南大学教授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征等人;有因其《人生观》的讲演挑起了1923年“科玄之争”的张君励;有主张“以农立国”的《甲寅周刊》主编、主撰章士钊。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纪念李大钊同志牺牲73周年

本文试就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是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的第一人。十月革命后不久,他接连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完成了革命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当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时,他明确指出：“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①。在此前后写成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则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的阶段划分问题——与谭双泉同志商榷

谭双泉同志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陷》和《论五四前后马克恩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阶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阶段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作者提出的新看     

打假还是造假

《学术界》2 0 0 3年第 3期刊登的《美国史论文写作的两个问题———兼评〈美国对外事务与联邦宪法〉》一文署名为王维、陈亥宏 ,但这不是其真正作者 ,这个署名是对王玮、陈海宏姓名的盗用。该文本是网站论坛上流行一时的一篇帖子 ,作者是南京大学的几名研究生 ,内容是揭发刘××的一篇刊登在《世界历史》上的论文有“拼凑抄袭”的嫌疑 ,但却被有意篡改了署名。这种假借打假之名 ,不择手段的造假应引起学术界的警惕。     

《庄子》内篇的宇宙观和认识论

<正> 《大宗师》之“道”,是内篇思想体系的核心认识一个思想体系,其首要之处就是抓住它的核心。作为一个哲学思想体系,它的核心,就在于如何解决世界本原的问题,也就是恩格斯所讲的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即哲学家如何解决“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明确了这个问题,对于具体分析《庄子》内篇思想体系的性质、结构等等,就可以扫除许多疑团。比如,在《庄子》内七篇中,关锋把《逍遥游》当作“庄子哲学体系的纲领”,它为什么是错误的?很明显,如果作为一篇哲学文章,《逍遥游》根本就没有直接对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     

李大钊早期民彝思想初探

“民彝”是李大钊早期在探讨中国政治问题时使用的一个特殊概念。通过这个概念,李大钊系统地回答中国民主革命当时面临的的一系列迫切问题,标志着李大钊早期民主思想的深化和理论化。对于“民彝”的意义,李大钊明确地说,“民彝”“一以示为治之道”,一以见“吾民衡量事理之器”,“方今求治之道虽广,论治之言虽庞,而提纲挈领,首当审谛兹理,以为设施。违此则去治日遥,泯棼之端,且惧迭起环生之无已矣。”李大钊把“民彝”作为“为治之道”和“衡量事理之器”,作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首要问题,这充分说明它在李大钊当时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本文拟就“民彝”的涵义即什么是“民彝”的问题,试作探讨。     

谈谈提高我国公民的宪法意识

所谓宪法意识,就是关于对宪法的心理、观点和思想的总称。宪法意识是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核心部分,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就是提高公民对宪法的性质、内容、作用的认识,增强宪法观念,做到掌握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 宪法这个词在我国古代就有记载。《尚书·说命下》:“监于先王成宪”;《国语·普语》:“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也”;《管子·立政》:“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管子·七法》:“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韩非子·定法》:“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周礼·秋官·小司寇》:“宪刑禁。”郑玄注:“宪,表也,谓悬之也”;《中     

《西游记》陈序称“旧有叙”是指虞序吗?——虞集《西游记序》真伪辨之一

明代金陵的唐氏世德堂,以其出版的《西游记》为现存最早百回本《西游记》而驰名稗坛。这本《西游记》也被称为世本。世本全称为《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刊刻于万历二十年(1592)时,无疑是《西游记》演变史上最重要的版本之一。世本《西游记》有一篇署名陈元之的《序》。陈元之何许人也?无考。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疑其为唐氏世德堂主人之化名,也有论者疑其为活跃于当时稗坛的陈氏尺蠖斋。不管陈元之是谁,这篇《序》由于它撰写于“壬辰夏端四日”即万历20年,对于《西游记》,研究来说当然是一份极其难得的早期资料,它集中地反映了明代人对神怪小说《西游记》的许多问题的看法,真实地记录下了这部名著早期演变史上的某些历史。因此这篇陈《序》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就在这篇《序》中,陈元之声称他还读到过一篇《西游记》的旧《叙》,并“聊为缀其轶《叙》叙之”,即移录和引述了该《叙》的一些观点,不过没有在世本上全文转载,以致失传,这当     

另一种宪法——评《宪法的形而上之学》

《宪法的形而上之学》是武汉大学法学院江国华副教授的博士论文集,该书以“形而上”之视野,详细阐述了江教授其独有的“大宪法观”,在宪法学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本文针对该书,结合江教授的其他观点,对“大宪法观”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深刻剖析,旨在探寻当前宪法学界普遍认识之外的另一种独特宪法观念。     

宋代“离骚”释义考索

唐诗有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屈原为我国先秦时代最伟大之诗人，其《离骚》一篇，更为历来脍炙人口之作，古来即与《诗经》并称为“诗骚”，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之地位。然而“离骚”一词意为何解？今试结合历来学者之论，以评析话说，进而析论此名之含义。自西汉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以还①，学者已有论及“离骚”一词之义者，而于训解上则颇有歧义。其大旨之归趣，仍可加以协调。及至宋人治学，好出新义，其中即有学者项安世与王应鲜提出了“离骚”亦即“骚离”之说，其义颇为新鲜。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八称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