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言到白话看“三言”作品中的道教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他与中国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已被公认为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作品,通过对“三言”中的神仙道化小说的阐释,折射出浓厚的文化意蕴。冯梦龙通过对神仙道化小说的内容及形式有意识的改写,在满足听众趣味心理的同时,还传达出道教宣扬神仙的法力以及道教降妖除怪的宗教关怀。     

白话话语霸权与文言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反思

文言话语霸权与白话话语霸权在中国文学史上交替出现,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代,文言话语霸权统治着文学领域,并且对白话文学的发展进行压制,极大地阻滞了文学的发展。而在文学的现代转型后,白话话语霸权反过来取代了文言话语霸权的统治地位,令现当代文学史变成了残缺的文学史,现当代的文言文学及古体诗词被打入冷宫,长期不被现当代文学史接纳,陷入了生存困境。文学史上的这种话语霸权,对中国文学甚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话语霸权的危害性,打破一家独尊的话语霸权,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反对偏激的话语霸权,促成多元共生的学术话语新格局。     

文言话语霸权遮蔽下的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反思

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斗争和掌控的历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演变便清楚地体现着文言话语霸权对于白话话语的压抑.正是在这种影响下,诸如“白话诗派”、白话小说等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呈现出畸形的发展样态.而从话语斗争的层面重新考察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的发展,不仅能够解释清楚文学史上的众多谜团,更能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作出相应的反思,完善自身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     

重评胡适与“学衡派”关于语言的论争

胡适提倡白话文和白话文学,主张废除文言,但总体上来看,其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论据和论述过程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新文学派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文学的直白化和艺术性欠缺."学衡派"在极力反对白话文的基调下,也有对白话文较为合理的认识.他们并非完全排斥白话,而是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主张语言的渐进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言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学衡派"对新文学阵营相关论点的反驳和论争,使得新文学在发生期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认识趋于合理化,客观上对新文学发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     

“民族形式”的理论论争及其创作实践

20世纪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是抗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渗透下的一场非纯文学问题之争,它的兴起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和时代需要,同时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本文回溯论争要点,结合实践情况,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从追求文学民族化的视角总结和反思了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白桦派提出的关于个人与“人类”互动、统一的观点 ,强调了个人相对于“人类”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这种观点为五四作家所接受 ,促使他们自觉背离近代“国家”文学模式 ,将叙事重心与目的由“国家”话语转向“人”的话语。五四作家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叙写 ,是从中国五四语境出发的一种创造性改写 ,这种改写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     

抗战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论争

文艺大众化问题是贯穿中国新文学史的重大问题,几乎在每一次重大文艺论争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抗战时期,随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许多作家竞相采用民间形式宣传抗战,各地涌现出大量“旧瓶装新酒”的作品。在理论上,文艺界人士重提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倡导文艺大众化,绝不能回避对旧有的大众化文艺形式的利用,也就脱离不了对旧有的大众化文艺特质的认识。因而,文艺界人士就“旧形式的利用”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文艺大众化的高潮。旧形式的利用,表面上是宣传抗战的应急手段,但在更深层次上,反映出了文艺自身的内在要求—文艺的“民族化”诉求。     

离开文化母体文学能走多远——对"言文合一"运动的重新思考

新文学写作出现的若干问题,如作者文学素养的缺失、文学语言的鄙俗化、对西方文学资源的过度信赖等问题,都与二十世纪初的"言文合一"运动有关.以白话文替代文言后,丧失了传统文化资源的新文学写作必然会出现畸形症状."言文合一"运动与传统决裂对中国文学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后,开始凸现.     

从语体革新看晚清文学变革的两难处境及其转向——兼及晚清文学的评价及定位问题

出于通俗教育的需要,简易文字与言文一致的改革思想在晚清被提出,但其前提则是不能动摇传统文学文言语体的根基。然而实践操作过程中,文言不仅遭到严厉批判,丧失权威性,而且还培养了强有力的竞争者——白话,甚至废除汉文的极端思想也因此滋生。为遏止此种发展趋向,语体革新的早期倡导者纷纷回转,抵制文学俗化成为朝野士大夫共同努力的目标,晚清后期文学因此整体表现出向传统回归的显著特征。这说明晚清与＂五四＂文学之间,既有承续,也有疏离一面,这是研究者应该重视的现象。     

“曲老”话语的消解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某些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主客观因素催生了曲老话语,而关于曲老话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学界至今尚来不及作出认真的研究与总结。曲老话语存在于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它主要是要减弱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影响,这显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对此,应在思想、组织、制度等层面对曲老话语进行防范与消解,以免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产生破坏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三个特征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具有双面性,既表达了对传统的反抗又不断质疑着现代性,由此导致了反抗中的怨恨、建构中的怨恨、回瞥中的怨恨成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现代性体验。     

论现代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死亡观

20世纪 3 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 ,表现出对待死亡的自然主义态度 ,即一种对待个人生命终结不迎不拒、不喜不忧、随其自然的态度。这种生死观的产生有其现实原因和文化传统渊源。文章还在与五四文学的个性主义死亡观的比较中 ,阐释了自然主义死亡观的特征。     

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三种启蒙叙事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启蒙意识,在不同时期,启蒙意识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五四乡土文学以揭示病苦为核心,表现出批判蒙昧的启蒙意识;三十年代乡土文学以皈依乡土为指向,表现出返归自然的启蒙意识;四十年代乡土文学以审视人性为核心,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意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三个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启蒙精神,纵观三个时期乡土文学,我们可以清晰的窥见三个时期乡土文学启蒙精神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     

中国当代文学呼唤人道的精神资源——雷达先生学术访谈录

刘青汉(以下简称刘):雷先生,您好,承蒙<甘肃社会科学>董汉河先生盛意,作为您的学生,我非常荣幸地向您请教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问题,恳请您赐教.     

引言:清点现代中国文学批评概念的意义——我们的立场与目标

众所周知,就如同现代中国文学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冲击中诞生发展的一样,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也是在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模式的观照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已经过去的将近一百年中,借助于近代以后逐步输入中国的各种系统化的西方理论,现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阐释模式与概念系统.     

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

从思想层面上说 ,现代汉语是具有现代思想的语言体系。现代汉语在现代白话和现代思想两大原则上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原则并确立了其基本类型。现代汉语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层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品格可以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得到深刻的阐释     

国学的三种形态

"国学"话语,内涵复杂,理解和谈论也十分多样化.就具体形态来看,百年国学可以划分为"国粹"、"国故"、"国本"三种,这其中既有时代背景所造成的显著差异,同时也呈现出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在这诸多问题的背后,又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和隐微的集体记忆,同时也折射出历史进程与文化变迁之五光十色的样态.     

1942年的汉语

中国现代文学进入20世纪40年代之后,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成熟期。在上海、云南、重庆和延安崛起的一批优秀青年作家都在1942年前后创作并发表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们并不是对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脱离和否定,他们的成就几乎动员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整个中国文坛多维度努力的成果。他们的语言风格差异巨大,但都源于现代汉语这一富有生产力的传统。即使撇开具体作品语言特征的分析,单纯考察文学语言背后一系列现代中国特有的语言观念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业已呈现的各种语言倾向,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们围绕文学语言的无休止争论,怎样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这些年轻作家。     

论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三种不同表现形态

民族作家在进行创作时,总会面临一个民族书写的问题.文章从沈从文、老舍和田耳的创作实际出发,提取出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三种基本表现形态,即彰显、潜隐与淡化.     

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

副文本是正文本周边的辅助文本。应当全面、辩证地认知副文本。一方面,它是正文本的互文本;另方面,它是整个文本的构成部分;正面看,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史料、阐释、经典化等多重价值;反观之,它则可能对正文本产生遮蔽、拆解乃至颠覆的负面效用。副文本研究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再解读乃至文学史重写具有了从细节和边缘处切入进行创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