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匪性、人性、诗性——论四十年代师陀的未完成长篇小说《荒野》

四十年代的小说家师陀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荒野》以土匪为题材，反映时代巨轮下的一类特殊小人物在乱世中的挣扎，其渴望幸福家园的生命意识与现实生存的困境造成的悲剧性矛盾具有时代的普遍性，但小说人物刻划的独特视角以及小说别致的意境和内蕴，使它显得与其他的土匪叙事格外不同，尤其是小说呈现出的匪性、人性和诗性交织的特点对于作品悲剧性审美意蕴的深化，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审视。     

叙述孤独与孤独叙述——解读师陀的《果园城记》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孤独代代传承,抒写孤独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1940年代的师陀更是将孤独主题在其小说集《果园城记》中发挥到了极致。在《果园城记》中,叙述孤独与孤独叙述二者有机融合,建构和彰显了文本强烈的"孤独"主题。     

乡土中国的忧伤凝眸－－师陀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读解

师陀的《果园城记》以一种悖论式的情感方式透视中国民族的社会文化性格 ,将以“果园城”为代表的小城世界的思考引向历史的纵深 ,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对记忆中果园城的眷恋与对现实中的果园城最终的弃诀正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复杂情感的真实流露 ,而这种情感的流露作家常常是借用对时间这一潜在的小说主人公的处理来表现的     

日常中的无常——试论师陀《果园城记》的小城人生

《果园城记》是师陀先生的代表作,以18篇小说连缀成集,抒写了日常中浮动着无常的小城人生。平静的日常以习惯窒息着人的生命,时间的无常又带来历史与命运的无奈悲情;原本无常的想象在小城人的叙述中也成为日常。面对以上日常与无常的悖论,《果园城记》展现了小城貌似平静下的大变动,以及时间与历史的无情。师陀以此完成了对破碎旧梦的追寻与失望的历程。     

“黄花苔”的沉默——论师陀长篇小说中的小人物描写及其社会批判意识

师陀是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的重要作家。其长篇作品题材遍及乡村和都市,内容广博,记录了一些来自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历程。他的创作自始至终牢牢抓住底层人物进行描写,同时传达出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     

从人物群像看师陀对“孤岛”时期上海的体认——论师陀的《上海手札》

师陀在其散文集《上海手札》中以犀利的眼光、精练的文字描绘“孤岛”时期上海的社会面貌,刻画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存百态,揭示国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上海手札》反映了师陀对于“孤岛”时期上海的深刻体认和对国家、人民的深切关注。     

从冷落的经典中解读诗性文化——《〈西游记〉诗性文化叙事》评介

《〈西游记〉诗性文化叙事》从中国诗性文化这一本源出发,以迥异于西方文化叙事的诗性智慧为阐释语境,围绕生死智慧与母性崇拜等题旨,为人们重新理解、阐释与研究这部古典名著提供了一把新钥匙;作者以文化人类学为架构贯通明代叙事文学与原始艺术,将传统意义上的儒家个体成长历程联系于人类最初生命孕育的虚空状态,使历练成长的人生之路升华为一曲黄金童年永逝的悲歌,从中表达出一种震撼人心的悲情与力量。     

乡土中国的“思与诗”——重读师陀的《果园城记》

《果园城记》是师陀在抗战期间于上海怀想故土写就的一组诗化小说。作家立足于果园城的各类生活样式,从文化检视和人生审美的双重角度出发,通过情调结构、象征隐喻、意象组合、以文作画等诗意的笔法实现对国民精神和乡土文化的理性烛照,并越过批判的表层,从精神深层透视乡土中国的生态相与生命本真,表达了对人性、对中国命运的现代化探究和人类困境的哲理思索。《果园城记》富含着哲思与诗性,并且"诗"推进了"思","思"强化了"诗",使两者达到了高度融合。     

对诗性的非诗性解读——论《洛丽塔》悲剧意味的构成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的人物设置、情节安排、叙事结构的隐喻性使小说拥有了多重意蕴的诗话主题。信仰诗性存在的绝对性和质疑诗性的完满性在现实中存活的可能性是小说中互为悖论、同时又互相依存、互相阐释的两种核心主题要素。它们之间在对抗中的互动和由此产生的张力是小说悲剧意味的主要来源。     

试论《荒野的呼唤》和《雪虎》中的超人思想

杰克·伦敦虽然曾宣称自己批判尼采及其超人哲学,但是尼采的超人哲学在他的思想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其作品《荒野的呼唤》和《雪虎》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不过,两部作品也存在着一些差异,例如,在《雪虎》中,实际上隐含作者对超人哲学的某些否定性思考。     

《史记》的生命人学主题

文章认为,<史记>以写人为中心,表现活生生的生命个性,并在各种生存与死亡的对抗与选择中表现生命的力量、意志、精神与价值,从而实现其千百年来经久不衰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人性与人的本质二元论

从人性与人的本质的二元对立统一中出发,提出了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既是二元的,又是一元的,既对立又统一,是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人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和一系列其他属性的总和,它包括人的本质和其他属性两个方面。人的本质是人何以成为人的内在原因,二者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借鉴马克思哲学的系统论、整体观思想来理解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试析王夫之诗学“诗乐一理”论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论诗评诗既讲诗歌的情景交融 ,又追求诗歌的声情并茂 ,从而将其诗学研究推向了中国古代诗学和美学集大成的历史总结者的高度。概而言之 ,船山诗学“诗乐一理”的要义在于 ,强调诗歌艺术更靠近“乐”而非“文”。这一诗学命题是对宋人“以文为诗”的反拨 ,是对沈约“四声”说的纠正。“诗乐一理”说无论在船山诗学和美学的理论体系中 ,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研究史上 ,均占有重要地位     

《左传》中的“年、时、月、日”

本文对《左传》中表示时间单位的“年、时、月、日”等词语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日、时”具有多种与时间相关的意义,这些意义的体现除了与它们不同的结构形式有关,还与它们在句中的句法位置和语法功能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月、年”的主要功能相对单一,主要是与数词组合,但由于上古汉语没有序数和基数的区分,导致这种组合同时具有表示时点和时段的双重意义,而对这两种意义的区分,同样需要依靠其在句中所处的句法位置予以判定。     

"诗"字本义为祭歌考

关于"诗"字的本义,古今不外两种解释,一是"志也"说,一是主祭者之"言"说,但这两种解释均有偏失。据"诗"字古文""为会意字及"ㄓ"指祭祀,可知""字的本义即ㄓ之祭祀中的"言"。上古祭祀一般为歌舞或乐歌祭祀,那么,ㄓ之祭祀中的"言"即歌,""("诗")之本义即祭歌。"诗"与""、""二字,在字义和造字上可以相互发明。"诗"字本义为祭歌,可证于"诗"在《周礼.春官.龠章》中的使用,还可证于《诗》。     

施耐庵、施伯雨与《水浒传自序》

明人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录有一篇《水浒传自序》,文字与金圣叹评本《水浒》施耐庵“原序”相同,但多出“元施伯雨”的署名。按《文章辨体汇选》体例,这意味着施耐庵就是“元施伯雨”。笔者考证,这篇《水浒传自序》很可能源于金圣叹评本《水浒》,但相反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施耐庵是否“元施伯雨”,则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而《水浒传》“施耐庵的本”则有可能不是小说而是剧本。     

李商隐诗中的“嫦娥”意象论析

李商隐秉承了先前诗歌中嫦娥形象的抒写,并进一步发展为嫦娥意象群落,赋予它以独特而丰富的多重意蕴.在其笔下,嫦娥既是幽寂高洁的月宫仙子,又是哀怨多情的道家女冠,更寄寓着诗人孑然兀立而不甘从俗的高怀远志.     

《周易》中的“时”及相关问题

“时”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时指四季运行,又指天道。《周易》中“时”与“动”相关,凡“动”必依于时,因此有“时变”、“时报”、“时成”、“时中”等等,《周易》卦象中乾、艮、震、兑、巽、坎皆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