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儒学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认为,20世纪儒学所走过的弯路主要源于未能正确处理两种关系,即儒学与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关系;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些错误导致儒学原有话语系统的人为中断和儒家固有的意义世界被葬送,具体表现为儒学被消融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从进德修业之学变成了知识之学.根据儒学自身的特点,作者提出,未来中国儒学复兴的基本任务有三:一是通过正确定位儒学与现代学科及现代性的关系,回归原有的话语系统;二是重新确立未来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从夷夏之辨出发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从王霸之辨出发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即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问题),从社群主义出发理解未来中华文明的形态;三是通过回归经学和复活修身传统来重建现代儒学传统.本文认为,儒学的复兴主要不是建构体系或方案设计的问题.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四个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它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为思想基础;起讫时间上限为晚清变法维新,下限则随国家的现代化而延伸,这是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学科架构.其主要特征是:整体性,即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贯通性,它既能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又能联通古今中外的文学;兼容性,即它可以将现代中国生成的所有文学兼容并包之;异同性,它能理出各种形态文学的差异性又能从差异互见中摸清其联系性和趋同性,使书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呈现出多元性与严整性相统一的格局.     

再论现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与迷失

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对儒学现代处境的评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已摆脱了其前辈之悲 观情绪的影响,变得乐观起来,以至于认为儒学似已走出现代困境,由"一阳来复"开始走向全面复兴。而他们之所 以乐观地评估儒学的现代处境,与他们认识上的三个迷失--错将所谓儒学研究热当作儒学复兴热、错将儒学复 兴希望主要寄托在所谓儒学见证人身上、错将普通民众基本的道德认同视为民间儒学的普遍存在--有密切的关 系。具体分析这三个认识的迷失之所在,有利于揭示使儒学走出现代困境的切实可行的途径。     

后儒学:"后现代"抑或"前现代"的?

"后儒学"理念的提出,对现代性危机丛生的后现代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针对性.超越线性历史观,"后儒学"就并非"前现代"的落后理论,而是可用来反思现代性弊端的重要思想资源;超越西方为主导的一元化、中心论文化观."后儒学"可以成为后现代多元文化世界中的重要一员;西方后现代消费社会"人际关系"凸显的特点,为重视"人际关系"的儒学重新释放自身理论潜能提供了某种现实可能性;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使其文化自信心也逐渐提高,包括"后儒学"、"后道学"在内的"后国学",可以成为我们与西方进行全景式思想对话的重要理论平台.     

林语堂与国学（笔谈）——林语堂的国学观

所谓"国学",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数术方技等;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1].     

学科级别与"国学学位问题"——试评《学科专业目录》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遭遇的"国学学位问题"之瓶颈,不仅是一所大学所面临的"学科级别"问题,而且是国学在当今中国之命运的一个风向标.国学学位之解决,需要面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证.     

如何理性地思考"国学"

"国学"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很多人对"国学"的理解存在误区.现代学术相对于"国学"来说是进步,而非退步;现代学术可能存在一些误读,但这并不是现代学术的必然结果,"国学"研究当然也必定存在诸多误读;"国学"的气度应该宏阔,不应该只研究"中国的",而应该放眼世界;"国学"热的真正原因是,在经济发展之后我们复兴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愿望,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实质是她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绝不是其偏狭性.最后,我们呼吁,应该理性地思考"国学".     

儒体佛用:宋儒重建社会秩序的心智依据——评李承贵教授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宋代儒学和佛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是陈寅恪先生、余英时先生等学界前贤硕学极为关注的重大课题。李承贵博士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一书,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了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突破和进展。作者明确指出:在儒佛之争中,宋儒始终坚持"儒学本位"、"儒体佛用"的立场,坚持唯有儒学的核心价值,即儒家之"道",才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最后依据;宋代儒士为复兴儒学这一伟大事业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们对佛教的"群体性误读"和"失真的理解"使他们的佛教观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但这些"相反而适相成"的佛教观不但为新儒学的建构提供了繁富的心智资源,而且对佛教本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士佛教观对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而言,并不是完全否定性的,也是有积极性、建设性一面的"。     

中国古典共和观及其传承价值

在古今中西之争愈演愈烈的现代中国,恢复国学的可行途径之一即是将儒学的传统理念参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在政治架构中,中国古典共和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家族法传统和双主体法权。以这两种传统为代表的共和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石。中国古典共和观的传承价值在于:家长制指导下的精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修正;政治在社会的范畴中以一种教化的形式作用于人民并让共同体成员自愿服从;家族主义和精英主义传统、善的政治观、国家社会个人的连续性,这些中国古典共和思想的本质理论都能够继续为现代的制度设计发挥作用。     

二程心性论之异同与儒学精神

1.“尊德性”与“道问学”,“自诚明”与“自明诚”,治学入路之不同,古已有之。自朱陆之争出,学者遂以为“千古不可合之同异”(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心学与理学分途,学界以为导源于二程;而心学与理学之异,则集中于“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然而儒学精神,本为一原;朱陆之争,亦非势同水火。必于异中见同,方可理解儒学真精神。因此,研究二程心性学说之异同,对于理解儒学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