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丙发动联夏攻金的"秦巩之役"

联夏攻金的“秦巩之役”是嘉定年间安丙发动的影响宋金夏三国时局的重大事件。安丙决策发动此役本身是正确的,其失败原因主要是宋、夏各怀目的和宋方蜀口将帅对发动此役意见分歧。     

安丙遗迹考述

对南宋以来四川的安丙遗迹，诸如广安的褒先寺、昭勋寺、白塔、文笔塔、安岳的“茗山纪功之碑”、略阳之安公生祠碑、褒城的安丙题名等，一一加以考述，以证明其来龙去脉和现存状况     

“虚中求出实”：张载“诚”学析论

“诚”是张载“天人合一”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诚”乃“太虚”之“实”,“太虚”之“实”在于“气”。从天道而言,天之“诚”在于“太虚”,“太虚”因是“气之本体”而为实有,万物因“太虚”之“诚”而真实无妄,生生不息;“太虚”虽有“虚”的名义,“实”（“诚”）却是它的本性,张载以“太虚”之“实”对抗佛道之虚妄、空无。从人道而言,“太虚”是价值本原,人类应秉承“太虚”之“诚”性,在体认“性与天道合一”基础上实现“天地之性”;工夫之“诚”在于实行实践,张载主张在躬行礼教、践行仁孝之中体现“诚”的精神。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与儒家价值的正当性都在张载对“诚”的诠释中获得了说明。     

从《哈佛演讲》到“七·一”讲话──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

江泽民同志的“以德治国”方略充分体现在其“哈佛演讲”和“七·一”讲话中。“天人合一”是德之源，“自强不息”是德之本，“爱好和平”是德之兴，“独立自主”是德之制，“团结统一”是德之成，“虚心学习”是德之柄。德法兼治，中国必将如鲲鹏振翅大展宏图。     

试说“五至”、“三无”和“五起”

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着重探讨了“五至”、“三无”和“五起”三事。此三者分别对应于“志”、“气”和“气志”三大范畴,同时也对应着礼乐之实、礼乐之原和礼乐之用三个方面。“五至”强调了“志”的主导作用,谈的是礼乐之实;“三无”则主张“气”是“志”的外化,讲的是礼乐之原;“五起”是对前两者的进一步发挥,主要突出礼乐之用。其对应的“气志”则是“志”和“气”的统一,正如礼乐之用是由礼乐之实和礼乐之原所造就的一样。     

论章法结构之方法论系统

“章法结构”是以“阴阳二元”之互动为基础，经其“移位”、“转位”与“包孕”之作用而形成整体之“多←→二←→一（0）”之螺旋结构的。这种历程，可归本于《周易》，提升至“普遍性存在”之高度，亦即用方法论原则或系统加以确认。而其中“二元”之“移位”与“转位”所推拓的是各层之“章法结构”，而“二元”之“包孕”所连锁的是上下层以至于整体之“章法结构”，它们功能虽不同，却都是构成“多←→二←→一（0）”螺旋结构之主要内容，缺一不可。     

现代汉语助词“之”和“之×”方位词

现代汉语助词“之”用在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构成“定语＋之＋中心语”偏正词组。吕叔湘等学者都认为“之”加单音节方位词能构成11个或12个“之×”双音节方位词,其实,在这12个“之×”中,有10个是定语标记“之”加“中心语”（单音节方位词）,是两个词,而不是一个词。只有“之后、之前”有时能够独立成词,但独立成词的“之后、之前”是时间词,而不是方位词。作为定语标记的“之”有时可以省略,时间词“之后、之前”中的“之”不可以省略。     

公共概念“气”：语义链“转喻+隐喻”双重修辞与中国古代哲学思维

“气”孳乳新义或新词的方式：内部引申产生新义;联合同义语素孳生新词旧义;前加修饰语素衍生新词新义。除“上位-下位”“整体-部分”“个体-集群”三组常规转喻外,“气”词语语义之间还存在“微观-宏观”“物质-精神”“静态-动态”三组对立转喻,这是矛盾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自然之气孕育人之气,故以自然之“气”转喻人之“气”;人之气孕育文之气,故以人之“气”转喻文之“气”。同时,以认知自然的图式认知人,故以自然之“气”隐喻人之“气”;以认知人的图式认知文,故以人之“气”隐喻文之“气”。如此人之“气”语义链和文之“气”语义链都是“转喻+隐喻”双重认知叠加的结果,其转喻和隐喻认知都是“自然·人·文”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是原始一元本原论（尤其气本原论）在语义层面的留存。     

济慈之“忘”与道家之“忘”的哲学意绪与审美观照

“忘”是道家的哲学范畴，它有深邃的审美内涵。英国诗人约翰·济慈也主张“忘”，这是诗人的“忘”，先有审美意义，进而表现出了哲学意绪。道家和济慈都提出“忘”，但“忘”的目的指向与具体内涵不同：“忘”在道家和济慈那里都是修身之法，不同的是，道家之“忘”侧重于对精神世界之苦难的救赎，而济慈之“忘”则侧重于营造诗化人生；道家之“忘”和济慈之“忘”都在于达到审美静观，道家之“忘”的审美目的是在不自觉中达到的，而济慈之“忘”则直接指向审美。     

古代创作动力论的生命学阐释

创作动力论是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层面,并自成系统。古代创作动力论的真正根源, 是作家的生命需求。“发愤著书”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说和“著文自娱”说是古代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动力形式。这三种动力形式都与作家生命密切相关:“发愤著书”是作家生命压抑之宣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作家生命本质之实现;“著文自娱”是作家生命节律之需要。     

老子的“道”即“自然”思想及其“逻辑”展开

老子之“道”非指规律,乃为“自然”也。“自然”意味着:世界和事物的存在状态是“自己如此”或“自己这样”的,它既不是因为外力的推动所致,又不是源于自己“有意”之所为,乃是“无力”和“无心”之统一。而“自然”观念的“逻辑”展开便是“反者道之动”、“无之以为用”和“弱者道之用”的思想,老子以此说明:“自然”才是生命之根、和谐之本和力量之源。     

"瑟瑟"定谳

古今学者对白居易《琵琶行》“枫叶荻花秋瑟瑟”之“瑟瑟”的解释,长期以来争论不已,形成了三种不同意见:或认为是形容“色之碧”,或认为是写“陨落貌”,或坚持认为是写萧瑟之声响。根据“案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的训诂原则,经过分析与考察,可以确定“枫叶荻花秋瑟瑟”之“瑟瑟”系状声之词,是为正解。     

孔子的管理哲学·实践精神·实践程序

本文认为：１．“允执其中”是孔子的管理哲学；２．“虚以控实”、“静以制动”是其管理的实践精神；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孔子管理实践的程序。     

《论语》“之”字用法研究

“之”字是古代汉语中应用频率最高的单词之一,恐怕只有现代汉语的“的”字能与之媲美。它的用法早在《尔雅》一书中就有明确阐述,如“之,往也”;“之子者,是子也”;“之,间也”。“之”字训“往”是动词之用;“是子”就是“这个人”或“那个人”,是代词之用;“之”训“间”是助词之用。为什么同一个字有动词、代词、助词等不同词性和用法呢?这就是许慎《说文序》所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情形,是同音假借。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存在还是存在者？——《庄子》“天籁”新解

“天籁”是《庄子·齐物论》中的一个重要寓言,自古注《庄》者对“天籁”之意涵众说纷纭.通过对这些解释的批判性考察和“天”之意涵演变的梳理,可以发现:“天籁”之“天”是万物之存在依据,而“天籁”即万物,其为“天”之显现自身的手段;只有通过“因是”等修养工夫,我们才能聆听到“天籁”之声.     

汉诗英译中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

中国美学理论中对审美和再现的境界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的区分。翻译首先是个审美活动,也存在上述美学境界之分。在翻译中,译者是审美主体,面对的客体是文本。译者对文本的态度与再现方式造成了境界的区分。译者审美客体时,是“自失”还是客体冲击主体意识,译者审美再现时主体情感是隐现还是显现,决定译文的境界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过渡之境”可看作是“无我之境”的分支,译者再现时是以局部呈现,还是保留整体,指向模糊还是确定,决定是“无我”还是“过渡”。译文呈现的境界无优劣之分,皆是挖掘文本的“美的潜力”惟其美异也。     

《论语》的“知”论探微

《论语》中的“知”是一种知识、才智、智慧,也是一种认知方式。它的内容广泛,可粗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知”来源于“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孔子主张通过“多见”、“多闻”、“多习”、“多行”等方式“学而知之”。“知”是为了获取一种“智”的生命智慧,为了培养一种“仁智”双修的理想人格。     

“鸣之”别解

人民教育出版社新修订的初中语文教材第六册仍然选用了韩愈的《马说》。其中“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一句,历来被认为教学难点之一。特别是“鸣之”二字,释法已有好几种[注]。因为“之”是初中文言教学的重点,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探讨“鸣之”。最初,有人认为“呜之”是“之鸣”的倒装,“之”指代千里马。这种讲法不合古汉语倒装规律,是把语义与语法混为一谈了。后来有人认为“鸣之”与前面两句中的“策之”“食之”相照应,是动宾结构,意思是使它鸣叫(使动用法)。这种讲法在语法上似乎有道理,但在语义上经不起推敲。     

《中庸》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篇的人性论

将《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之“率”,训为“帅”还是训为“循”,其分歧之实质在于对《中庸》人性论之理解不同。《中庸》讲“自诚明,谓之性”和“尽性”、“成己”,实际都是性善论的观点。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以源自人性的正确“心术”为“人道”,以“性爱为近仁”,讲“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实皆性善论的观点。故其所谓“长性者道也”,是指循人性固有之善而长之、教之,与《中庸》“率性之谓道”的说法并无矛盾。所以,汉宋学者训“率”为“循”,乃为确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