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资并购反垄断规制研究述评

随着近年来外资并购行为在我国的不断出现,在某些行业甚至出现了外资独大的情况。在我国竞争法立法水平不断提高、《外垄断法》出台并已正式施行的背景下,我国学者对外资并购的各方面利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并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和我国外垄断法律体系的完善提出了建议。从外资并购的含义、外资并购与反垄断规制的必要性、我国外资并购反垄断规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三个方面评述了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反垄断法律问题研究

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外资并购已成为目前外商在华投资的一种主要形式。外资并购不仅带来了我国企业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对我国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外资并购也有负面影响,而垄断是其产生的最大的负面效应。目前我国现行的外资立法还不足以调整和规范外资并购中的垄断行为,这不仅影响着我国市场竞争秩序的公平性、公正性,也直接影响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对外资并购中的反垄断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对于吸引外资、利用外资有益,而且对于完善我国市场竞争环境都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反垄断问题研究

近年来,随着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力度、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张,外资并购所引起的垄断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由此首先分析了外资在华并购的特点和趋势,指出了外资并购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就是可能导致垄断,在此基础上立足<反垄断法>,介绍和分析了我国反垄断控制制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外资并购反垄断控制制度的建议.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反垄断分析及其规制

文章对外资并购我国的国有企业可能产生的两面性进行分析,指出当前外资并购的新特点及对我国经济的危害性,从而应对其进行积极方面的规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制度化建议和规制的特殊制度,以对此进行立法上的控制和防范.     

我国企业并购中的反垄断规制构想

对企业并购进行反垄断规制是世界各国的通常做法 ,作为WTO成员国的中国概莫能外。文章从界定并购的内涵入手 ,借鉴国外各国实践 ,并结合中国实际国情 ,提出我国对企业并购予以反垄断规制的立法构想。     

外资并购的国家经济安全规制研究

外资并购有可能影响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对外资并购活动进行规制也就成为了必然。本文以公共规制理论为基础,对比分析了美国和我国外资并购规制的三个阶段：规制立法、规制执法和规制放松（解除）,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的外资并购中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规制建设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欧美国家对企业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及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改善,跨国公司凭借其资金、技术、品牌等优势,通过跨国并购手段进入中国市场,引发了各界对外资并购是否形成垄断趋势的争论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反垄断规制的思考。欧美国家对企业并购的反垄断规制,特别是在相关市场的界定和垄断判定标准方面的立法和实践,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现结合我国并购案例及相关法律法规,提出健全我国企业并购中有关反垄断规制的若干对策。     

外资并购境内企业之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研究

在外资并购过程中保护目标企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存在侵害中小股东权益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外资实施跨国并购的价值选择与国家法律保护目标企业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价值选择之间存在很大的冲突,在法律存在缺失或不完善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便会时时处于一种危险或被侵害的境地。应加快立法,完善信息披露、独立董事和股东诉讼制度,以期对在外资并购中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保护。     

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探讨

外资并购将会导致国内企业的削减和萎缩,容易形成行业垄断,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等负面影响,对外资并购实行监管是各国必要的、普遍的做法。对外资并购进行监管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动用反垄断法规则。对于有效防止垄断,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保证本国的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外资并购的规制目标

90年代以来,外资以并购的方式进入中国已成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一种重要的趋势,它尤如一剑双刃,对中国经济带来双重的影响。如何设定规制外资并购行为的目标就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该文就设定规制外资并购目标的出发点和背景、设定的理论基础以及规制目标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大型数字平台猎杀式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规制难题与破解进路

大型数字平台企业以消除潜在竞争威胁、巩固既有垄断地位为目的对初创企业的猎杀式并购,对各反垄断辖区的经营者集中规制是一个重大挑战。由于初创企业成立时间短、规模小,此类并购通常达不到事先申报标准而不能进入竞争审查程序,而且即便进入后续的竞争审查,也由于竞争损害评估与证明困难而难以被合法制止或得到救济。鉴此,欧美国家在补充事先申报制度漏洞、挖掘现有竞争审查制度进路下的执法资源之外,开始借助对大型数字平台的专门立法,为平台并购设置“特别化”规则。我国对大型数字企业猎杀式并购的反垄断规制,亦有必要双管齐下,两条进路并举：一方面完善事先申报制度,针对数字企业并购特点调整竞争损害评估方法,必要时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引入事后规制之中;另一方面,针对特定关键企业,对超级数字平台的合并收购设定特殊的竞争审查规则,实行竞争损害举证责任倒置,从根本上缓解执法机构的举证困难。     

发达国家反垄断政策指向的调整及其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在反垄断政策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与以往相比,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政策更强调国家战略利益,更注重经济效率等。这种情况促使我们要密切关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垄断及反垄断的动向和特征,并在反垄断方面充分考虑到国内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实际情况,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     

反垄断中价格协同行为的认定及其规制逻辑

囿于反托拉斯法的巨大威慑力,市场主体很少采用公开的协议型或决议型卡特尔,而是尽可能地隐匿信息交流,通过精心的设计来达成"地下卡特尔",这也使协同行为的认定和规制成为竞争法上的难题。波斯纳等学者主张抛开主观方面而依赖客观的"经济学证据"来证明协同行为。经济学上的寡头依赖性理论、分析哲学上奥利弗·布莱克的逻辑分析、法学上的协同合意特殊性论证,都说明协同行为的认定及规制不能"绕开"主观因素。聚焦于主观方面,通过对信息交流的类型化分析和效率权衡,建构以"信息"为要义的规制逻辑,可能是对抗协同行为的有效路径。反垄断法对协同行为的规制应保持谦抑性,需要与价格法等部门法相互配合。     

中国互联网行业反垄断研究

随着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互联网行业的集中度也日益增强。与此同时,企业间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也逐渐增多,引发了人们对互联网行业反垄断问题的广泛关注。然而,网络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有着较大的不同,使得中国现有的反垄断法不能满足互联网行业反垄断的需求。通过对网络经济模式特点的提炼总结,提出了反垄断法用于互联网行业遇到的挑战,并基于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特殊性的分析,提出了中国互联网行业反垄断的三点措施：加大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管理力度,完善有关产权保护的各项措施和扶持创业型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民航业反垄断执法的管制障碍及改革

中国民航业经济性垄断行为背后存在着坚实的管制力量作为后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上未明确反垄断执法权对管制权的优先性,也未明确除外适用的清晰范围,由此造成了民航业的反垄断执法困境.应以放松管制为切入点推进民航业的反垄断执法,对中国民航业的管制法律体系进行清理和改革,改变大量经济性管制与反垄断执法目标直接抵触的现状.还要对中国民航业的管制权与反垄断执法权进行科学配置,防止民航业管制权对反垄断管执法权的排挤效应.在《反垄断法》上则要明确反垄断相对管制制度的优先适用性,限缩除外适用的制度范围.     

外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已制定反垄断法的国家绝大多数依法设立了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这些反垄断执法机构都具有地位高、权力大、机构精干、人员专家化的特点,它们的工作都是独立进行的,大多拥有强有力的行政权、准司法权和准立法权,从而保证其有效地实施反垄断法,有效地抑制垄断,保护竞争。我国反垄断立法应大胆借鉴外国的通行做法和成功经验,科学设置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并合理确定其职权。     

外资并购、状态依存所有权与国有企业定价模式

从状态依存所有权的视角对国有企业不同经营状况下的所有者进行了分析,进而分类阐释了相应状态下国有企业的定价基础,并利用资产属性对不同剩余索取权下的国有企业资产进行了划分,给出了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具体定价模式,即国有企业并购定价模式取决于相应状态的剩余索取者和资产属性。在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时,应根据目标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类型、资产属性以及双方谈判能力来选择不同的估值方法,确定合理的并购价格。     

国际外资政策演变与我国引进外资政策的调整

外资政策一直是我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国际外资政策演变的趋势下 ,我国要维持吸收外资发展经济的优势 ,必须相应地对外资政策作出调整 ,要尽快地适应形势的变化 ,更好地吸收与利用外资     

英国能源监管优化项目实践、经验及其启示

监管优化作为监管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日益在国际监管领域获得共识,逐步成为新的治理工具选择。为确保能源安全和低碳发展,英国在能源领域开展了监管优化项目,通过精简行政规章、加强监管影响评估等手段,逐步形成了监管优化文化。积极借鉴英国能源监管优化经验,有助于我国进一步完善能源监管体系,保障能源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