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

“多余人”形象的产生使19世纪俄国文学跻身于世界先进文学行列。本文对19世纪俄国文学中出现的几位“多余人”形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既指出了他们的共同之处,又总结出他们的不同之点,从而深刻论证了“多余人”形象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对俄国文学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     

从光源氏与贾宝玉的比较,看“多余的人”形象特征的同异性

(一)光源氏与贾宝玉两个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虽然这两个形象出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但是,从比较文学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光源氏与贾宝玉同属“多余的人”的形象,他们的本质特点是一致的,仅是在表现形式上存在一些差异而已。光源氏与贾宝玉的形象同世界文学史上所有的“多余的人”形象,几乎具有完全相同的本质特点。我们知道,世界文学史上常常出现一种带规律性的文学现象,而它又是社会现象在文学中的艺术反映。例如,许多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个性顽强,抵触与     

《红楼梦》与《金瓶梅》不同的"情""淫"观

《红楼梦》和《金瓶梅》分别具有“重情戒淫”和“重淫轻情”两种不同的美学观 ,这两种不同的美学观使两书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这两种不同美学观的形成既是明清两代不同时代风尚影响的结果 ,也与曹雪芹和兰陵笑笑生具有高下有别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旨趣有关。     

李攀龙诗歌意象研究——以"风尘"意象为中心

明代李攀龙诗追求格高调古,配合这一诗风,他善于选择具有历史厚重感和空间辽阔感的古雅意象造境;同时,其诗歌中还常出现微末不名的“风尘”意象。通过对李诗意象群类的比较,以及对李诗使用“风尘”意象不同义项的分析,我们认为,李诗的“风尘”意象是具有时代文化底蕴的意象。     

须眉风骨 各有千秋——海明威与从维熙的人物形象比较

美国现代著名作家海明威是塑造“硬汉性格”的文学大师,我国新时期以来,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的从维熙也刻划了一批“身陷囹圄而不坠青云之志”的革命者。 海明威与从维熙是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写作,具有不同的身世经历,不同的世界观的作家,可他们却产生了伟大的精神联系,都创造出了硬汉形象,阐发了硬汉精神。分析和比较一下二者硬汉形象的成因和同异,对于全面地了解各自形象在其文学史上出现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塑造我们的硬汉形象,都是大有裨益的。     

鲁迅的“破落户子弟”视点和《呐喊》、《彷徨》中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

鲁迅的《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中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是“破落户子弟”,而衰弱和痛苦则是他们的性格特征。这一性格的形成,既与大变动的时代有关,也与儒家思想有关。鲁迅写出知识分子的衰弱和痛苦,同写出农民的质朴和愚昧一样,都是对“国民的魂灵”的深刻揭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于我国的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比较毛泽东的"赶超论"与邓小平的"台阶论"

毛泽东的“赶超论”与邓小平的“台阶论”作为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理论,具有某些共性,二者都是基于快速发展经济的紧迫性而提出的,并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两者的差异在于,“赶超论”与“台阶论”的实践特征不同,它们的实施结果也不同。邓小平的“台阶论”是毛泽东“赶超论”的继承与创新;两者分别反映了两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而这又很大程度上受时代条件的影响,因而应当客观评价这两个经济发展战略。在追求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过程中,要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认识,使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是"时代差距"还是"文化差异"——评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全个人主义"妇女观

娜拉和子君是新文化运动初期 ,知识分子为树立“新的妇女观”而引进和创作的两个“新女性”形象 ,但两人“出走”的涵义却大相径庭 ,一个是西方个人主义在女性生活中的成功蔓延 ;一个却宣告了西方个人主义在东方女性自我解放过程中引进的失败。以往研究过于注重两者之间存在的“时代差距” ,忽视了其间的“文化差异” :个人本位的自我解放不同于群体本位的恋爱自由———这正是东西方近代妇女观转型的不同文化特质之所在。     

宋江形象的悲剧性

宋江是《水浒》中复杂而矛盾的形象。本文分析指出宋江形象其实是《水浒》作者矛盾思想的化身,是“理学”与“心学”对垒的时代思潮的产物,宋江“忠”的观念与实际的相悖。宋江的形象具有二重性.一是“忠义”形象,二是“个人奋斗”形象,这二重形象、两条线索终是一曲博大悲歌。     

世情小说之一派——《歧路灯》漫评

梁启超曾把中国小说分为“理想派小说”和“写实派小说”两类,然而这“写实派小说”形成江河浸灌的局面,相对讲却比较晚。晋唐是怪幻题材占主导地位。至宋,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产生了表现他们生活、适应他们趣味的口头文学。这种口头文学与明代盛行的时曲不同,它主要是由说书人讲述故事,有历史、神怪题材,也有恋情、公案、奇闻等内容。     

"功能"与"审美":人物解读方法的可行性研究

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分为"功能性人物"和"审美性人物".叙事作品中人物的功能性和审美性通常粘附在一起,只不过不同的作品其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将功能性人物的分析方法和审美性人物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的策略是解读叙事作品中的人物的一种合理而行之有效的手段.     

山区玉米杂交种贵毕系列引种试验研究

通过山区5县10点的试验表明：贵毕系列5个玉米杂交种在山区具有增产作用,尤其是贵毕302和贵毕303,分别比当地推广的品种增产34．0％和32．88％。这两个品种的综合性状比较好,值得在盆周山区推广。     

论林黛玉、薛宝钗的宗教意义

自《红楼梦》问世以来，研究者对林黛玉和薛宝钗两个人物的争论不断，但多是着眼于她们的异质特征的对比，很少有人论覆其人物形象的共性。从这两个人物的前生、今生和来世等不同的经历寻求二者的相同处，进而阐释了她们作为一个艺术构思整体在小说文本中的意义，揭示了曹雪芹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真正意图。     

理学家的"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理学家的"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感性认识".认为理学家的"见闻之知"有相类似于"感性认识"之处,但并不等同于"感性认识",而其"德性所知"与"理性认识"之间不仅没有相似之处,而且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从它们的来源、内容以及彼此相互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两对范畴及其关系.     

“正体字、副体字”和“简体字、繁体字”——从“识正书简”和“识繁写简”看汉字规范

汉字在不同时代和地域都有不同的正体字和副体字。简化字是繁体字按照文字规律演变的结果。书写和阅读采用不同规范的汉字是不可行的。     

从中希文字与口传的“通约”看中西文化的取向

文字与口传之间“通约”的特征是审视一个民族文字与文化本质的重要视角。汉族文字与口传之间的通约充满着异质的排斥性，文字不屈服于口传，而是超越于口传；希腊的字母文字与口传之间的通约则洋溢着同质的亲和性，文字俯就于口传，成为口传的类音符。从两族文字与口传通约呈现的“张力”与“引力”，可推导出中希(西)对待文字态度、操用思维范式、求知求真最高路径的各别文化取向。     

《心灵史》与《荆棘鸟》主题之比较

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心灵史》和《荆棘鸟》均以其对人生、人性的深刻透视关注着人类的精神世界。文章从 两部作品的人物入手进行分析,并试图对作品所呈现的宗教观、苦乐观、女性观等进行深入探究。     

《诗经》中的数字

《诗经》对数字运用的熟练程度及其丰富程度,与今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数字融入三百篇诗句中,准确地描述了事物,抒发了情感,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诗经》中一至九的基本数在159首诗篇中出现264次;十、百、千、万、亿、秭等位数在99首诗篇中出现155次;大写数字壹、贰,两、双、骖、驷等量词,数、倍等数学词汇,在28首诗篇中出现45次。合计在《诗经》中的数字及其词汇共达464次,平均每首诗出现1.5次。乃至出现了数字化诗篇《豳风.七月》。《诗经》中数字表明:中国在三千多年前创造发明了十进位制;西周时代已有四则运算,已有汉字大写壹、贰;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数学教师。     

简论“聪明”、“智慧”的形义演变过程

“聪”、“明”、“智”、“慧”在上古常作单音词使用,在发展中,“聪”、“明”在“聪明”义项上靠拢成为同义词,经常并举使用,后来合成双音词;“智”、“慧”也因其词义上的相似而趋近并合成双音词。“聪明”、“智慧”作为合成词也有相同的义项却不能互相代替,因为它们在词素义来源、词素性质、词性、词义表达的角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