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甲午战前的教案与反洋教斗争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教案、反洋教斗争到本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其间经历了四十年,无论从其斗争目的或动力看,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近代教案、反洋教斗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它的斗争锋芒主要指向外国教会势力,所以它的发展历程不能不随近代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民族运动高潮,近代反洋教斗争同样也     

梨园屯教案述论

冠县梨园屯教案,是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史上的重要一页。它在中国近代发生的多达几百次的教案中,既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又有比较显著的特点,在近代历史上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1860年结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扩大和深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开辟了道路,而且也为其宗教文化侵略夺取了更便利的条件。英、法等国强盗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都规定,外国传教士享有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并得地方官保护的特权。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更卑鄙地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私自塞进“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且得到昏瞶     

清代外国教会在川势力简述

四川近代史上的反洋教斗争在整个中国近代反洋教运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六十年间,全国重大教案二十五起,仅四川一省就占七起之多。显然,探讨“洋教”势力在四川的发展,是我们深入研究四川反洋教斗争所不可缺少的环节。本文拟就这方面的史实作一简略介绍。     

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及特点探析

中国近代教案的发生发展与官绅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成为反洋教斗争初期的一大特色。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动机各异,促使官绅在一定程度上与群众一道进行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十分复杂。虽然官绅参加了反洋教斗争,但并非由于他们的参加而改变这场斗争的性质,因为反洋教斗争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中国人民为了阻止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的渗透而进行民族自卫的一种方式。     

一九○六年的南昌教案

一九○六年(光绪卅二年)法国侵略者、南昌天主教堂教士王安之杀害南昌知县江召棠而引起的南昌教案,不仅为我国自有教案以来所未见,亦为各国自有交涉以来所未闻。虽然各地教案叠出,但从未有传教士杀害地方官激起民变的。对于帝国主义这种无视中国主权、侮辱中国国格的卑鄙手段和野蛮行为,激起了南昌人民及邻近十多个州县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自发地进行了反抗和斗争。这次斗争是义和团运动后,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一次直接行动,是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和南昌革命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辽宁地区的反帝国主义宗教斗争初探

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中,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辽宁地区在全国反洋教运动的影响下,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的帝国主义,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斗争,有力地声援了全国的反洋教运动。帝国主义的宗教,不仅是“昏迷殖民地民众之一种催眠术而且是掠夺殖民地之探险队、先锋队。”鸦片战争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取得了在中国各地传教的特权,将其侵略     

太平天国与封建官绅的反洋教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封建官绅所以成为反洋教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外国资本主义利用洋教对中国侵略之外,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也是造成封建官绅极度仇视洋教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并兼论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是以西方的基督教为蓝本,通过适当地改造发展而来的。因此,二者必然存有相同之处。首先,从教义内容看,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     

近代国人反洋教心理分析

反洋教斗争贯穿于中国近代史的全过程。 19世纪 6 0年代至 19世纪末是反洋教斗争的“剧烈期”。本文试用西方史学理论 ,从国人反洋教的民族心理的角度 ,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同时说明 :洋教入华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

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李伟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也称教案）的研究中，三四十年代早就流行过的“中西文化冲突”论再次时髦起来，有的人更把它看作教案研究的突破口，从而认为教案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于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有的更直接地指出，教案是“保守落...     

关于近代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

一、反洋教斗争的主要起因是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而不是中西文化冲突。二、反洋教斗争曾采用“扶清灭洋”的口号，但对于广大爱国群众来说，斗争的目的并非扶清而是“灭洋”。当清政府压制反侵略斗争时，爱国民众不仅不扶清，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与清政权对抗。三、维新派否定反洋教斗争的几条理由是站不住的。我们对维新派不必苛求，但也不应停留在当年维新派的认识水平上，把他们的错误也视为正确     

再论维新派对教案的认识与态度

维新派对教案问题投入了相当大的关注，他们强烈谴责外国列强和教会在教案中的蛮横行径．揭露了洋教“挟国力以相随”和列强“利用此长以侵我主权、挠我政治”的事实．并工谋对洋放权拒之策；另一方面，他们对民问自发进行的“反洋教”活动也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如同维新派的整体政治态度一样，他们对待民问“反洋教”的态度屯是既具进步性又具局限性的、他们的局限性并不在于批评、否定了“反洋教”，而虽然他们认识到了民问“反洋教”的不足，却无法充分认识和利用“反洋教”中所驻藏的民众对量，无法找到真正能够对付洋教的有效手段．至于维新派所提出的“等孔教”、“定教作”等教案对策，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他们把解决教案问题同进行交法维新、实现国家的富强联系在一起的，乃是一种民族自觉的表现．是以自觉代许自发、引导群众在反侵略过程中逐步迈向高一级斗争形式的努力．     

清季湖南忔案论略

近代湖南发生的教案和反洋教斗争,从19世纪50年代的衡州教案开始,至20世纪初长沙、宁乡等地的反洋教斗争为止,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大大小小发生了3O余次。在南方地区,是仅次于四川的最激烈和频繁的省份之一。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较,清季湖南教案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又与全国的斗争呼应,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部分。     

试论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地位与经验教训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反对西方基督教会侵略的斗争(即“反洋教斗争”,亦称“教案”),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总结反洋教斗争的历史经验,这不仅是历史科学研究本身的需要,而且透过历史这面镜子,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这对于振奋民族精神,面向世界,走向未来,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近代中国教案与传教士之文化观照

教案、反洋教斗争和传教士问题是中国近代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与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从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近代中国教案与反洋教斗争，乃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制约与影响下发生的，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酿造出教案与反洋教斗争的二重变奏；由士大夫、官吏、秘密会党和农民倡导并为主力的近代反洋教斗争，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爱国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杂揉和交融；而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是集“天使”与“恶魔”于一身的，担当了文化传播与文化渗透的双重角色。     

封建官绅与近代教案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现象,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联合一致,共同反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尽管从表面上看,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常常是成千上万的平民,但是真正的鼓动者与策划者,多半是封建士绅与官吏。本文试图通过对封建士绅和官吏参加反洋教斗争(即教案)的原因、形式以及所处的地位作一综合剖析,将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国近代史学界所争论的焦点问题:近代教案的性质问题。     

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中国近代“教案”的文化透视

频繁发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教案,亦称民教斗争或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特色和影响的重大事件。据统计,从1848年的青浦教案开始,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为止,全国各地先后发生400余起教案。这些教案的发生,固然有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但中西文化冲突亦不容忽视。如: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的冲突、平等思想与等级观念的冲突、追求来世与关怀现实的冲突、宗教仪式与伦理风俗的冲突、宗教慈善与传统秩序的冲突、外来宗教与土著宗教的冲突等,这些都是教案的重要起因。中西文化冲突充分显示了反洋教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近代“乡村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新“十字军”东侵

近代西方侵略对于下层社会而言，感觉最强烈者是教会势力的扩张。几十年的反洋教风波，一方面使民众通过对清廷的亲和增强了民族向心力；另一方面，民众意识框架内渗入了近代国家观念，原有的“天下观”开始动摇。乡村民族主义具有进步意义，又充斥着落后的排外主义情绪，它是近代民众思潮的主导意识之一。只有恰当地把握它，方能深入了解近代历史进程。     

简论清朝末期陕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

清朝末期,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教会势力的斗争(亦称“教案”)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近20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897年7月发生的南郑县八角山教案;1900年7月的宁强县燕子砭教案;1900年8月的陕北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教案;1902年的略阳烟洞沟教案;1903年6月的平利县洛河教案;1911年10月的西安南关教案与宝鸡教案。对于清末与民国初年陕西教案中的某些问题,笔者作过一些研究和论述。本文拟再就清末陕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略述己见。由于教会势力的残酷欺压,迫使群众掀起反洋教斗争,是陕西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论丁日昌办理天津教案

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反洋教斗争。办理天津教案是丁日昌对外交涉的实践之一。笔者拟从丁日昌对天津教案起因的认识、处理方针以及经验教训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批判“四人帮”把辛亥革命篡改为“儒法斗争”“又一次高潮”的谬论

“四人邦”为了三搞一篡的反革命需要,建立了古为邦用的史学体系。他们炮制的《儒法斗争史概况》一书就是一个黑标本。它把春秋战国以来我国的阶级斗争史,篡改为超时代超阶级的儒法斗争史,胡说什么“儒法斗争贯穿两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把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时期革命与保皇的大辩论和哲学、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说成是“革命派高举尊法反儒的旗帜,同封建买办势力及保皇党的尊儒反法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搏斗。近代儒法斗争出现了又一次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