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庭农场的缘起与发展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全面推进,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类,得到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正在成为我国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从家庭农场的内涵与外延出发,通过追溯国营农场到家庭农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我国家庭农场产生与演变的内在逻辑,分析了家庭农场制度变迁的动因和条件,并总结了当代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特点与现状。     

家庭农场商事主体资格的建构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已经成为乡村振兴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与民事人格不同，商事人格需要经过法律的拟制和确认才得以成立。然而，商事主体法律规则的缺失，造成了家庭农场主体资格认定标准混乱，财产要素、劳动力要素和责任承担要素认定模糊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阻碍了家庭农场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对家庭农场商事法律主体地位的明确就成为应对其他问题的先决条件。从目前陕西省家庭农场的规范文本和实践的角度审视，家庭农场商事主体需要从营业能力和注册登记两个层面进行制度构造。在不同形态的商事主体制度比较中，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能够满足家庭农场规模经营需求，有助于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和促进家庭农场制度可持续发展，保护农民个人财产利益，是理想的家庭农场商事主体制度选择。     

家庭农场贷款难的成因与对策——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家庭农场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因我国农业生产自然风险和经营风险高、基础薄弱、传统银行贷款额度小且利息高,家庭农场在发展中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困扰。从分析家庭农场现状出发,以交易成本、生命周期、供求视角分析家庭农场贷款难的原因,在参考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家庭农场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提出要加大政策性信贷对新型、小型家庭农场的扶持力度,规范合作社信用贷款,完善农业抵押担保措施和商业信贷配套措施,形成层次分明的信贷体系,降低家庭农场信贷的交易费用,从制度上破解家庭农场贷款难题。     

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研究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家庭农场立法的缺失制约了家庭农场的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立法首先应当明确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这是家庭农场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业生产,参与市场活动的前提条件。现有的民事主体制度不能适应家庭农场培育和发展的需求,应当明确家庭农场为新型的非法人组织。同时,界定家庭农场的民事主体地位,还应当明确以下三个问题：家庭农场与农户的关系,家庭农场成员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     

家庭农场成长条件与政策支持调查分析——基于河南的典型调查

本文基于河南省10个县(市)的50户家庭农场详实有效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状况、生产规模与经营效益,研究家庭农场成长中面临的问题及需求,得出当下生产条件的种粮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以200亩左右效益最优,家庭农场生产经营亩均年综合效益比农户高200元左右等结论。通过借鉴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家庭农场历史发展经验,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提出了推动家庭农场发展需要的条件及相应的政策支持。     

美国农场政策性信贷法律制度的借鉴和启示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确立了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目前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信贷是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家庭农场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商业性信贷、合作性信贷和政府信贷相互配合的信贷体系,对家庭农场的信贷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2013年美国新农业法案颁布,对《农业和农村联合发展法案》中的家庭农场政府信贷法律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法案中的贷款分类制度、风险控制制度、新晋农场主和社会弱势农场主扶持制度等对我国家庭农场信贷法律制度的构建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农工商综合经营论

农工商综合经营是振兴我国农业的新课题。自1979年以来,农垦系统国营农场有253个单位,940个农场参加了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试点。集体农场和农村社队也有参加试点的。这些试点单位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根据当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具体条件,在专业化分工、固定协作和执行生产经济责任制的基础上,兴办了工业和商业,稳步地发展了农工商综合经营,对探索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取得了不少好的经验。现就我国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性质、特点和形式,提出一些看法。     

编织“穷人安全网”

社会救助制度（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tａｎcｅＰｒｏｇｒａｍ）在我国称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几乎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保障文献都提到，社会救助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保障制度．一般认为．它起源于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出于人类恻隐之心或宗教信仰而对贫困者施以援手的慈善事业（Ｐｈｉ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ｙ）。 然而，开现代社会救助制度之先河的。是１６世纪才在欧洲出现的国家济贫制度（Ｐｏｏｒ Ｒｅｌｉｅｆ ｂｙ Ｓｔａｔｅ），即由国家通过立法。直接出面接管或兴办慈善事业，救济贫民。当时，工业革命引发的激烈的社会变迁，使原…     

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对家庭农场保费支出的影响

作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举措,以取消玉米临时收储制度为先导的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一定会引起粮食生产者的响应和行为调整,规模化的家庭农场更是如此。依据这样的假设,基于家庭农场购买保险的事实,利用实证检验方法对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价。通过全国家庭农场监测2016年和2017年粮食类家庭农场两期面板数据,建立DID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估计,计量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16年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开展的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确实导致了这些地区粮食类家庭农场2017年保费支出的显著增加。这一研究发现再次印证了家庭农场的市场主体特征,据此提出应在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同时,积极推动农业保险升级创新,以更好适应粮食生产主体的需求。     

制度结构与家庭农场的运行效率及效益

基于DEA-Tobit两阶段分析法,利用河南省的家庭农场调查数据,分类测度了家庭农场的运行效率,并从制度结构场域视角阐释了契约关系对家庭农场运行效率及效益的影响。研究发现：4类家庭农场的整体运行效率较低;地权制度不稳定对家庭农场的运行效率和经营效益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对4类家庭农场的影响程度不同;在交易制度场域内,各个契约关系人的行为对家庭农场运行效率和收益的影响及方向不同;家庭农场内部管理水平对所有类型农场运行效率提升都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外部管理仅对规模养殖类农场起到较为显著的积极影响。     

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家庭农场是我国农村经营体制的制度创新,这一制度创新必将极大地解放农业生产力,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我国家庭农场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建立在公有产权基础上的农业经营组织;一种有效率的农业经营组织;大、中、小农场共同发展是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趋势。当前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瓶颈"是:家庭农场土地流转集聚难;家庭农场主文化程度偏低;农业科技有效供给不足;家庭农场融资困难;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低。破解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瓶颈"的对策是: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家庭农场主;有效供给农业科技;创新农村金融,强化政府扶持政策;提高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家庭农场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模式。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家庭农场的发展优势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缺点。21世纪初以来,浙江宁波、上海松江、安徽郎溪等地区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在提高土地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生产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快家庭农场的发展步伐,需要采取建立市场化的土地流转制度、培养合格的农场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措施。     

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问题研究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迅速,具有强大生命力。但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缺陷的问题制约着家庭农场进一步快速发展。在阐明家庭农场内涵、特征基础上,从“家庭农场经营者、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与土地流转期限、劳动力结构、农业收入构成和其他认定标准”等方面进行认定,完善我国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以期能够促进我国家庭农场法律制度的完善,为我国家庭农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制度保障。     

中国式家庭农场规模确定的经济学推演

作为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型之一,家庭农场得到了各方的重视。本文综述了学术界对家庭农场的概念界定。在相关学者关于家庭农场规模讨论的基础上,用经济学推导的方式推演了家庭农场规模的确定,以及在制度限制条件下中国式家庭农场规模确定的探讨。     

家庭农场的纵向协作模式选择

家庭农场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之间进行纵向协作,有利于实现彼此利益和功能的互补。以湖北省家庭农场为调查对象,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家庭农场纵向协作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对不同纵向协作模式的选择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劳动力投入规模对家庭农场选择合作社模式有正向的显著影响,风险偏好对选择合作社模式有负向的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掌握市场信息的能力、劳动力投入规模、农产品生产认证情况对家庭农场选择纵向一体化模式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建议对依托家庭农场发展起来的各类纵向协作的组织形式都应该包容发展。     

国营农场管理体制下村委会职能定位的探讨——以辽宁省盘锦市L村为例

以辽宁省盘锦市L村为例,采用调查研究方法,对国营农场管理体制下的村委会职能及其相关方面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国营农场管理体制下的村委会职位设置情况比较特殊。国营农场管理体制决定了村干部出现上级委派的可能性比较大。国营农场管理体制下的村委会在经济职能、农场管理和精神文化职能方面能够发挥带头作用,但是也存在一些运行问题。因此,国营农场管理体制下的村委会应该紧密结合时代形式,明确定位,真正成为农场经济建设中的带头人、农场管理中的协调者和农场文明新风的引导者,最后提出了保障各项职能充分发挥的主要措施。     

生态文明视角下福建养殖业家庭农场经营模式选择研究

通过对家庭农场传统经营模式与生态经营模式比较分析,以养殖业家庭农场为切入口,重点选择福建省漳州、宁德等5地市180个家庭农场为观察样本,就其养殖业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展开实证分析和困境分析,提出了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引入信托制度、建立生态补偿细分选择制度、推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与创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家庭农场主、强化社会化服务水平和推进降本增效等建议。     

家庭农场研究:共识、争论及展望

家庭农场的学术研究随着家庭农场实践的推进而逐渐浓厚,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家庭农场有着自身的生产优势,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生产方式,但土地流转困难、资金短缺等问题阻碍了家庭农场的发展,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就成为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由于家庭农场刚刚起步,学术界在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资格限制、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雇工问题、法律认定以及是通过土地国有化还是私有化来解决土地流转难的问题等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未来对家庭农场的研究应以多学科的视角,立足中国国情,探讨中国式家庭农场的发展规律。     

不同体制下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差异分析——基于新疆地方和兵团家庭农场的调查

以新疆地方和兵团240个棉花种植型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为例,运用熵值法实证测算了新疆地方和兵团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并从体制视角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兵团和地方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水平总体较低,地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显著高于兵团家庭农场;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农产品成本收益率对地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有显著影响;土地生产率、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以及农技人员上门服务次数对兵团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有显著影响;兵团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大于新疆地方。     

农业补贴提高了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吗？——基于江苏省552户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江苏省552户种植业家庭农场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技术效率损失函数,在测度家庭农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农业补贴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家庭农场粮食生产平均技术效率为0.814,家庭农场粮食生产存在18.6%的技术效率损失;与机械、自有劳动力相比,农资这一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最大;补贴对家庭农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技术效率随经营规模增加而递增,补贴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规模差异。为促进家庭农场健康发展,应推动粮食生产技术转型升级;改进补贴发放方式和标准;采取多元灵活的补贴方式,提高补贴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发挥补贴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