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主体性在诗学操控中的彰显——以鲁迅的翻译实践为例

根据操控理论,译者是在诗学操控下进行的翻译活动;但同时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容忽视,译者完全可能摆脱诗学的影响而表现出其反操控的一面。鲁迅的翻译实践比较完整地体现了诗学操控下译者主体性受到压抑和获得张扬的辨证统一。通过分析鲁迅的翻译实践,说明在诗学操控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进一步指出,译者的这种＂反操控＂往往能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抗战文化场域下重庆诗歌翻译活动及其译者惯习考察

布迪厄社会学核心概念“场域”与“惯习”的引入有助于分析翻译场域和译者惯习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抗战时期重庆诗歌翻译场域与译者惯习关系契合或失和的考察，着重指出译诗的选材、诗人国别以及主题的选择和语言形式均受制于抗战文化场域的规则，同时译者惯习能动地建构和形塑翻译场域，投射出译者的主体身份和翻译的社会功能。     

政治文化语境与鲁迅晚期翻译

翻译总是与特定的语境有关,受到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约.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印记对鲁迅晚期的翻译实践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在其翻译目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上都体现出译者的政治文化诉求.     

清末民初翻译规范：现代翻译职业伦理的滥觞

译者的职业规范体现一定社会背景下翻译行业从业者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清末民初翻译行业逐渐兴起得益于稿酬制度的建立、科技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及独特的传播方式,但其时并未形成正式、统一的翻译职业规范。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清末民初译坛规范了译者的翻译职责、译者的翻译选材及翻译体例,规范了翻译的标准即译本的忠实性,论证了“信...     

翻译理论与翻译伦理

随着国际交流的扩大和加深,翻译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翻译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直以来颇有争议。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对译者角色的理解和社会预期也相应提升。近年翻译界讨论的"归化"、"异化",其实也包含翻译伦理问题。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实践涉及译者译作的多元文化态度、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原文重写的尺度、译者的责任等翻译伦理方面的问题。作为译者,在翻译时有必要对相关伦理问题有所思考,并体现在其翻译实践活动中,真正做到尊重多元文化、沟通多元文化。但翻译伦理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应保持在一个什么度上,作为翻译研究,更应深入探讨。     

重释鲁迅翻译之＂硬译＂——以翻译伦理为视角

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为人们认识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契机,翻译伦理探讨译者对翻译职责及其翻译标准的厘定。鲁迅"硬译"问题近年来得到学术界的密切关注,许多学者从诸多方面进行探讨,如翻译策略、文化因素、意识形态等。文章将从翻译伦理的四种模式:再现模式,服务模式,交际模式和基于规范模式来探讨鲁迅翻译中的"硬译"。     

译者主体性的翻译伦理阐释

译者主体性体现在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以及对读者期待视野的关照。翻译研究的伦理回归为翻译活动中的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有力的阐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其实体现了译者对翻译伦理的选择。     

翻译实践离不开翻译理论

针对翻译界争论的翻译实践是否需要翻译理论指导的问题,对比了张经浩先生和孙致礼先生的《爱玛》中译本,并由此进一步探讨了两位译者的翻译观,得出了翻译实践离不开翻译理论的结论。并指出,忠实与通顺是文学翻译的基本要求,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翻译的文化解读

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行为,更是一种文化活动。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人们越来越关注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对比中国翻译史上两位杰出人物鲁迅、林语堂的翻译实践和翻译主张,不难发现他们二人身处相同的历史时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翻译观,对翻译文本、翻译策略的选择大相径庭,这表明翻译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是译者的主观选择,翻译过程中的选择与译者所处的特定的文化环境、作者自身的文化态度、文化立场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图里翻译理论中译者的使命研究

作为特拉维夫翻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图里受埃文.佐哈尔及多元系统理论的影响,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翻译观点。在他的翻译理论中,关于翻译和规范的关系的见解更是独树一帜。图里提出了翻译模式中的规范概念,分别是原始规范、预先规范和操作规范。译者从翻译之前到翻译活动结束主要受到原语文化规范和目的语文化规范的制约,这两种规则如同线的两端,而译者的使命则是在两端间动态地选择自己需要的规则。探讨译者在规范的影响下的使命将会让翻译理论同翻译实践更好地结合,有助于二者的深化和发展。     

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伦理约束

翻译活动是一种群体活动,其中有多个主体参加.这些主体的相互交流受到伦理学原则的约束,其对译者的制约更是举足轻重.译者受到的伦理约束主要体现在再现、服务、交际、规范和承诺五个方面.这五种伦理约束相互作用又相互牵制,这为明确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职责和义务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从归化到异化—鲁迅翻译观转变中的主体性研究

译者作为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审美和创作主体,其创作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受到各种影响的重写过程,其中译者的意识形态、主流社会的诗学以及赞助因素对译者主体起到最主要的制约作用,从而决定了其翻译策略的形成。鲁迅翻译观从归化到异化的转变与其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所处社会的诗学因素和赞助因素都是密不可分的。     

社会实践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的 社会翻译学新视角

基于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翻译研究虽然突破了以往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局限,但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缺陷,如其“场域”概念界限模糊,“惯习”概念具有“决定论”倾向,“场域-资本-惯习”分析框架无法解释非译者行为产生的结果等。如仅借鉴社会实践理论来研究翻译现象,会导致译者行为研究出现片面性。将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相结合的社会翻译学新视角,能使中观“翻译网络”与宏观“翻译场域”相互补充,以“译者能动性”弥补“译者惯习”之“决定论”局限,使翻译研究采用行动者与过程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从而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更科学、更系统的理论视角。     

布迪厄场域理论视域下的葛译《生死疲劳》翻译策略与方法

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翻译《生死疲劳》为莫言在2012年成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效助力。目前视《生死疲劳》为葛浩文翻译策略转向期的研究对象并运用布迪厄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的研究较罕见。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的三大核心概念“惯习、资本、场域”分析《生死疲劳》英译本中体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并深入阐释译者选取这些翻译策略及方法的原因和动机。研究发现,译者的动态惯习、葛浩文逐步积累的文化资本以及翻译场域整体态势都与《生死疲劳》翻译策略的选取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切关系。     

翻译生态学与翻译伦理学对译者定位之比较研究

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这使得两种理论在对译者定位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体现在两种理论论述的都是职业译者,都认为译者受翻译环境的制约,都认为译者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译文是译者权衡选择的产物。不同之处体现在两种理论从不同视角论述职业译者,此外,在译者受翻译环境制约的程度、译者与翻译"诸者"的关系以及译文的产出方式上两种理论也持不同的观点。     

从《孔乙己》的三个译本看译者的主体性

翻译是人类最悠久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之一,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实践主体,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本文选取鲁迅著名文学作品《孔乙己》的三个英译本作为研究素材,观察译者主体性在译者对原文的选择、解读和表达等方面的体现及其影响和制约因素。     

翻译中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适应选择论视域下鲁迅早期科学译著的选材与翻译策略

翻译适应选择论从生态社会学的视角诠释翻译现象,凸显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和译者的主体性。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是译者在受制于多元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同时选择、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的社会活动。译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择当译之本",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实现目的语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指导下,考究了鲁迅早期译介域外科学著述的社会活动,指出鲁迅翻译科学小说的取材适应了中国"科学救国"的翻译社会环境,翻译策略的取向实现了汉语世界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     

译者的显身--中国翻译史独特的大译者现象

纵观中国翻译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都有大译者彪炳后世,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独特的"大译者"现象。所谓"大",一为社会地位高,二为主体性强,三为影响力大。本文结合中国翻译史上三次翻译高潮,从译者的社会地位、翻译决策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和翻译活动参与社会文化建构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翻译史上独特的大译者现象。     

文学翻译中的美学视野

文学翻译是一种独特的主体感受活动。文学翻译的过程也是译者审美活动和语言释义的过程,是译者主体性的创造产物,体现的是译者对原文的审美活动和意义解释,从而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创造性和超越性在文学翻译活动中的本质精神。     

文化意识与译者中间物本质——也论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

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不仅仅是其翻译原则,更是其文化意识的一个表现.具体而言,是其文化自省意识的产物,及其拿来主义文化策略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对译者中间物本质的理解源于他的中间物意识,深刻地揭示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