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僧侣财产权探析——宗教财产权研究之一

实证分析表明:佛教僧侣具有双重主体身份,他们既是宗教界的出家人,又是市民法上的自然人.依佛教教规,僧侣通常不应蓄财;但依民法,僧侣应享有其私人财产所有权.此文探讨了我国现有法律与宗教在僧侣财产权问题上的冲突,分析了僧侣财产权的特殊性,建议设立民法上的宗教财产所有权,解决法律与宗教的冲突,为司法审判提供适法依据.     

藏传佛教寺院僧侣茶俗研究

藏传佛教寺院僧侣是藏族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茶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寺院僧侣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茶,历史上还曾出现过规模庞大、气势恢弘的寺院茶会。因此,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僧侣的茶俗,可以充分挖掘蕴涵其中的深层文化意义。     

浅析北宋时期中日交往中的"僧侣现象"

北宋时,中日之间几乎没有派遣正式的政府使节,但在相互交往中两国的僧侣起到了媒介作用.本文首先考察了北宋时中日僧侣交往的概况,其次着重分析"僧侣现象"的政治背景、经济原因以及日僧入宋目的.北宋中日僧侣交往,改变了宋人对日本的看法,也进一步促进了中日双方的文化交流,影响极为深远.     

绿色的多瑙河

以前,每年从狂欢节结束到复活节这段时间里,修道院的僧侣们都需要进行斋戒,特别是星期五那天禁止吃肉。佛教寺庙里的僧侣们酒肉不许沾,但信耶稣的清徒们,没有这戒规。于是,德国多瑙河两岸肥沃的土地育种出来的啤酒花,在公元1050年时就被威尔腾堡修道院里的僧侣们青睐上,从此诞生     

博客心情：绿色的多瑙河

以前，每年从狂欢节结束到复活节这段时间里，修道院的僧侣们都需要进行斋戒，特别是星期五那天禁止吃肉。佛教寺庙里的僧侣们酒肉不许沾，但信耶稣的清徒们，没有这戒规。于是，德国多瑙河两岸肥沃的土地育种出来的啤酒花，在公元1050年时就被威尔腾堡修道院里的僧侣们青睐上，从此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修道院酿啤酒坊。这些啤酒不仅让当时那些斋戒中的僧侣们畅饮尽欢一场，其独特的黑啤酒配方流传百世，直到如今，威尔腾堡修道院黑啤酒还是人们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黑啤酒。     

唐末贯休诗歌用韵考及其所反映的方音特点

僧侣诗人的用韵往往会有出韵的表现而显得比较特别,这些出韵的表现常常是诗人受自己方音影响的结果.对唐末僧侣诗人贯休的诗歌用韵情况做穷尽式地考察,并参照《广韵》独用、同用的规定,统计其韵部通押的各种情况和通押比例,归纳出其诗歌的韵部.同时,就所得的韵部与中唐26部诗韵,晚唐僧侣15部韵以及宋代通语18部词韵的异同点进行了探讨.重点是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以及诗人的方言,对诗人用韵中的出韵、特韵现象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这些特韵通押是有方言语音基础的,它们是诗人方音的流露,说明了僧侣诗人用韵常有以方音入韵的事实.     

神圣与世俗——傣族的“听经”风俗

大凡佛教民俗 ,一般都要在佛寺进行 ,有僧侣来操办。但流行在德宏傣族地区的“听经”风俗 ,可以在家庭里举行 ,而且没有僧侣的参与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和一个固定的地点。这些现象都不符合佛教的常规 ,但是那些“有着宗教体验的人”运用了“非宗教的理性方面”的手法 ,去圣化空间 ,圣化家庭 ,圣化民间故事 ,从而把“听经”风俗神圣之地———佛寺 ,引进了世俗之地———家庭     

藏传佛教社会构成要素的神圣性特征

藏传佛教的神圣性是由佛经文本和神圣物象、仪轨体系、僧侣组织等社会构成要素的神圣性特征所支撑的。佛经中的智慧广博,且很多经书由高僧大德用贵重材料抄写,彰显出其神圣性地位;神圣物象无所不在,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氛围,强化民众信仰。常规仪式形式简单,便于反复践行,宗教禁忌更是时刻规范着信众的意识行为;巫术为信众提供了宗教服务,宗教节日则是群体宗教情感和集体意识和谐释放的渠道,这些都是藏传佛教神圣性的有力保证。僧侣是藏区社会的文化精英,学经的艰苦性和终身性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为僧侣身份贴上了神圣性的标签。     

抗日战争与中国佛教界的社会救济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僧伽护国的集中表现是在抗战期间.抗日战争充分展示了中国佛教界的爱国精神,同时也展示了他们参与社会救济的能力与效果.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方面许多高僧大德通过募捐提供大量的物质援助;另一方面僧侣们纷纷组织救护队深入抗战第一线.佛教界的社会救济获得各界的好评,但是佛教界自身却陷入僧侣杀敌护国是否破戒的争论.僧众从救护伤员到战场杀敌,存在巨大的思想变迁,这是由于爱国主义起到了引领作用.     

日本明治政府初期佛教政策的演变

1868年,明治政府颁布了"神佛不得混淆令",规定神佛分离,废止宫廷的佛教仪式,清除神社内的佛像,禁止僧侣参加神道仪式,并将统治神社的佛教势力从寺社中彻底清除,让僧侣还俗或仕于神社.1872年,明治政府设立教部省,以神佛各宗派人员为教导职广为说教,在全国开展国民教化运动.1875年,明治政府废止了神佛合同布教,解散了大教院.至此,国民教化运动告一段落.佛教界则在明治政权清洗和融合的一系列政策中,成为翼赞国家神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士大夫隐逸之风探略

由于宋代特定的历史因素,在士大夫之间普遍存在着隐逸倾向.其表现有士大夫多以"某某居士"为其名号;许多士大夫观佛寺,游道观,看佛道之书,与僧侣道友交往密切;不少士大夫文学作品透露着浓厚的隐逸思想;士大夫生活中的一切--风景、官署、斋室等都与吏隐之名联系起来;不少的士大夫有着或长或短的隐退经历.     

古代通俗小说之源:佛家"论议"、"说话"考

唐郭湜<高力士外传>中有关"说话"的一段文字向为研究说唱艺术和话本小说起源者所重,然一直未见精当识解,除了有关"说话"的论述意有恍惚外,其中"论议"一语更是莫测大旨.本文指出,"论议"是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从传统重说文化中借来的宣传手段,主要指僧侣间,同时也指僧侣与信众或异教徒间的相互问难,曾给唐五代通俗小说技法的演进以重要影响."说话"作为讲故事活动从六朝至唐为佛家唱导、讲经的点缀,随着世俗情趣向僧侣阶层的渗透而逐渐独立起来,并留下了作为宋元话本滥觞的两种文字存在形态.佛家论议、说话等宣传方式与唐代民间说唱,共同构成古代通俗小说的源头.     

《红楼梦》和《堂吉诃德》中的两对理想僧侣比较

《红楼梦》塑造了一对僧侣——茫茫大士与渺渺真人;《堂吉诃德》也描写了一对僧侣——贝罗·贝瑞斯神父和教会低级神职人员参逊·加尔拉斯果学士。中西古典小说中的这两对僧侣的形象及其在各自作品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十分相似,又各具特点,将之加以比较,以便研究文学的宗教形象和社会、作家宗教思想之间的关系,并认识文学与宗教的相互作用以及中西方差异。     

当代藏区僧侣与宗教职业生活

藏族僧侣之宗教职业生活是在寺院、家庭和社区三大层面逐步建立、完善并不断演进的,这是僧侣作为寺院职工、家庭成员和社会公民等多种身份的特征所决定的,亦是宗教与不断变迁的社会相适应的具体表现。     

为所有人祈祷

一位农民带着他患病的妻子,请一位僧侣为他们做祷告。该僧侣开始做祈祷,他祈求上天治愈所有的病患者。等一下,那位农民说,我请你为我妻子做祷告,而你却为所有的病患者祈祷。     

南传佛教对傣族社会经济的作用

傣族信仰的上座部佛教与汉传佛教相比,有自己的特色,尤以其僧侣还俗制为突出.上座部佛教僧侣还俗制,不但保证了社会劳动力,而且使劳动者的素质得到有效的提升.傣族信众的宗教投资是对教育(或文化)的一种投入,有了这种"合理"的投入,上座部佛教得以稳定发展,也使傣族社会逐渐走向了繁荣.南传佛教使得云南傣族地区与印度、东南亚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升了傣族的对外交往空间,这对于经济文化落后,与外界沟通不多的傣族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日本人游记中的近代重庆

近代以来,前往重庆的日本人日益增多.他们对重庆的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状况进行实地考察,撰写了不少旅行游记.这些游记的作者,既有外交官员、实业家,也有僧侣和普通教师.不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来到重庆,但都是站在维护和扩大日本本国利益的立场,对中国内陆进行观察与想象的.通过解读这些游记作品,不仅能够再现近代重庆地区的社会生活状况,而且可以了解近代日本人对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对立的思考与阐释.     

佛教与中古中外交通

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与佛教文化交流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在中古时期(汉-唐),佛教僧侣西行求法,东来传教,或陆路,或海路,往返于中国本土与域外诸国之间,是古代东、西方交通往来的重要内容.中外僧侣东来西往主观上是为了弘扬佛法,他们或逾越流沙,或泛漾洪波,着其先鞭,导夫先路,客观上促进了中古中国对外交通路线的开拓和发展.佛教僧人西行求法亲见亲闻的纪行之作,不仅大大充实了中外交通史的内容,而且可以与正史文献参照比勘,成为我们研究中古中外交通史的珍贵资料.     

从“二拍”中僧侣敛财看社会发展

"二拍"对僧侣敛财进行详细而深刻地披露,这种特有现象发生在宋明之际不能不说与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莫大关联,金钱的刺激使僧侣最终由佛性转向人性,而且以一种最丑陋的方式表现人性阴暗的一面,毕竟一切都是在探索中,思想的解放,社会的发展需要沿着崎岖的道路才能走向最后的光辉。     

南北朝佛教僧侣的诗学成就

南北朝中国佛教僧侣的诗学成就,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方面,它领导着当时绮靡浓艳的诗风,而且实际上还是当时诗歌声律理论的最早的一批发明者与实践者;另一方面,南北朝中国佛僧侣的诗歌创作,扩展了中国诗歌的固有领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诗歌的表现技法,在中国诗歌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