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再论《新语》之于"独尊儒术"的重要性

其实汉初儒学并非在野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已与王权结盟,武帝时其独尊地位只不过是这种结盟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陆贾的<新语>起了重要作用:它在汉代率先尝试以儒学统一思想,以巩固大一统封建王权;率先尝试儒学信仰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合法性的宇宙论终极依据;率先尝试儒学儒术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率先尝试儒学制度化,以使之与王权结盟并以制度化的形式稳定下来.董仲舒正是沿着<新语>的路子,使"独尊儒术"得以完成,故<新语>实是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基点,中国乃至世界理论界都把它当作一个千真万确的学术信条,在古今中外涉及儒学的著述中被广泛征引,近几年中国的理论界还对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学术争鸣。尽管争鸣是百花齐放,但所有参加者无不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限上作文章。应当指出,争鸣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但他们都肯定汉武帝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际行动,有的只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说汉武帝“罢黜百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新探——兼答管怀伦和晋文(张进)教授

传统至上世纪90年代,学术界都认为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搞思想专制.笔者认为子虚乌有.但管怀伦、张进认为:虽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并以卫绾建议"罢申商韩苏张"为基点,展开论证.笔者认为不妥.卫绾不是儒家,"罢申商韩苏张"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个汉武帝时期都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事实上,汉武帝尊儒是采纳他儒学老师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实质是"以孝为主,悉延百端."     

21世纪:儒学在重构中被超越

“当代新儒学兴起的意义及其未来前景”,这是一个为世人所瞩目的时代课题.本人曾撰有《用世纪之交的目光来审视儒学》一文①,现感到意犹未尽,遂缀此续篇.一本世纪初,近代思想家章太炎接连发表激烈的文字,批评孔子“虚誉夺实”,儒术为“南面之术,愚民之计”,“儒术之害,则在淆乱人之思想”②,实可视为儒学地位大动摇之揭橥.接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实际上废除了儒学作为国家政治之指导思想.继之,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活动,从正面对儒学进行猛烈的轰击.儒学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这是儒学自汉代取得独尊地位以来的两千年间所从未遭到过的惨重灾难.接二连三的冲击,说明了儒学已大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障碍.     

论儒学与两汉复仇之风

论儒学与两汉复仇之风刘厚琴汉代独尊儒术，以经学治国。儒家思想渗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考察汉代社会风俗可知，其时复仇之风十分盛行，复仇已经成为汉代社会的突出问题。儒学与两汉复仇之风有无关系？若有，这种关系达到了何种程度？本文拟作初步探讨。复仇在上...     

唐代的儒学复兴与学术史的研究

<正>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由百家之学的地位一跃而成为官方钦定的经学.以儒家的经义断事不但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而且成为指导人们思想言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及至东汉末年,随着刘氏王朝的解体,上述情况才有所转变,这就是:原来曾一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而盛行的意识形态——经学渐趋衰微,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和南北朝佛学;社会思潮因之也由崇儒尊经转向尚玄(学)崇佛尊道(教).隋唐以来,儒学的这一历史厄运才开始出现了转机,由式微转向复兴.     

《新语》——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我们习惯于把儒学制度化理论归功于董仲舒,而往往忽视陆贾的作用.陆贾在其<新语>中对儒学与王权结盟的方式--儒学制度化,儒学制度化的三种具体形式--儒学法律化、儒学礼仪化、儒学习俗化,儒学如何制度化--改造儒学、寻求王权支持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董仲舒正是沿着陆贾的路子使得儒学制度化,故陆贾其书<新语>实则是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儒学与现代中国的老年问题

儒学自从孔子创立以来，历经了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从先秦原生儒学转化为汉武帝、董仲舒的“霸王道杂之”、“独尊儒术”；再到魏晋玄学在儒、道融合基础上，对儒学的新诠释；进而发展为唐代的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然后在较高的理论层面上，转生出来明理学以及心学、气学，直到现代的新儒学。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儒学与各种学派之间的冲突、斗争、磨合、融化，经过曲折而复杂的思想历程，几度衰落而又复兴，终于形成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体系，其中涵盖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诸多精华，同时也积蓄着历史的糟粕。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政权…     

"国学"不宜用于命名一级学科

当下学界最出格的"国学热"莫过于欲将"国学"推上一级学科位置的盲动."国学"一词原本有特定的指称对象,即"邦国库序".汉唐以来,国学主要指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及其附属的等级地位最高的国立学校,而崇尚儒教为"天子之学"的一般特征.正是由于儒学即国学、国学即儒学的涵义根深蒂固,一些学者所谓的"国学观"之争主要是儒学观之争,而儒学观之争的焦点又是儒学现代价值之争.独尊儒术的"国学"不适用于现代;区隔中西的"国学"存在重大偏弊;涵义混乱的"国学"无法界定学科;夸大功能的"国学"不能使之太热.如果将"国学"列入一级学科名录,就会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儒学发展对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于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形成了三个重要里程碑：先秦儒学奠基了传统体育观念丰富人文内涵的基本框架;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启了儒学从国家管理角度影响传统体育观念的先河;宋明理学从儒学“人伦化”的角度形成了重文轻武的传统体育观念。儒学对于传统体育观念的影响呈现出了显明的特点：一是儒学崇仁尚礼的伦理色彩,极大地丰富了传统体育观念的道德内涵,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传统体育的本质区别;二是体育活动是人生的一种理想追求,早期儒学对于人生理想的设计是文武双全的,并没有文武轻重之分;三是宋明理学对儒学的改造,导致了重文轻武观念的固化,从而对传统体育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从商周之际思想的转换看《易经》的道德观

《易经》的成书,既是筮法发展的必然,更是商周之际道德发展的必然。商周交替的时代思潮促使道德的诞生,使人们于注意天命之外更看重个人德行的价值与意义;表现在《易经》卦爻辞的撰系中,则是其中表现出的"轻天命、重人事"的思想倾向,是周人道德自觉的产物;而《易经》中的"君子"形象则更体现了周人对于贵族道德规范的构建。     

论曹氏父子乐府观之形成

以曹操为代表的曹氏三父子之乐府诗,是乐府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父子三人的乐府观,因各自经历的不同而各异。曹操的乐府观,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追慕王权而雅好＂四品乐＂,二是力主＂依前曲作新歌＂。以魏国的＂四品乐＂替代东汉的＂四品乐＂,为曹丕乐府观的核心之所在。由于＂立嫡之争＂的失败,远＂魏曲＂而近＂杂曲＂,则成为曹植乐府观最为本质的内核。     

波格丹诺夫在中国: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沉没的声音”

波格丹诺夫是与列宁同时代的俄国思想家.长期以来,波氏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既没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没有被纳入其他思潮的谱系之中,成为一种“沉没的声音”.通过系统发掘和梳理史料,可以发现,施存统、周佛海、张伯简等人对波氏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大量的译介和传播,而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在社会史论战中也大量运用了波氏思想.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影响非常之大,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学者构建中国社会史、社会发展史话语体系和判定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理论依据,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影响至深.     

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

我国古代历史上统称是夏、商、周三代 ,有些古籍又称为虞、夏、商、周四代。作为虞氏的世系 ,现在可考的有幕等十五个名号 ,而不止是尧舜禅让中的舜一代五十年 ,是古代史上实际存在很长时期的一个朝代 ,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兼论"亭亭复一纪"之年代问题

历来注家皆认为《饮酒》作于东晋,本文提出《饮酒》作于刘宋。《饮酒》用邵平典故寄托易代之感,言新朝也会灭亡,当作于入宋。据《宋书》纪传、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及陆游《入蜀记》自建康溯江抵达江州需时22日,可知颜延之自京贬始安郡路过江州,是在宋永初三年八月八日左右;《饮酒》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指近来秋分八月初十以后夜比昼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与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日期、事实相合;《饮酒》当作于永初三年秋分之后。"比夜已长"与《述酒》"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皆以黑夜象征刘宋政治黑暗。以饮酒象征政治不合作,来自竹林七贤;象征政治不合作以及隐逸躬耕以保全独立自由人格和生命权利,则是来自陶渊明的新玄学实践境界。     

“讼”卦管窥西周法制思想

"讼卦"是《易经》第六卦,主要内容涉及到中国古代法制实践与法制思想。本文尝试在还原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对"讼卦"进行文本解读,并对西周时期的法制现象进行评析,以此梳理彼时法制思想的基本原则。     

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陶渊明是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元末文人不仅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也寻找到了他们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并且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丰富的诗学养料。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其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当然,他们也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以平淡之笔陶写一己之心灵与情绪。而两种不同的解读与取法实则培养了属于元末文人自我的诗歌风格。     

周作人对陶渊明的文化定位

周作人的人生与文学创作都深受其偶像陶渊明的影响。他认为,陶渊明是"中古圣徒""千古旷达人"。周作人对陶渊明的双重文化定位,凸显了他以儒为名、以道为实、儒道表里的复杂文化心理和外儒内道、无为而为、以释补儒的带有"出世"倾向的人生观。虽然周作人学陶,某些方面也似陶,但二者质性迥异,这种差异源于两人对儒家理论的不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