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之情论发微

本文意在对船山之情论做一个具体而微的阐释。首先得到讨论的是王船山对情的具体论述,亦即情之本性、独具特色的情感独体论以及情与不善之来源的关系。在此之后,本文力图将此情论置于船山人性论乃至天道论的整体之中来揭示其独特性。最后,本文将试图以船山之理欲关系论作为例证来阐明上所述情论的正当性。船山思想之通达性由此也昭然若揭。     

以诚论胜——王船山对程朱“性理”观的纠正

博大精深的船山学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以宋学为宗。继承周敦颐、张载和湖湘学派的思想传统,以诚论性、性气合一、道器合一。从而纠正了程朱理学以理论性,性气分立的性理之学。并且在理欲关系、人性善恶等一系列人性哲学、道德哲学问题上对程朱理学进行纠偏,形成与理学和心学都不相同的思想路线。     

从诚学观念的变革看王船山美学思想

王船山通过对传统诚学理论的改造和重构 ,把“诚”从“天道”变成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审美观照的产物 ,与此相应 ,他把美的本原从主宰之天落实到人的生活世界 ,把审美活动从心性内省引向感性观照 ,把美感的重心从道德本位转向了个体情感本位     

王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显达与度越

王船山礼学思想在学术界多有关注,但其遵礼实践的逻辑展开在学术界缺乏探讨。船山遵礼之道的逻辑开显表现为如下几个层次:即作为遵礼之礼的"礼"彰显为人道而为人之独;作为遵礼之理的"理"贯通于气、礼之间,并与人息息相关;"礼"与"理"贯通:彰显了遵礼的必要理由而最终得以逻辑展开。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展开,实质上彰显了礼、气、理之间的相互贯通与度越,背后实质上凸显了船山遵礼实践的必要理由。     

朱熹理欲观视域下的伦理转向与异化

理欲关系作为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核心问题倍受历代学者关注.朱熹在继承宋儒理欲之辨的基础上,提出并阐释了"明天理,灭人欲"的理欲观.该观点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伦理思想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且影响深远.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探讨的文章可谓蔚为大观.     

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

本文着重讨论了四种道德学派即:以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道德感派、以儒家为代表的良知派、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和以康德为代表的自由意志派。并从两个方面对道德进行划分:从动机上把道德分为理性的和情感的,从层次上把道德分为功利的和道义的;进而将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情感主义、理性主义、功利论和道义论纳入一个统一的层次结构。与此同时,对儒家伦理和西方伦理做了较为深入的比较,揭示出二者之间的不同发展路径和互补格局。     

从“道势”关系的演进谈先秦儒家之君臣论

＂道势＂关系即道统与政统、教与治、德与位以及吏与师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儒学的开创者,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势＂关系离合、消长的曲折情势下,如影随形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君臣论,为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建和完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天体·人体·经络 --从"以道论之"的思维方式上试论经络发现的奥秘

研究经络的发现,不能仅仅就经络论经络,应该将其放在整个中医文化里来认识.讨论中医文化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医文化,而应将其放在整个中华文化里来认识.以文化之源论中医起源,以中国哲学论中医之术,是本文的研究思路.一种文化背后,隐藏着一种思维方式.中华文化、中医文化产生在同一思维方式之下,这就是"以道论之"或"以一论之"的思维方式.本文的目的,不是在叙述"祖先创造了什么",而是寻找"祖先发明创造时的思维方式".如果优秀的子孙继承了这种思维方式,应在祖先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辉煌.     

也谈傅山与王船山——两种不同体系的哲学和美学思想

一傅山和王船山,是明清之际分属于两种不同哲学体系和学派的两位思想家。他们之间有着某些相近或相似处,更有着一些差异或矛盾处。他们的相近或相似处,是对他们所处时代的反映;他们的差异或矛盾处,则揭示了他们分属不同的哲学路线和学派。魏宗禹同志的《傅山与王船山》一文(裁(《船山学报》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列举好些方面,说明这两位思想家“虽有一定差异,但确为同中之异,且异中见同”,使人感到,这两位思想家在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上是相同的。这是值得商榷的。     

从《诗经》看儒家伦理与周部族文化的关系

儒家伦理与西周文化的紧密关联已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情,在一般的儒家伦理研究中,我们很少去关注它跟周部族拓荒时代的关联。儒家伦理如何受到周部族文化的影响,我们从后来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经》中可以认识到。尤其是《豳风》,《豳风》反映了周族先贤在豳地的经历、生活和文化,儒家伦理受《豳风》诗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伐柯》这首诗上;此外,《大雅》的《公刘》、《绵》等诗篇对儒家的政治伦理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从《诗经》的这些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伦理确实受到了周族先贤及其文化的影响。     

从传统儒学的"理"与"气"述论北宋"气以载性"思想

"理"与"气"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对哲学范畴。"理""气"关系亦成为历代思想家包括理学诸子治学的重点。本文试从传统儒学的"气"与"理"述论北宋"气以载性"思想,以阐示重要意义。     

中西启蒙“平等”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同与异——以卢梭的“平等观”与戴震的“理欲之辨”为范本

中西启蒙“平等”观各自循着自身的文化轨迹沿革,如果没有以后“鸦片战争”引起的中西文化碰撞,双方的演进路向断然不会重合。一般而言,西方的启蒙“平等”观推崇“权利平等”,并能够借助民主政体进入制度性建构,因而较易落到实处 (尽管绝对的“权利平等”永远不会存在 )。而中国的启蒙“平等”观仅停留在道德境界的“人格平等”,并且寄希望于专制统治者的自我觉悟而推行之;因此,这仅是一种尚未进入实践领域的“社会期待”。     

以人观之、以道观之与以类观之——以先秦为中心看中国文化的认知取向

在中国文化中,事实的认知与价值的评价彼此交错,从道、礼和语言的层面观察,认知都展现出以人观之的向度,其过程不仅限定于狭义的对事实的把握,也同时指向价值的评价。从认知方式的角度看,这种认知取向既表现为以道观之,又呈现为以类观之。前者关注对象本身的关联性、整体性、过程性,内含辩证思维的趋向;后者从类的层面把握对象,并以类同为推论的出发点,体现了不同于演绎推理的思维特点。能知层面的以人观之与所知层面的以道观之、以类观之,同时指向知行过程的有效性、正当性、适宜性,并在中国文化中具体表现为明其宜的认知取向,而论证与特定情境的适合,既涉及理,又关乎事,在实践过程中融合了中国文化中的各种认知特点。     

儒家的天道贯通观——人与社会及自然的和谐之道

儒家的根本精神在于建立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图景,其具体内容体现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以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精神为本质,以各安其位,各正性命为表现,将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理想秩序统一起来.在儒家的基本经典中这种理想都有表现,不过隐显和侧重不同.天道贯通,是指宇宙自然之道,社会人伦之道,个人修养之道的统一."礼"是维持和谐社会的工具.具有较强的伦理性,这与现代社会以法律和民主来建立和维系的和谐是有区别的.     

发展全球价值伦理——中西价值体系的层次与其整合体现孔子与儒家仁爱伦理与忠恕之道

本文从根源上探讨了人类价值追求的起源,再进而说明何谓普世的价值。本文并区划理想的普世价值理念与实际经验中的普适价值,厘清了四个价值的层次与中西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最后整合为五个层次的价值伦理,更系统地说明了人类必须面对的价值整合问题。本文举出孔子的仁爱伦理的忠恕之道以为人类普世伦理的具体说明。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更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文化中的道德精神与淑世的普遍价值,勉以高度的自觉,谨严的行为,示范于世界,把人类共处之道推向一个新世纪、新世界。     

“孔子的真精神”系列之十 尽其性,俟其命——儒家性命之道与死亡哲学

法国哲学家加缪在他的名著《西西弗的神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诸如世界有三个领域,精神有九种或十二种范畴——都是次要的,不过是些游戏而已。他举例说,伽利略因为生存原因放弃日心说的主张无可厚非,因为“地球或太阳哪一个围绕着另一个转,从根本上讲是无关紧要的”,不值得为这个所谓的“真理”遭受火刑。     

修己与治人——从朱熹与王夫之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说起

《大学》絜矩之道的诠释,关系到儒家传统中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的问题。朱子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起于人心之同,以己心为天下之心,可以兴起民众,正其好恶取舍,故絜矩之道仍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延伸;王夫之则认为家、国、天下之间“理势自别”,因此,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起于教之之道,以立教为本,推行“恒政”,为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给出了严格的区分。在对絜矩之道的诠释中,朱子的理论重心落在推度人心与兴起民众共通的道德意识上,即以道德的途径为首出,而王夫之对朱子以来的诠释作了深刻的反思,以政治的角度去探求絜矩之道的实现方式,试图以“恒政”实现教、养、政的统一。总的来说,朱子的诠释更贴合《大学》的文本脉络,船山的诠释则更显理论上的创见。     

从"文化心理"与"文化自觉"看儒家伦理的当代建构问题

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为儒家伦理的实现带来了巨大挑战。李泽厚以"文化心理"的"情-理"结构解释儒家伦理与中国人的关系,但这一结构在当下却面临着超越知识分子规划的巨大解构。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说,强调中国人要对自身的文化传统有"自知之明",这可以为我们今天应对挑战、实现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当代的文化与伦理建设,可以将"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自觉"作为分析中国实际的方法,强调其方法论意义。我们应抱着一种既不复古又不全盘西化的态度,找寻儒家思想的当代定位,实现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从“文化心理”与“文化自觉”看儒家伦理的当代建构问题

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为儒家伦理的实现带来了巨大挑战。李泽厚以文化心理的情-理结构解释儒家伦理与中国人的关系,但这一结构在当下却面临着超越知识分子规划的巨大解构。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说,强调中国人要对自身的文化传统有自知之明,这可以为我们今天应对挑战、实现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当代的文化与伦理建设,可以将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自觉作为分析中国实际的方法,强调其方法论意义。我们应抱着一种既不复古又不全盘西化的态度,找寻儒家思想的当代定位,实现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