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发之中:儒者第一难透底关--王夫之"透关"三辨

"未发之中"是传统儒学中"第一难透底关",王夫之通过对宋明心性之学的检讨,从三个层面即心理学之辨、儒佛之辨和心性之辨透过了"未发之中"这一"关".     

王阳明论“未发已发”

关于未发已发这一宋明理学中的老问题,王阳明继承了宋儒关于未发的本体与境界两种理解,并以良知或致良知这一核心概念为纽结,详细地对与未发已发相关的中、和、未发之中、已发之和等概念进行了分疏解析,对未发已发的关于做了很多细微的区别,从而进一步将未发已发的理解推向纵深。     

论阳明未发已发说

以往的研究对阳明未发已发内涵及其关系阐释的不够,而这一观念无论在阳明早年还是晚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未发已发观念虽然也随阳明思想推进而发生改变,但始终与本体和工夫相关。文章集中从未发已发本体和工夫、动静、体用等角度展开,揭示了未发已发关系在阳明心学中的重要意义。     

朱子两种主“动”的涵养工夫辨析

朱子主"动"的涵养未发工夫,为"静→动→敬"的涵养环节之一,其针对已学者而言,要求在人伦日用中养心体未发之中并守之以备发用之和,此属于"上达→涵养→发用"的工夫格局。其常与主"动"的下学涵养工夫相混淆,后者对初学者而言,要求在基础性的生活内容中养出善端以备上达,此属于"下学→上达"的工夫格局。由于此二者在性质、内容、主体、特点以及工夫格局中的位置迥异,故均冠以"涵养"易引起歧解,应在名称上予以规范,宜以"涵养"专指下学,以"存养"转表未发,即下学涵养与未发存养。     

论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一)天人授受之际,人受天之所命者为“性”,故天人本自合一;(二)“天道之本然”变为人“性”,主要是受到“质”的拘蔽,形体才情、道德品性等才有千差万别,是为被拘蔽的“天人合一”; (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重新实现“天人合一”;(四)“发己自尽”与“循物无违”可视为王夫之关于治道的“天人合一”之论.王夫之所论“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如果以之与基督教尤其是爱仁钮的“复归元首”说相比较,以上四个方面的信仰体系的特征更为明显.     

“天地之中”与“天下之中”初论

洛阳学中的核心思想是中文化,天地之中与天下之中则是中文化的基础。该文从文献梳理中,对天地之中较天下之中的历史地理分布进行了排列,反映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的说法,不仅时间最早,而且文献最多。通过比较,两者不仅有相同点,而且天地之中较天下之中内涵更为丰富。     

从《诗经稗疏》看王夫之的《诗》学阐释学方法——兼与雷庆翼先生商榷

针对雷庆翼对《诗经稗疏》的批评,从不背事理和非为卫道两个方面加以反驳,考察分析了王夫之在《诗经稗疏》中表现出的《诗》学阐释学方法有三种,即审文辨字,正本清源;依古立意,博采百家;审之以理,求之以意。     

高杰北征辨——兼与顾诚先生商榷

高杰北征是南明弘光朝廷唯一一次大规模的抗清军事行动。固然 ,由于出了叛徒 ,主帅身死 ,是出师未捷 ,然其性质不容篡改 ,其影响不可低估 ,其组织者参予者如史可法、高杰等均不失为魁磊男子 ,民族英雄。顾诚《南明史》的相关阐述惜乎昧于局势、惑于谬说、益以鉴别史料的工力未能如愿 ,因而做出了完全悖乎史实的评判 ,谨予以澄清     

王夫之对朱熹“诚意”“正心”思想的修正与发展

朱熹认为,"诚意"就是指所发之"意"表里内外、彻头彻尾、自始至终都是"好善恶恶"之意,反之,只要有一丁点不够如此,便是"自欺"。王夫之认为,"欺"不应该理解为欺骗,而应理解为欺凌、欺压,"自欺"就是"意"欺凌了自己的"心"。朱熹认为,"正心"就是"心如太虚,湛然虚明",空无一物,不先带着情绪去应接即将到来的事物;"正心"的方法就是"致察"和"敬以直内"。王夫之认为,"正心"就是"正其心于仁义","心为道义之心","正心"的方法是"执持其志"。王夫之的"诚意""正心"思想比朱熹更落实,也更符合儒家一贯的思想。     

试论王夫之的“齐家”思想

推崇“家国同构”的中国儒家文化历来重视家庭问题——即“齐家”;作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王夫之也不例外,他同样十分看重、推崇“齐家”。王夫之的“齐家”思想主要包括：父慈子孝,家教从严;夫义妇听,相敬如宾,勤俭持家;兄友弟恭,安静守分。当前世界性的“家庭道德滑坡”现象突出,王夫之的齐家思想不无裨益。     

“了解之同情”——论王夫之的庾信批评

庾信的文学地位极高,但出仕四朝、十帝的行为,使他成为历来争议很大的诗人。明清易代之际,批评家对其人其文做出种种评议,一是完全的肯定,一是从政治功利出发的否定。然而,在此问题上,王夫之显得理智和冷静,原因主要在于船山特殊的经历和内心体验,以及其独特的史学思想和诗学理想。他对庾信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做出了不循流俗的品评,这在庾信批评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王夫之与庄子“逍遥”思想研究

＂逍遥游＂的实质是庄子对主体修养境界高度地提升与合理性论证,体现了＂无无＂境界的思想性质和从＂有待＂到＂无待＂的境界思维成果。王夫之研究＂逍遥游＂的理论成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批判庄子反对＂有待＂和以＂无待＂论证＂逍遥游＂境界的虚无思想性质和理论思维取向,揭示＂无无＂境界思想本质;（二）改造和吸收庄子提升境界高度并论证其合理性的理论思维成果。王夫之研究＂逍遥游＂的思想价值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他与庄子思想的同异及其思想根源;（二）他遵循的从＂无无＂到＂有＂境界线索并论证＂有＂境界的思想本质。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王夫之对“户异其说”思想的颠覆与辨正

王夫之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且"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王夫之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他颠覆了以往人性学说的独断论思想,并从形而上层面阐释了人性缘何为善的问题,使学界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释“巴”——兼与曹定云先生商榷

"巴"字自甲骨文到金文再到小篆,字形一直在不断的简化,但始终保持蛇形的特点,只有识出甲骨文(巴)字中的两根竖线为毒牙,才能使巴之本义浮出水面,也使"巴"字的演变有了合理的解释。《说文》释巴为"虫、蝮",更是证实了巴之本义为毒蛇,并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历史文献及现代动物学证实,这种蛇远古时期称"巴",秦汉时期称"蝮虫",民间又称"反鼻虫",唐宋时称"蝮蛇",明代也称褰鼻蛇,现代称五步蛇或尖吻蝮。     

王夫之“兴会”说的美学意义

如果说"赋比兴"及"兴观群怨"之"兴"引导王夫之诗歌美学走向以情为主的诗歌本体论的话,那么他提倡的"兴会"说则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思维方式推进了一大步.王夫之把"兴会"上升为审美活动的源发性范畴,这一方面表现出明清时期中国诗歌美学的成熟,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兴会"说自身的不断丰富和深化.王夫之对"兴会"审美感兴的重视使得这个古老范畴最终与哲学思维建立起疏通的纽带,使其与"以兴起情"说为主的"赋比兴"诗论和"兴观群怨"的"四情"诗论联结在一起.古典诗歌美学的历史演进和逻辑进程在王夫之身上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王夫之“习与性成”人性论之补见——论“习”字的“习行”义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总结者,明末清初王夫之对先秦以来的各派哲学体系进行了梳理,在先贤基础上对许多既有论题进行了深层探讨,赋予传统以新的理解。习与性成是王夫之哲学的人性论基础。对于习与性成之习字,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各有高论。本文从字义、义理切入,试图厘清王夫之的习性论之习字所包含的最本质的含义——习行。     

“流意发音”“穆耳协心”——王夫之诗歌声律论评析

王夫之揭示声律音韵之美既是诗区别于经史典籍的文体特征 ,也是诗“以声动人” ,产生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因素 ,声调节奏源于内心情感的律动 ,二者必须协合和谐。由此标举“声情” ,并围绕“穆耳协心”这一准则加以论述     

王夫之对宋儒“寻孔颜乐处”的反思与发展

"寻孔颜乐处"是宋儒热议话题之一。周敦颐教二程"寻孔颜乐处",二程道出"孔颜乐处"之意涵;朱熹继续探求"乐"之功夫,并与陆九渊在寻"孔颜乐处"的径路上产生分歧,出现了"博文约礼"与"克己复礼"功夫论的分野。王夫之指出孟子同于孔、颜,三圣一揆,其乐相同。其后,王夫之在学术史层面"及孟子之乐",扩充了孟子乐处的意涵,并上溯张载,修正程朱、陆九渊内向收敛的寻乐功夫,代以身心与政事交养之径路。此外,在思想史层面,王夫之进一步加强对宋儒"道"优于"治"与以"道"屈"治"的反省,以纾解治统与道统之张力,为后世儒者寻"乐"别开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