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抑或留守:农民工携带子女进城的基本状况与影响因素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农村人口在进城过程中是否携带子女,关涉儿童健康成长、 农民工家庭幸福以及社会的和谐安定.基于对全国范围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发现,五分之二以上的农民工有携带子女进城的行为,并且不同特征的农民工在携带子女进城状况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进一步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基本状况、 工作状况和未来打算等因素对农民工携带子女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家庭年收入、 务工地类型、 所从事的行业以及关于未来打算是影响农民工携带子女进城的重要因素.这对于理解农民工携带子女进城原因、 研判随迁子女未来走势等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教育与高中择校、高考移民的辨析及启示

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教育成为继义务教育之后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教育"与"高中择校"、"高考移民"的模糊性限制了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有效地解决该问题。基于此,本文对三者共性及差异性进行了辨析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政策导向上将三者区别对待,在实践上将"父母社保号/一定年限纳税证明+农民工随迁子女学籍年限"作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高中教育的资格,以期为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教育权利的保障进行有益的探索。     

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成都、义乌两地抽样问卷调查的资料,分析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态度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态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情感接纳程度＞行为接纳程度＞认知接纳程度.不同性别、政治面貌和主观阶层地位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接纳差异性不大.回归模型表明,政治面貌、主观阶层地位、社会关系网络、政策认知认同、对两类子女素质差异的评价以及认知来源是影响城市居民接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重要因素.     

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研究——以珠三角城镇地区为例

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是农民工融入城镇的难点问题。作者通过对珠三角城镇流动人口的调查发现,珠三角城镇流动农民工随迁子女存在入学年龄大、就读民办学校比例高、转学率高、失学率高、犯罪率高和学习成绩低、升学率低、城镇认同感低等现象。针对现行的高考制度和短缺的教育资源,文章提出了教育公共资源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合理匹配的模式和机制等对策。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基于代际团结模式的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流动人口已呈现举家迁移趋势,农村随迁父母规模也将继续增加。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的生活福利有重要影响,但目前流入地政府和学术界对此未给予充分关注。本文利用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的农民工随迁父母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团结模式探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随迁父母的代际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农村随迁父母与外出务工子女同住增强了农村流动家庭的代际团结,女儿在家庭代际关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家庭养老的传统性别分工有所弱化。城镇化背景下依靠子女养老已经难以满足农村随迁父母的现实养老需求,而社会养老逐渐成为农村随迁父母的养老选择之一。本文是将代际团结模式分析应用于中国农村随迁父母代际关系研究的有益探索,同时可以为流入地政府制定改善农村随迁父母的生活福利、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庭在流入地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中国两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比较研究

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已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和差异。为探究我国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在子女随迁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差异、差异如何以及具体的差异机制,文章使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八城市"数据以及二分Logit回归模型对我国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决策的代际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比老一代流动人口安排其3-12岁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低,且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3-12岁子女随迁决策过程确实存在差异。二者差异主要体现在"子女年龄"、"家庭本地月收入"、"流动范围"以及"流入地社会资本"这四个因素上。分析二者差异机制的交互模型结果显示,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随着"家庭本地月收入"和"儿童年龄"的增加,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其子女(3-12岁)随迁的可能性均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由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的比例相对降低将会产生更多的留守儿童。因此,新生代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比例降低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深入研究。各流入地城市应准确把握本区域内流动人口年龄结构,了解本区域内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困难和诉求,制定有的放矢、与时俱进的流动人口福利保障政策和制度。此外,新生代流动人口占比较大的城市应积极增加有关教育设施,制定并完善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制度。     

我国移民子女家庭的最新发展

本文使用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原始数据,对不同类型移民子女的家庭发展环境和状况进行考察.具体分析了我国移民子女全部随迁、全部留守和部分随迁家庭的规模、结构及迁移特点,各类家庭的收入与消费特征,从安居乐业的角度研究移民子女家庭的稳定性.最后针对移民子女家庭的主要发展问题与发展需求,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流动人口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大规模流动,其子女的去向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已有研究证明相对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身心发展较为健康。包括子女性别、年龄、流动人口自身职业、收入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机会,但鲜见关于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影响作用的探讨。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目前只生育了一个子女且子女年龄在3-14岁的流动妇女为研究对象,分析生育年龄对其子女随迁机会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变量、流动特征及流入地政策环境等变量后,生育年龄仍可正向预测其子女的随迁机会,越晚生育子女随迁机会越大;与生育年龄相关的社会经济状况可提高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但无法替代生育年龄对子女随迁机会的预测作用,晚育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机会的促进作用可能同时得益于年龄增长所带来的心智成熟;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子女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比实际年龄更为单纯,对子女的随迁可能性有更大预测作用,该结论可推广至其他有关流动人口子女的研究中,使用流动人口的生育年龄而非实际年龄作为自变量将有助于区分父母特征和子女特征对流动人口子女相关因变量的影响作用。     

进城农民工子女状况的现状分析和对策

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在以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城乡差异制约下,农民工自身在城市尚难以完全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并且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仍然是现时期中国义务教育的难点和薄弱环节。这不仅表现在农民工子女获取平等的教育机会和条件需进一步妥善解决,并且对教育过程和教育效果公平又提出新的要求。本文通过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工作调查数据,选取户籍为农业户口的进城农民工样本,并对其15周岁以下子女进行性别年龄结构和分布特征分析,通过区分不同年龄段、不同流动类型和不同居住地类型三个维度,对农民工子女的辍学率和就读学校类型等进行深入研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农民工子弟教育中的问题

一、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父母进城打工,子女在家留守。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农民工子弟被许多学者称为留守儿童,这些农民工子弟一般都跟随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生活,而接受教育则基本依靠本     

农民工的子女: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问题

1 从"流动儿童"到"农民工的子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大.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人口为主,在这些青壮年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时候,他们的子女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首先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流动儿童.     

城市公共资源对农村儿童随迁的影响

儿童随迁是流动人口家庭化和家庭发展的核心环节,易受到共享城市公共资源的影响.因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城市公共资源和服务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可及性仍存在或高或低的壁垒,因此,探究流入地城市公共资源,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资源状况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迂决策的影响,对于理解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实现过程及政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2014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个人数据的基础上匹配同年全国各地市医疗和教育资源数据,并构建农村儿童随迁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流入地城市的公共资源数量与可及性对儿童随迁决策有重要影响;不同年龄段儿童的随迁决策倚重于不同类型的公共资源;而户籍制度壁垒会显著降低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迂的拉动作用.     

农民工的隐性失业——基于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学历要求错配的研究

如果不考虑隐性失业,农民工在城市的失业率将被大大低估。实际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学历要求的错配分为"低就"和"高就"两种,而低就可被看作一种隐性失业。利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3月对该市进城农民工进行的问卷抽样调查数据,本文从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和职业学历要求错配的角度分析了该市农民工的隐性失业状况,并采用实证方法对其隐性失业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研究,最终提出不能忽视农民工隐性失业的结论与一些相关建议。     

有多少农民工实现了职业上升? ——人力资本、 行业分割与农民工职业垂直流动

基于2010年全国106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农民工的职业上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在行业内的职业垂直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并且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初次进城务工时职业为一般劳动者,目前职业为管理或技术人员的农民工比重为7.12%.初次进城务工时无固定职业者实现职业上升的比重最高,其次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在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农民工职业发展的行业因素(比如行业性质、 企业所有制类型)之后,以文化程度、 进城务工时间为标识的人力资本显著地影响了农民工从一般劳动力上升为技术精英或管理精英.这些研究表明,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资源分配机制和机会结构的变化,也为农民工群体打开了职业上升通道.     

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

本文把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分为家庭照料和社会化托育服务,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交互效应检验,考察3岁以下随迁子女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纠正内生性偏误后,与母亲作为主要照料人相比,其他家庭照料主体参与照料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父亲参与的照料能够使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提升约30%,而祖辈照料则使流动女性就业概率提升约58%。另外,选择社会化托育服务对流动女性就业参与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交互检验表明,母亲照料1-2岁和2-3岁随迁子女会使得其就业概率更低,分别是照料0-1岁随迁子女的9.4%和7.7%。     

生命历程:分离与随迁经历对随迁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CSSCI

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的基线调查数据,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探究了生命早期的亲子分离经历和随迁经历对随迁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生命的早期或“上游”经历与父母的亲子分离会显著地降低随迁青少年的好奇心、社会情感、社会情绪等非认知能力;随迁本身或者说什么时候随迁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没有显著影响,随迁带来的环境适应挑战是否会影响随迁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发展取决于青少年在生命早期是否经历亲子分离。为此,应在尊重青少年生命周期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加强教育体系、家庭体系和社会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来破解随迁子女生命历程异化危机、构筑随迁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发展的生命早期或“上游”保护机制。     

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重塑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通过对进城务工农民访谈案例的描述．就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和重塑的文化机制作用进行了合作博弈分析。结果表明,进域农民工在参与、融入城市社区过程中．通过人际传播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主要来源于个人化不信任经过多人、多次的积淀。从而产生一般化不信任。经过一个长期的磨合．在城市文化机制与农村文化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个人化信任经过多人、多次的积淀,从而产生一般化信任。最终实现农民工参与、融入到城市社区。农民工市民化的正式制度的形成,必须先有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嬗变和重塑的非正式制度的支撑才能实现。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和重塑是影响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     

从阜新市的调查看城市居民对农民工信任缺失问题

农民工虽然进城,但是却没有取得城市居民的信任,这就使得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进而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城市化的进程。本文以阜新市为例分析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所表现出的信任缺失,又从农民工的社会名声污名化、流动性、社群隔离、城市居民自身处境的忧虑、传统文化的影响五个方面分析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信任缺失的原因。最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克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信任缺失的措施。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适应——基于重庆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

本研究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利用重庆和珠三角地区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差异的因素,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适应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水平更低。仅对第一代农民工造成显著影响的因素有教育程度、配偶是否随迁和打工地生活时间长短,而对新生代农民工造成显著影响的因素为收入和找工作途径,对两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水平均有影响的因素为是否会讲当地话、住房状况和与当地人交往情况,但住房状况和与当地人交往情况对两代农民工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我国南北中三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比较分析

近年来,由于我国政府的重视,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各地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分别从我国南、北、中部地区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城市——深圳、苏州、长春,根据问卷调查数据对其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无论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还是各地农民工关切的具体问题,都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从政府的角度制订农民工政策不能全国"一刀切",应该区别对待并分类指导。政府应有重点、分层次地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北方省份应该充分借鉴南方省份关于农民工的法律保障、养老和子女入学等方面的经验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