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影响——基于2013年全国七城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全国七个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对其父母家庭养老的影响,以父母养老地点作为被解释变量探讨其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表明,传统的养老观念并不因人口流动而弱化,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感的增强对父母未来养老地点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也有显著影响:年龄在18~40岁、拥有非农户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有产权房、在流入地有买房打算和定居意愿、与本地人交往较多的流动人口将父母接到身边养老的意愿更强,而传统的性别差异、农村土地承担的养老功能以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则对被解释变量没有显著影响,并提出增强流动人口融入感和归属感等政策建议.     

论女儿养老与隔代养老的可能性——来自武汉市的调查

在城市家庭养老的研究中 ,有人提出了女儿养老与隔代养老的问题。本文从探寻孙辈与祖辈的相互理解程度、孙辈的养老责任感来研究隔代养老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 ,并从女性与男性在理解父母的养老需求、他们的养老责任感等方面来探讨女性在养老意识方面的特点 ,由此提出对女性养老的看法。     

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的选择与支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而言,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首选养老方式仍是居家养老,然而独生子女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却在降低,特别是在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如何解决好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本文就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政府建立辅助制度以及加强独生子女父母自身养老意识等方面给出了建议。     

村庄家庭养老秩序的变迁研究——湖北某村李氏家族盛衰变迁为例

本文采用实地研究方法,通过在湖北仙桃某村收集李氏家族盛衰变迁的历史资料,对其家族三代老人家庭养老模式的发展变迁,总结出几十年来农村地区家庭养老秩序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从这三种家庭养老秩序的变迁中,得出老年人家庭养老生活质量的提高,关键是要加大对老年人社会资源的培植,提高老年人在养老秩序中的资源和地位,国家对农村地区家庭养老的投入对于提高老人的资源和地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保障的弱势地位与对策研究——来自山东农村的调查

利用来自山东省农村的调查数据,比较农村独生子女户父母和非独生子女户父母养老需求满足程度的差异。研究发现,相对于农村非独生子女户,农村独生子女户在家庭经济状况、子女经济供养、日常照料等方面存在明显弱势。应进一步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制度,注意处理"普惠"与"优抚"的关系,积极探索独生子女户老人集中供养制度,整合农村集体资源,弥补家庭养老能力不足,用足现有生育政策减少未来独生子女家庭数量规模。     

关于中西家庭养老的比较思考

本文从家庭养老蕴涵的家庭养老模式与家庭养老方式两层涵义出发,深入地比较中西方在家庭养老模式与方式上的异同。并就目前我国家庭养老面临的诸多挑战,提出了两种新理念下的家庭养老方式,即分居型的家庭养老与以家庭为依托的居家型家庭养老。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别考察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意愿,重点分析两类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结果表明大部分老年人仍然认同"养儿防老"的观念,认为养老责任主要应由子女承担,在家庭中养老仍是最为老年人接受的方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相比,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更偏好独立居住,对子女养老责任的期待更低,但对子女精神支持的需求更高,同时更加企盼来自政府和制度的养老支持。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共同塑造了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但对两类老年人的影响不同。从个人因素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更为显著地影响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特别是影响其对机构养老的态度。从家庭特征看,对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配偶发挥的作用似乎超过了子女,对其养老意愿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夫妻健全"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偏好独立养老。"养儿"对两类老年人均有影响,但意义不同。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显著影响的是"在自己家还是子女家养老"的家庭内部决策;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则显著影响了其养老地点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抉择。     

家庭老年照料会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吗?——基于两阶段残差介入法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女性照料者的家庭照料负担日益加重.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9年数据,利用两阶段残差介入法探讨从事家庭老年照料活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老年照料与女性劳动参与决策之间存在内生性,忽略内生性会低估照料责任对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两阶段预测值替代法会高估照料父母公婆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程度;两阶段残差介入法是解决非线性模型内生性的有效且一致的估计方法,女性从事家庭老年照料活动使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12.46％;这种对就业决策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城镇女性、与父母公婆同住以及兄弟姐妹数量少的女性中表现的更为严重.文章的结论为我国制定支持家庭老年照料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互补替代”效应：理论与实证

依据生命周期均衡收入分配原理,构建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收入分配适度水平及其"互补替代"数理模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经济结构优化。研究发现:(1)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收入分配存在"替代"关系,而在退休年龄延长的条件下,二者存在"互补"关系;(2)家庭子女养老和个人养老替代的均衡点是家庭有2个子女,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边际替代率递减;(3)伴随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家庭子女养老收入再分配系数下降,个人养老收入分配系数上升且上升幅度大于前者下降幅度;(4)家庭子女养老与个人养老之间的"互补替代"效应呈现为"倒V形"曲线,且其替代的均衡点与总和生育率2.1的更替水平存在契合效应。     

家庭养老需求与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张力及其弥合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一方面,老年人的特征和人性本能共同决定了人们对家庭养老需求十分强烈;另一方面,家庭结构变迁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两者之间的张力造就了当前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家庭养老困境。如何弥合二者之间的张力需要建构家庭和社会联动性的居家养老模式,应发挥各方优势,整合资源,破解家庭养老困境。     

乡土社会中的“女儿养老”：实践机制及其效果——基于鄂中L村的调查

农村女儿在赡养老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与儿子一样的正式身份。本文通过对一个个案村庄的深入分析,发现婚姻和养老存在直接的关系,招婿婚姻是确立女儿养老正式身份的仪式过程．是实现女儿家庭养老功能的重要手段。通过招婿婚姻建立的家庭形成以女儿为中心的家庭权力结构．代际关系实现了相对均衡。在村庄中建构起女儿养老的强大伦理,足以与传统的儿子养老相抗争。     

劳动力外流下农村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研究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年、2003年和2006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的Logistic模型,从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两个角度研究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性别分工机制的变化。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仍然符合合作群体模式,由于不同性别在家庭中的角色和性别分工不同,老年父亲从子女外出中直接获益更多,老年母亲更多地是获得补偿性支持;儿子仍然在家庭养老中承担主要责任,女儿得到老年父母帮助时提供的补偿性支持更多,劳动力外流促使儿子和女儿对老年父母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缩小,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著提高。     

Your Place or Mine? On the Residence Choice of Young Couples in Norway

Norwegian registry data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location decisions of a full population cohort of young adults as they complete their education, establish separate households, and form their own families. We find that the labor market opportunities and family ties of both partners affect these location choices. Surprisingly, married men live significantly closer to their own parents than do married women, even if they have children, and this difference cannot be explained by differences in observed characteristics.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excess female distance from parents in this population is the relatively low mobility of men without a college degree, particularly in rural areas. Despite evidence that intergenerational resource flows, such as childcare and eldercare,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etween women and their parents, the family connections of husbands appear to dominate the location decisions of less-educated married couples.     

农村家庭子女养老行为的示范作用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1年5月在安徽省巢湖市农村地区进行了"安徽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问卷调查,并在2003年11月、2006年12月、2009年6月进行了三次跟踪调查。利用调查数据,对孝文化观念下的农村家庭中子女养老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兄弟姐妹间的养老行为存在示范作用,并对老年人获得子女供养的状况有重要影响。结果表明,无论经济支持还是生活照料,兄弟姐妹分担程度越高,子女个体越有可能提高对老年父母的支持;而子女的分担程度越高,老年父母获得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越多。     

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 and Second Childbirth: Survey Findings from the Shaanxi Province of China

Traditionally, the fertility behaviors of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entrenched patriarchal, patrilineal, and patrilocal systems. Women’s fertility decisions and behavior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ir parents and parents-in-law. Given the current social changes with low fertility levels and intentions in China, it is still unclear about the actual link between the fertility behavior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 Therefore, we utilize data from 1577 questionnaires, conducted in 2013 in the Shaanxi Province of northwest China about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behaviors, and use the event history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and women’s second childbirths. “The number of the parental generation’s children” and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he parental generation” are employed to measure the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re is an exist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ertility between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and their parents-in-law, rather than their biological parents when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their parents-in-law. In addition, the study find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women’s second childbirth and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heir parents-in-law, but no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ith the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heir biological parents. These results support that the patriarchal, patrilineal, and patrilocal systems play a role in women’s fertility behavio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社会救助视角下农村家庭养老服务津贴政策构想

为救助困难家庭的老人、提升老人的养老质量,政府已为部分困难老人购买社会养老服务。然而受制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甚至部分城镇地区,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较低、服务人员和队伍不足,绝大多数家庭尚未享受到政府购买服务,困难老人仍然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基于与政府购买社会养老服务政策相匹配的理念,文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家庭养老服务相关实践发现对提供服务的家庭予以部分经济补贴是可行之路,实际调研中也发现当下农村地区困难老人面临的养老责任扯皮推诿、服务水平低等问题多为经济不足诱发。针对农村地区为老人提供家庭养老服务的困难家庭,本文从目标、原则、管理体制等几个方面为其构建农村家庭养老服务津贴政策。     

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投入机制与产出效益的理性认识

计划生育投入是指为满足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所需要的投入的各种要素的总和 ,从计划生育的投入到家庭效益的产出是个有机联系的过程 ,这种效益集中体现在 :促进了农村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转变 ;为切实解决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持 ;从整体上提高了计划生育户的家庭消费水平。我国农村计划生育投入还存在低效误区 ,今后要抓好计划生育投入机制的转换 ,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投入体系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分析

受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本身特征和农村社会经济现实状况的深刻影响,独生子女家庭客观上已经形成在养老上的固有风险。子女的唯一性弱化了养老风险的分散功能,子女的流动、生命存活风险以及因人格缺陷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都会直接导致赡养风险的发生,老年父母自我养老能力的不足将使其晚年生活更加艰难。为规避和化解其养老风险,应该以政府责任体现为主,独生子女家庭提升自身养老能力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