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 法团主义?——海外中国学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多元分化重塑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认识这一重塑过程。前者预设了多元主义的前提,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后者则认为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其实,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均延续了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所开创的"连续统"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对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必须来源于其自身的经验;即使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应用于解释中国,也应当是一种"概念再造"。     

试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市民社会是研究人类社会问题、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马克思在重点针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并且通过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剖析,特别注意从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形成了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及其相关理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具有多维度现代价值,特别在其对于科学处置社会与国家关系、对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民法法典化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路径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直接影响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制定.改革开放使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制定民法典应尽量防止公法色彩;积极促成民法典制定的广泛参与;正确认识改革的渐进性与民法典的开放性;认真思考民法典制定的本土化与本土资源.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

与传统的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解释不同,笔者认为,在1843年前后,马克思经由了一个"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得益于他借助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完成了这一转变.黑格尔与斯密之间具有继承关系,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以国民经济学为背景的经济学范畴,<法哲学>就相当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马克思之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比黑格尔还黑格尔地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是因为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规定.马克思放弃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转而去研究国民经济学的真正契机是市民社会概念,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立场对于马克思完成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以及走向创立唯物史观具有重要意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局限在于,当时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认识在总体上还笼罩于黑格尔的国家观之下,还没能摆脱黑格尔左派的国家批判和宗教批判的政治立场.     

特殊与普遍的辩证法——论黑格尔法哲学中“市民社会”概念的结构

文章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中的位置、市民社会的概念结构及其与家庭、国家的关系作了一个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本文力图阐明特殊性与普遍性两者间的辩证关系是市民社会概念的内在结构.     

市民社会批判与现代社会理论的生成——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双重超越

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确定为资产阶级社会,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通过否定黑格尔的国家方案将现代社会的症结进一步锁定在市民社会之中。随着市民社会批判的深入,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的超越：第一,揭示了黑格尔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彻底性并清算了其资产阶级的立场;第二,通过广义市民社会概念创立了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理论。重新检视这一思想历程,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与社会：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是建构在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框架 ,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主流分析框架。从两种路径来阐述这种分析框架 :一是把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作为认识和批判我国社会的分析概念 ;二是从制度分析视角和策略性行动分析视角来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后得出 ,国家与社会框架是典型的从西方经验中引申出来的分析范畴 ,因此 ,在使用时必须保持反思的自觉。     

“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一个研究命题的回顾与反思

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界对“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这个命题的研究与理论创新，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等概念在解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历史过程中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对这些概念合理运用的可能途径。     

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

市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区域,德语中的市民社会与英语世界的市民社会概念涵义存在着歧义,并非完全同一。相对于德语语境来说,发端于英法等国的市民社会概念是携带着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的,而德语语境中的市民社会概念还存在着历史文化意识在其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附着在国家之中的,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与德国文化意识的统一体。     

农村民间组织与村民自治的共生与互动——基于市民社会语境下的探讨

市民社会理论作为一种认知模式,比照当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蕴,无论是对中国城市地区发展,还是对农村社会转型,都不乏启迪.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村民自治的兴起,农村社会逐渐呈现出市民社会的诸多特征并彰显了自身特色.农村民间组织既是社会自治力量发展的客观产物,也是村民自治政策的内在要素,更是推动国家与农村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组织载体.因此,在市民社会语境下探讨农村问题,可为农村社会的平稳转型提供新的理论路径,也为拓展市民社会理论提供新的研究范例.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成长的良性环境与涵养探究

依照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市民社会观,应中国当代社会转型之运而生发的中国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将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市民社会之所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于它生发的“历史契机”、“理论指向”与“独特问题”.中国特色市民社会之所以稳步健康成长,在于它独特的良性环境: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扎根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土壤中的中国市民社会,要保持其良性生态环境以继续前行,在其特定历史阶段上需从总体上把握几个主要原则: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国家与社会分离且良性互动;规范并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将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成长与社会结构的优化有机结合.     

转型时期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均衡互动模式的建构

21世纪的今天,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现代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这一两难困境?中国社会转型若要真正摆脱"收放怪圈",走出"恶性循环",不仅要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而且要从学理和实践层面上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均衡互动模式.通过负面制衡,双方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端;通过正面互动,二者都较好地发挥各自的积极意义.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均衡互动模式的提出,既是基于对西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发展的反思,又是以当代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现实情境为基本依据.在建构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均衡互动模式实践中,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都应积极主动,有所作为.     

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及其中国化阐释

传统理论认为市民社会是马克思思想不成熟时所使用的概念,这个观点至今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仍然占据主流地位。本文认为国内对于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并没有足够认识,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是分析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

市民社会并非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现代社会形式。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有一个由传统向现代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近代所形成的“天赋人权”、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以及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等重要观念,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前提性观念,是现代市民社会概念得以建立的基础。黑格尔第一次区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明确地提出了现代涵义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他过分地抬高国家而贬低市民社会,从而建立了一个“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构架。马克思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深化和发展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过程中,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在于他们把握住了作为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具有强烈现实导向的市民社会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而持久的关注。然而在关注其现实导向的同时,人们却忽视了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复杂理论内涵的概念。在西方,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其有不同的解读。其中,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众多思想家学说中的一个亮点。思想的历史就是历史的思想。本文拟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作一番考察。通过考察,我们会认识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市民社会概念所起的重要作用。     

国家法治与民间自治的调适 --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阐释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范式入手,对强国家、弱社会,强社会、弱国家情形下的法律命运及中国转型与变迁的实际,对政府主导型的法治与社会自治型的法治优弊进行评析,并从"市民社会"的认知思路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作用,实现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合理配置与整合进行了阐释性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互动关系研究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不但是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互动关系,构建适用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形成中国本土化"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析性理论模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法治理论中国家悖论的法理反思——以市民社会理论为研究视角

本文以法治理论中的"国家悖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试图尝试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分析,提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良性互动作为"国家悖论"问题的解决方案.     

市民社会、社区发展与社会发展 一兼评中国的社区理论研究

本文认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在于个人自由,而保障个人自由需要一个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相对分离的社会结构.在中国,由于市民社会缺乏一个自然的生长过程,因此,借助于与市民社会具有一定同构性的社区的发展,有利于催生中国的市民社会.但是社区本身又具有反现代性价值内涵,因此,社区与政治社会相对分离的特征使其可能成为发育市民社会的社会结构资源,而其反现代价值内涵又使其具有抑制现代性无限伸张的作用.在中国现阶段,主要的任务在于利用社区作为发育市民社会的"发生性和结构性资源"来发展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