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目前鲁迅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目前鲁迅研究出现“鲁迅热”与“吃鲁迅”之争。包括如何认识领袖人物的“鲁迅论”及有关鲁迅“远去”与“永存”、“修理鲁迅”与“捍卫鲁迅”、对鲁迅的“个人理解”与“经典理解”、“鲁迅现象”与“鲁迅资源”等热点问题 ,都值得探讨。     

鲁迅“形象”印象综论

鲁迅是中国人文世界一个巨大存在,关于鲁迅的形象和印象,接触过鲁迅的作家及文化人有过不计其数的回忆和记述,比如“矮”、“黑”、“瘦”、“老”、“穷”、“病弱”、“邋遢”、“冷”、“酷”、“有时很爱笑”等,打捞历史深处外人对于鲁迅形象的印象描绘,可以探察出鲁迅内在、深在的人文精神和价值。     

孤愤心灵的最后停泊——论鲁迅作品中的“母亲”形象

“母亲”是鲁迅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从而具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文章以思想和情感的关系为理论基点,分析了“母亲”形象在鲁迅作品中的情感位置,并结合鲁迅自身的情感经历论述了“母亲”作为孤愤心灵最后停泊的原因和表现。通过对“母爱”方式及其给“母”和“子”双方带来的悲剧性结局的观照和分析,论证了鲁迅文本中“母亲”形象的思想意义。“母亲”是鲁迅所批判的那个时代、那些“国民”、那种社会的“母亲”,鲁迅用理智淹没掉情感的停泊之地,把“母亲”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阈,体现了鲁迅“批评”的“决绝”性和彻底性、艰巨性和深刻性。     

鲁迅所处的时代与鲁迅的"骂人"现象

鲁迅“骂人”是特定时代的特定文化现象 ,并不只是鲁迅在“骂” ,事实上是更多的人在骂鲁迅。与其纠缠于鲁迅的“骂人” ,不如更多地去了解鲁迅所处的时代。如此 ,才能更好地了解鲁迅“骂人”的形而上意义。     

论网络鲁迅批评的意义与局限

网络“民间鲁迅”的崛起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公共领域的创生,从而与“政治鲁迅”、“学术鲁迅”鼎足三分。与此同时,清除网络鲁迅批评中的语言暴力已成当务之急。     

“遵命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其它——兼论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一、“遵命文学”是鲁迅肯定过的文学口号吗?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中,有不少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说鲁迅的小说是“遵命文学”,还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这样“遵命文学”一旦和鲁迅的名字相联系,就变成了“神物”,被宣传得震天响。什么鲁迅因“高歌”“遵命文学”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什么写“遵命文学”是“鲁迅的战斗传统”,而“鲁迅这个传统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什么这种“‘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转嫁到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     

预设的标尺与错位的批评——就鲁迅《文化偏至论》与邓晓芒商榷

邓晓芒的《鲁迅思想矛盾探源》等两篇文章,批评“鲁迅的思想矛盾在《文化偏至论》中暴露得相当多”,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邓文引证鲁迅不熟悉卢梭的论据,实为鲁迅的反讽用法,不足为据。邓文认为鲁迅批评法国大革命不妥,是未能理解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方略,因它是为着抵制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乌托邦式“公意”说的误导;而“掊物质而张灵明”的方略,则是在价值观方面反“唯物质主义”。邓文所列的多种判断,可一一回复：鲁迅从未追随“霍布斯鼓吹专制独裁”,更多的是接受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中“国群”对“小己”压制的观念;鲁迅从未退缩,不少杂文、小说中充溢、飞扬着尼采的强力意志;鲁迅从未以儒道学说为根本,明确表示过孔孟的书“和我不相干”。邓晓芒以先验的预设命题来框就、评判鲁迅,无异于使用了古希腊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鲁迅乡土情结的指示词

在鲁迅的乡土文本中,“黑屋子”、“月光”、“高墙”、“路”、“荒原”、“呐喊”等词语反复出现。它们凝结着鲁迅的乡土情结,成为鲁迅乡土情结的指示词。     

评阿部幸夫的《鲁迅书简与诗笺》

评者认为著者阿部幸夫独具慧眼,其专著《鲁迅书简与诗笺》深入思考了鲁迅书简的内容,挖掘了具有相当审美眼光的鲁迅所使用的插画便笺潜藏的意趣.著者面对鲁迅亲笔原稿的笔迹,力图感受“鲁迅本人的气息”,从中可以得知晚年鲁迅大量观赏电影以及微妙影响小说集《故事新编》表现方法的情况;阿部幸夫的《鲁迅书简与诗笺》形成了“阿部世界”,这个“世界”深入到了“鲁迅世界”,涉及了鲁迅及与之相关的诸多细碎的事实或感性.     

鲁迅文本的时代意义及其解读

当下的鲁迅阅读渐渐远离文本本身。回归文本本身、还原鲁迅自我,是正确解读鲁迅文本的现代意义的惟一方法。从鲁迅作品中选取“黑夜”、“人名符号”、“知识分子”和“乡村”四个意象进行阐述和分析,我们发现鲁迅作品的时代意义正在于借助西方人文主义形式演绎中国传统精神。     

“欧化”、“日化”与“章法”、“句法”——试析异域语文对鲁迅的启发与影响

鲁迅卓越的语文成就离不开他对异域语文的体悟和借鉴.本文立足于鲁迅的翻译与创作实际,从章法与句法两个方面考察了欧化与日化语文对鲁迅的启发与影响,提出鲁迅的“硬译”体现出他对“逻辑”与“语气”的关注,鲁迅“精细”与“繁复”的表达风格与其欣赏并追摹具有“优婉”之风的日语表达方式有关,而鲁迅对“标点”和“段落”这两种传统汉语文本中所无的域外语文“资源”的创造性使用,不仅使中国现代语文在书写形式上更灵活生动,而且促进了中国语文文法的创新.     

论鲁迅接受尼采过程中“精神的”特征

20世纪初叶是尼采思想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鲁迅、梁启超、王国维是当时介绍尼采思想的主要人物,他们了解尼采的渠道主要来自日本。如同日本当时对尼采有不同的理解一样,鲁、梁、王对尼采的态度也具有不同的特点。鲁迅在接受尼采过程中明显地体现出“精神的”特征。之所以这样说,除了在把鲁迅与他人比较中能够看到其独特性外还在于:鲁迅特别重视尼采思想中主观的、精神的内容;在鲁迅那里,“精神”和“个人”一样构成了“物质”、“多数”的对立物;鲁迅的“个人”和“精神”是表与里的关系;鲁迅期待精神界之战士出现,用“精神”破“和平”、“萧条”,建立“人道”、“人国”。     

被遮蔽的鲁迅形象——阶级斗争话语与鲁迅的符号化

在对鲁迅宣传和阐释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条与其精神背离的政治功利性线索,启蒙者的鲁迅形象长期被遮蔽。1962年后,鲁迅被纳入“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视野中来,“文革”期间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从鲁迅身上榨取资源,内涵丰富的本应“说不完的鲁迅”被“文革”政治彻底地符号化了。     

1976-2000:鲁迅“向左转”问题的当代回应

“新时期”开始前后,鲁迅思想“转变”问题一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点。随着对“改造国民性”等命题的重新评价或发掘,以及对鲁迅前期思想的日益重视,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讨论渐入冷寂。倒是以鲁迅“向左转”为潜在前提而对鲁迅思想价值评估的趋势,在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两个层面逐渐兴盛起来。在“祛左翼化”社会潜在思潮中,“褒胡贬鲁”和“守鲁贬胡(或不贬胡)”观点尖锐对立;与此同时,鲁迅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关联也被收入视野。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左翼”价值的重新发现,也使对鲁迅遗产的评价处于更为复杂的格局中。     

鲁迅台湾接受史论纲

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作为新文学作家被引介到台湾文坛,到三四十年代,台湾成为鲁迅在东亚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左翼战士”的鲁迅形象逐渐生成.光复初期两岸文化汇流,两岸知识分子共同掀起台湾文化史上罕见的“鲁迅风潮”.此后,绵延贯穿整个“戒严”期的“反鲁论述”,与同时期向海外发展出的自由人文主义者的鲁迅研究、向“地下”发展出的左翼知识青年阅读鲁迅的潜流一起组成“戒严”期台湾鲁迅接受的三色光谱.“解严”后,形态各异的鲁迅著作及中国大陆、香港等地的鲁迅研究成果相继在台湾公开出版;学术界也开始对鲁迅进行学理性的研究与讨论,台湾鲁迅研究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得到了推进,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从"沉默鲁迅"(1909-1917)的日记和汉画收藏看鲁迅反击生命虚无、实施自我救赎的可能性

本文以“沉默鲁迅”(1912—1917)的相关日记和汉代画像收藏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沉默鲁迅”反击自我生命虚无、走向生命自救的巨大可能性。指出在“沉默鲁迅”的日记中闪烁着“沉默鲁迅”内心难以割舍而又暂时处在“沉埋”状态的人间关爱情怀和自我生命向往。而令鲁迅痴迷的汉代画像收藏则在不经意之中展现出“沉默鲁迅”内心依然猛烈、激昂的生命创造意志。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

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维度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可以发现,在1903—1936年间,鲁迅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具体来说,1903-1926年间,鲁迅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倾向于“文学革命”;在1927—1936年间,鲁迅的文学翻译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鲁迅杰出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的“人间”心态与《伤逝》结尾的再诠释

《伤逝》结尾中的“跨出去”与“遗忘和说谎”体现出1925年鲁迅的“人间”心态。鲁迅对涓生的“要向着新的生路跨出第一步”是肯定的,不仅仅是鲁迅对青年的一种启示,也是他自己的“反抗绝望”哲学的外化行动。涓生用以救助自己的“说谎与遗忘”是一个非鲁迅式的命题,鲁迅以为欺骗自己是最为无益的,应该大胆地看取人生,不回避血泪。某种意义上说,“人间”心态亦成为鲁迅所独有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重要成分。     

"内敛了的希望"或"消失的''''萤火''''"——论左翼文化界1948年有关鲁迅"转变"问题的一次讨论

1948年,在沉寂了几年之后,有关鲁迅思想“转变”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左翼文化界内部争论的焦点。胡风通过把《狂人日记》作为五四思想革命的起点,舒芜通过将鲁迅早年形成的“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生命意识,视为鲁迅的“基本认识”和“道路的路基”,皆暗示了鲁迅思想的一惯性和别样性,从而引发了激烈而严厉的批评,并“株连”到已故的鲁迅。虽然此后对“前期鲁迅”的批评再也没有如此激烈而严厉,但这场批评所包含的逻辑,却延伸到后来,导致鲁迅思想遗产的彻底偶像化和空洞化。     

鲁迅早期宗教观论略

鲁迅早期“立人”思想以“尊个性而张精神”为其内涵 ,标志着鲁迅启蒙主义思想的基本形成。宗教观是鲁迅“尊个性而张精神”内涵的延伸和发展。崇尚科学但又不偏废宗教 ,是鲁迅“立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体论上鲁迅认定宗教乃“形上之需求” ,在价值论上他又主张“信之失当 ,而嘲之则大惑”和“迷信可存 ,伪士当去”这样理性而又惊世骇俗的观点 ,这对于当今“沉于物 ,溺于德”的社会现实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