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吐蕃僧诤记》关于政治因素的推论

吐蕃僧诤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众多学者都一致认为这次僧诤事件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吐蕃僧诤记》作者认为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导致汉僧一万在论战中失败的重要原因.笔者不敢苟同这个观点,在引用作者原语基础之上,重新分析史料,逐一点破他的论证过程,并认为吐蕃僧诤的结果是吐蕃本身对宗教选择的结果,符合宗教适应社会发展这一规律,而与唐蕃之间的政治矛盾毫无关系.     

试析桑耶寺僧诤的焦点

桑耶寺辩论会 (亦称吐蕃僧诤 )是 8世纪由赤松德赞王主持召开的一次影响深远的佛法辩论会。会议在围绕如何修行成佛的问题上提出了顿悟和渐修两种方法 ,故又称“顿渐之争”。围绕这两大问题 ,双方具体讨论了“佛性论”和“观心与观行” ,这也是桑耶寺辩论会争论的焦点或核心     

吐蕃三法考——兼论《贤愚经》传入吐蕃的时间

吐蕃王朝的<犯罪双方同审大权决断之总法>(<优巴坚法>)和<判决双方有理三方欢喜内府之法>(<两种姓法>)分别源自<贤愚经>的檀腻羁品与重姓品,制定于赤松德赞执政时期.此时<贤愚经>已传入吐蕃,有全译本或节译本出现.如果桂·法成确系藏文<贤愚经>的翻译者,他也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该经进行了全面的翻译和整理.而吐蕃<扼要决断之法>当系在松赞干布时期制定.吐蕃三法时后世藏族法律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蕃兵制度考略

为了适应对夏战争的需要,宋朝在西北边疆地区建立了一支强悍勇敢的蕃兵少数民族部族军队.蕃兵建立和制度化的过程始于北宋初,之后随着蕃兵兵团在西北地区的日益组建,逐渐形成了蕃兵军事职官除授、蕃兵选刺、训练以及有功迁赏、违法处罚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的先后颁布和实施,对于加强蕃兵管理、确保蕃兵质量和战斗力的提高以及激励蕃兵英勇杀敌、保家保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吐蕃统一政权韦氏家族探究

吐蕃统一政权是藏族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大放异彩的时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吐蕃贵族在吐蕃政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韦氏家族在吐蕃贵族中极其显赫.韦氏家族成员几乎贯穿了吐蕃政权的始终,对吐蕃政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吐蕃十八族考

"西番十八族"曾长期活跃于宋、金、元、明等朝,是甘、青、川地区著名的吐蕃大族,对当地的政治、文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宋、金、元、明时期的十八族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十八族是指具体的18个部落;广义十八族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它源于吐蕃六大姓氏之一的"董氏族姓".元代十八族与岷州包家族有密切关系.岷州包家族原本是秦州近边的丁家族迁移而来,不大可能是董氏十八部族的后裔,但这并不妨碍进入元代以后一部分包家族已融入了洮、岷十八族,并成为洮、岷十八族的实际统治者.元朝末年包完卜癿任十八族元帅府元帅,以及洪武年间岷州卫属下十八族军民千户所之千户与大部分百户均由包家族后裔担任便是极好的证明.洪武初年,洮州十八族在明朝的打击下消失了,十八族军民千户所也被中左千户取代,其土官身份也随之成为流官,这在明初西北"土流参治"体制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     

吐蕃与于阗关系考述——于阗和鄯善地区吐蕃部落的族属及特点

7世纪初叶,悉补野家族建立了吐蕃政权。到了8世纪中叶,吐蕃开始入居西域。为了加强和稳定该地区的统治,吐蕃从本土各部落中抽调部分部落迁往广袤的西域。文章对西域的于阗和鄯善地区的吐蕃部落的氏族属性及特点作了探讨和分析。     

中国侠观念的传承与演变

通过借鉴神话学的相关理论,解析了"侠"的内涵及人们对于"侠'的观念的流转与演变:侠的创造具有相当的虚构性和变数.侠走出历史后,就被不断地"发明"、"创造"成为维护正叉的斗士和人间的浪漫英雄.侠神话的创造涉及对存在的认识、对道德的需求和对政治公道的盼望.侠神话建构的同时,也在经历着不断地解构,在港台新武侠小说对侠的现代阐释中,这种神话最终被打破.     

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与“幸福感”相关问题探析

自格林·考奇教授在其专著<发展人类学>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人类学"之概念伊始,种种对于发展概念之讨论与争辩从未停止.建诸于西方话语霸权视角下之应用人类学已然于困境中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获致"重生".然则,发展概念之帝国误读性、衡一发展模式之强植、发展之经济理性最大化、传统与现代之二元分野皆于渐趋远离他者在地哲学之维下不断切割着学术与应用间之"互惠".本文,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少有关注之"幸福感"相关问题之探讨,由此,使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从"幸福感"之心理层面获致突破与惠与.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之种种探讨与辨析,并非为得获致广为认同之发展概念,其意旨在乎反思与关照他者眼光之种种可能性.幸福感之于发展人类学研究之介入亦非某种突兀之举,其早已存之,此文之种种思考起到明晰与彰显之作用.     

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

为了保全佛教圣地敦煌(时称沙州),吐蕃历史上的第二位赞普墀松德赞曾亲临前线,定下了围而不攻的方略,遂有了和平占领敦煌的结果.为了把敦煌建设成为吐蕃在西北的宗教、文化中心,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大力弘扬佛教.秉承前代赞普的弘佛意愿,吐蕃历史上的第三位赞普墀祖德赞下令在吐蕃所辖河西诸州广泛传抄佛经,仅在826年一年,吐蕃就在敦煌抄写了8部藏文<大般若经>和3部汉文<大般若经>,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的弘佛力度和兴佛决心.如此大规模的抄经事业,所产生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报废经页,本文将就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作简单介绍和分析.     

和田出土《法华经》古藏译本的初步研究报告(二)

经考察与藏译《法华经》相关的藏族史料文献,初步可认为藏译《法华经》最初是由吞弥.桑布扎翻译的,但现存的《甘珠尔》题记上写“由益希德(智军)翻译”。探析“厘定译语”及核对史料初步认为,和田出土《法华经》是814年以前的译本,可能是由吞弥·桑布扎翻译的,敦煌和《甘珠尔》中的记载初步认为是益希德厘定译语后的写本。对和田出土《法华经》上“三个写经生的署名”研究发现,这部和田出土的《法华经》是吐蕃时期的高层人物抄写的。     

茶叶初传时期吐蕃人对茶的认识及利用

茶所兼具的饮料和药物的双重功能,在7～9世纪文化相异的两个群体中被完全展现出来.对比同时期汉地和吐蕃茶饮,前者更多将其视为一种日常生活饮料;后者则偏重于茶的药物和保健功效.造成双方认知上的这种结构性差异的关键在于传播.唐代僧人们对茶药理知识的认识随着佛教的西传,深深影响了当地对茶的理解,而吐蕃宗教和医药学的一体性则最终促成了这一观念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