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法律合法性的三种论证路向

时至近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凸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论证法律的合法性问题的过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一般而言,对法律合法性的证明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认为法律的合法性植根于道德的合理性,法律与道德是一种模仿关系;其二主张法律与道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的合法性或者在于法律的合法律性,或者在于国家强制。但哈贝马斯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关系,所以法律的合法性应该从基于商谈伦理学的程序主义角度进行论证,从而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     

德法体用论

分析了历史上关于德法论争的理论得失,从体用二个层面揭示法律与道德的内在逻辑联系,并进一步论证了道德的法律强制的合理性及其限度,指出法律应对社会的有序化层面的道德进行强制,但同时要防止法律对超越层次的道德的干预,谨防法律对道德的强暴,把追求高尚的权利还给个人。     

迈向务实：西方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流变路向

法律与道德关系复杂而多变,西方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流变总体遵循着道德梦想不断照进法律实践的务实路向,通过道德法律化进程不断展现着道德对于立法和司法活动的影响,从扑朔迷离的玄思论辩逐步转向为经世致用的实际运作.这种流变路向所显示的智识与方法,对我们正确认知和运用法律与道德关系并服务于法律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借鉴意义.     

哈贝马斯的法律合法性问题初探

"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属于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中的子问题.合法性追问是一种典型的价值追问.在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中,法律的合法性讨论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是对商谈理论进行必要性论证的前提,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服从法律这一根本性问题.     

法律合法性及关联理论梳议

“法律的合法性”是法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该命题是研究法学不可或缺且最富理论及最能表现出法律和政治、文化等其它上层建筑相异点的问题。通过规范主义或自然法的阐释、经验主义或社会学的阐释、以及哈贝马斯的恢复性的重建三个方面对法律合法性的理论脉络进行纵向观照并对法律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法律合法性与法律合理性以及法律合法性与道德评价性三个方面的关联理论进行横向分析,对法律合法性及关联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议。     

道德的法律审视——基于哈贝马斯的论述而论

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借助其互为主体性的“交往理性”范式和商谈伦理学理论,以现代法律为主体(理性化和形式法)去审视道德这一主体:道德具有不可制度化、不确定性、不能稳定的可期待性以及不具操作性;而法律则不同,具有自治性、独立性(不可化约为道德)、可制度化、确定性、稳定的可期待性以及具有操作性.虽然“后现代性”视野中的道德不再是法律的基础,现代社会的法律不能化约为道德;但为了化解二者的紧张关系,他则从承载者交往理性的商谈原则出发,从程序主义的角度对法律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法律与道德同源、互为主体、相互渗透、功能互补.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新推进,向我们昭示着——中国迈入现代社会的坦途只能走法治之路而非“德治”(人治)之路.     

法律伦理学研究的时代使命——国内法律伦理学30年研究综述及展望

法律伦理学是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来分析、理解和把握法律伦理基础与道德支持的普遍性、规律性学科。改革开放30年以来,法律伦理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时间上,可划分为初步发展和繁荣与加速发展两个阶段;从趋向上,法律伦理学大致沿着＂从法律伦理的基本原理研究到法律实践领域伦理研究,从法律抽象伦理研究到实体伦理研究,从宪政伦理研究到部门法伦理研究＂的走向发展。无论研究者争辩的焦点何在,如何更加有效地地解决法律和道德冲突的现实问题、法律伦理学研究的本土性和自主性问题,都是法律伦理学者的当代使命。     

法律的合法性危机及哈贝马斯的法政治学理论——解读《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哈贝马斯对法政治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阐释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来源和危机问题。在他看来,法律不能离开道德正确性问题,亦即合法性问题。在哈贝马斯的行动主义社会理论中,合法性是正当程序下主体间“理性辩论”这样的政治过程的可能结果;也就是说,只要主体间的交流、讨论、争论、谈判、协商和达成一致符合“理性的辩论伦理”,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合法性是可以重塑和再塑的。换句话说,合法性成了程序的可能结果。哈贝马斯的这个“辩论伦理学”是建立在他的宏大的社会理论基础上的。本文的重点就是要在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框架内,围绕他关于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剖析他对法政治学(民主理论)的贡献及不足。     

论法律的道德限制

法律在本体上或规范内容上必然受到道德的限制。法律的"内在道德"是合法性完美状态之判断标准。对法律的道德限制的论证是为了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更好地利用"法律"这一人类理性工具。本文从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出发,通过论述道德如何对法律进行限制及限制的程度,认为法律既要服从外在道德,也要服从内在道德,最后得出法律必将由道德理念的法律向道德化回归,即认为法律道德化是法治社会理想状态的归宿。     

法律内在道德的逻辑与启迪——基于富勒法律道德性理论的中国法治思考

法律的内在道德构成了冨勒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精髓。对于法律的内在道德,应当从三个依次递进的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法律的内在道德存在自身内部的张力和矛盾;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法律的内在道德使法律成为一项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促成规则之治、引领公民启蒙和推进对话协商三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德—法整合的法哲学原理

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方法论和价值观难题 ,只有在以有机性、整体性为方法论 ,以社会文明的生态合理性为价值观的法哲学的辩证体系中 ,才可能获得理论解决。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是人的行为的正当性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 ,由此展开为“必须”—“应当”合一的逻辑结构、“家”—“国”一体的历史结构、伦理—政治生态的现实结构。三者的统一 ,就是法哲学的辩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道德与法律 ,德治与法治 ,得到了逻辑、历史、现实的整合。     

哈贝马斯法律有效性两个向度之剖析

法律因何有效是法律思想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哈贝马斯通过分析法律有效性的两个向度即事实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各自的渊源、相互间的张力及其表现，从而在法律自身的属性上找到法律有效性的根据，并深刻论证了法律与道德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道理。     

论法的合法性

法的合法性来源于理性与信仰,是以现实社会为基础的,其中潜含了人们对法治观念的认可度,为此分析了韦伯与哈贝马斯关于法的合法性所进行的思辨中包含了对“亚里士多德法治公式”的共识及理性与信仰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如何构建对法的合法性研究体系。     

法之民族精神浅析

主要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从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的"法为民族精神之产物"的观点出发,对法与民族精神之间的联系进行阐述,表明在法与民族的发展历程中,民族精神对法的精神、法的运行、法律移植、法律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和影响,法被深深打上了民族精神的烙印.     

略论社会主义法律与道德的统一性

正确认识、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律需要以社会主义道德为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依法办事,坚持法律标准.     

索洛维约夫法与道德观探析

法与道德是支撑社会有序运作、发展的两大动力系统,法与道德的关系是长期困扰法学家们的一个热点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以索洛维约夫关于法与道德关系的论述为切入点,并在此基础上对索洛维约夫法与道德关系理论作了探析。     

从礼法关系看德法之治

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调控手段。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我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然而,在学理上至今还存在着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这两种治国方略的论辩和是非考问。笔者认为这与对礼法关系考辨不清有关。基于此,对礼法关系作一梳理,以期有所益教。     

法律吸收道德内容的立法平衡机制

法律与道德相互交融、相互促进、不可分割。从立法平衡的角度阐述法律吸收道德内容的主要原因、基本层次和必要限制,通过研究法律与道德在立法机制中的平衡,探索如何发挥中国道德自律与法律调控的双重保障作用,实现更深层次的社会和谐。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公平正义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法治建设与时代精神相互融合的成果,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对其公平正义观的研究正是对这一理念进行深入研究的必经之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公平正义观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平等、自由、合法、合理是公平正义的内在品质;制度正义是公平正义的基石与保障;程序正当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方式与载体。     

权威之法与合法之法——拉兹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比较

面对法治这一法哲学的核心概念,拉兹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拉兹以实践理性为法治的理性论基础,秉承传统分析实证主义的形式法治观,并引入法律权威概念来阐明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则以交往理性为理性论基础,在批判形式法治观基础上提出了程序主义法治观,认为只有经过特殊的民主立法程序,法律才具有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