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论证：现代法律的正当性基础

法律如何获得正当性是困扰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核心问题。而对于正当性概念自古就有主观和客观两种面相的争论。发展至今,程序规则成为主客观统一的中介。于是,有关法律正当性的讨论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有关立法程序规则的设置上。对此,本文进一步认为,只有确保实现充分论证的立法程序规则才能发挥其向法律输入正当性的功能,因此,是立法论证构筑了现代法律的正当性基础。     

论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

法的正当性问题是法学和实践哲学思想史中历久不衰的理论难题,当代学者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针对该问题的探讨则另辟蹊径。通过"商谈规则"、"理想商谈情景"、"论辩原则"等理论设计,哈贝马斯试图以一种程序主义的途径对法正当性与道德的古典联系进行保护。在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该理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开放民主、超越独断论误区、逻辑自洽、坚守实践理性的规范内核等方面。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正当性学说存在的问题在于:作为核心设计的"论辩原则"难以充分发挥哈贝马斯试图赋予它的功能。因此,有必要回归康德实践哲学中有关"定言律令"的学说,以便使商谈程序获得更有效的理性预设。     

法律与道德——法律合法性的三种论证路向

时至近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凸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论证法律的合法性问题的过程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一般而言,对法律合法性的证明主要有两种路径:其一认为法律的合法性植根于道德的合理性,法律与道德是一种模仿关系;其二主张法律与道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律的合法性或者在于法律的合法律性,或者在于国家强制。但哈贝马斯认为法律与道德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关系,所以法律的合法性应该从基于商谈伦理学的程序主义角度进行论证,从而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     

法律解释的正当性

法律的生命在于理解、解释和应用,法律的本身具有的开放性、概括性与案件的丰富个性产生的冲突,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之间出现的矛盾等都需要运用法律解释来协调。正当性又是现代法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法律解释的正当性尤其重要。法律解释的正当性问题应当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来考察。法律解释的形式正当性包含有权解释的主体和解释的程序两个方面,法律解释的实质正当性则是指法律经解释后所得到的解释内容的正当性问题。     

法律与道德关系新论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常议常新的问题,对儒家重德治轻法治的思想要做具体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具体的,不简单地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对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应德法并举,但更要强调法治。     

司法公正概念的反思和重构——以法律论证理论为基础

中国法学界关于司法公正概念的主流观点强调程序公正处于优先地位。这种观点,一方面认为实践或规范性命题的证成是非理性的,另一方面又不能解决如何判断法律适用是不是正确的判断标准。商谈理论是关于实践理性的程序理论,认为实践或规范性命题在理性上是可证成的。法律商谈或论证是建立在一般理性实践商谈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是一般理性实践商谈的特殊情形。法律商谈或论证程序限制和限缩了一般理性实践商谈程序的商谈可能性空间,但是,它并不能保证商谈或论证结果是最终的、不可推翻的和唯一的。法庭诉讼程序在时间、社会和实质等方面对法律商谈或论证程序作出了限制和限缩,通过其结束争议和决断机制保证法律决定的最终性、不可推翻性和唯一性。这两种程序规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则,各自具有独立性,它们对于法官做法律决定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相互限制相互制约,共同保证合理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决定得以产生。     

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思考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法哲学问题,该问题的讨论主要发生在西方的法哲学领域。自然法学派和分析实证法学派对此问题持有相反观点,讨论最激烈的要数哈特与富勒之论战。通过解读他们的观点,深刻剖析了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以促进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道德共识何以达成——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及其现实道路

哈贝马斯对商谈伦理原则的践行即是如何达到商谈伦理的普遍化以及对现实道路的探索,以秉承启蒙理性的精神。交往理性的现实指向就是商谈伦理与普遍共识,使主体能在没有任何强制和任何约束的环境下进行诚实的交往与对话,以达至相互理解,这是哈贝马斯商谈伦理的宗旨。这种重构的商谈伦理学秉持着两个基本原则,即可普遍化原则和话语伦理学原则,通过商谈伦理所达成的道德共识中,交往理性实现了多元声音中的统一性,从而使道德乌托邦得以可能。     

道德的法律审视——基于哈贝马斯的论述而论

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借助其互为主体性的“交往理性”范式和商谈伦理学理论,以现代法律为主体(理性化和形式法)去审视道德这一主体:道德具有不可制度化、不确定性、不能稳定的可期待性以及不具操作性;而法律则不同,具有自治性、独立性(不可化约为道德)、可制度化、确定性、稳定的可期待性以及具有操作性.虽然“后现代性”视野中的道德不再是法律的基础,现代社会的法律不能化约为道德;但为了化解二者的紧张关系,他则从承载者交往理性的商谈原则出发,从程序主义的角度对法律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实现了对传统论证方法的超越:法律与道德同源、互为主体、相互渗透、功能互补.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新推进,向我们昭示着——中国迈入现代社会的坦途只能走法治之路而非“德治”(人治)之路.     

德—法整合的法哲学原理

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方法论和价值观难题 ,只有在以有机性、整体性为方法论 ,以社会文明的生态合理性为价值观的法哲学的辩证体系中 ,才可能获得理论解决。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是人的行为的正当性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 ,由此展开为“必须”—“应当”合一的逻辑结构、“家”—“国”一体的历史结构、伦理—政治生态的现实结构。三者的统一 ,就是法哲学的辩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道德与法律 ,德治与法治 ,得到了逻辑、历史、现实的整合。     

科技发展的界限探究——以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为视角

科学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人类进步,也可能带来无尽的灾难,故科技发展必须接受社会规范的调整。但过度的调整可能会造成科技发展的萎缩,社会规范的调控只有既能确保科技造福社会又有利于科技自身的发展才为合理。道德和法律是两种最为基本的社会调整工具,道德的核心部分是伦理。科技发展作为一种创新,在特定情况下有必要超越某些不合理的道德;科技发展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必须遵守社会中的法律,但这并不充分,还应以伦理作为其终极行动准则。     

合法性视角下的立法程序及其完善

人们之所以服从和信仰法律,乃是因为法律具有合法性。合法性理论的发展有三种不同的路径,即理性建构主义路径、经验主义路径以及“重建性的”路径。在这三种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之上,法律的合法性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要求：（1）符合当代社会的价值规范;（2）获得人们的认同与支持;（3）其制定符合既定的程序。立法程序是唯一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程序,也是合法性进入法律文本的管道,应当按照法律合法性的三个要求重新审视立法程序。同时,我国的立法程序也应当从加强法律合法性的角度予以完善。     

儒家规范伦理的建构及其合理性探析——以家庭伦理规范为例

儒家规范伦理的核心理念是爱有等差,内外有别,血缘亲情具有优先性,亲疏、贤愚不能等同.孔子梳理了三代以来的家庭伦理规范,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五伦"理论.他们所建构伦理规范体现出以仁为本源,以礼(伦理规范)为表征,据仁以成礼,非设礼以限仁的宗旨.但是,宋明时期的一些儒家思想家背离了这一宗旨,使某些规范伦理失去仁爱的内核.儒家规范伦理建立在人性本体或天理本体的基础之上,具有特异性伦理规范优先于普适性伦理规范、现实性与超越性寓于一体、逻辑起点(道义论)与运行机制(目的论)悖反等特性.     

天命、道德和民意——从政治正当性看殷周政权转换

殷周政权转换之际天命伦理化,天命观念发生了从"有命在天"到"天命靡常"的转变,"敬德"思想取代了"敬神"思想,"保民"思想在西周初年兴起。这一时期的思想变革展现出了中国古代政权自我确证是道德的思想路径,即天命是善的,生成道德的政权,道德的政权敬德保民,消灭不道德的政权。这有别于西方政治寻求政权被他者证明是道德的思想路径。     

从三大纯理功能角度看法律英语的特点

文章探讨了法律英语中最常用的语篇———立法语篇的特征,使用的理论框架是功能语法中的三大纯理功能,以美国宪法(不包括宪法修正案)为语料。分析和探讨显示,从人际功能来看,立法语篇具有明确性、相对稳定性、强制性等特征;从概念功能来看,立法语篇具有规范性、协调性、固态性、客观性、公正性、无情性、小句复合体层面的简洁性、词汇层面的复杂性等特征;从语篇功能来看,立法语篇具有客观性、严谨性、灵活性、求实性、连贯性、小句复合体层面的复杂性、晦涩难懂性等特征。     

合法性、合法性基础与执政合法性基础——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三维度考量

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实质就是要维护和增强执政党的合法性。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信仰和忠诚,反映社会对政治系统认可状况和程度的政治关系。合法性基础包括物质经济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两方面,物质经济因素是更强调为基础的因素,经济功绩与价值体系以及制度程序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主要包括:绩效、意识形态、社会公正、政治民主、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主、以经济绩效为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三个的合法性基础的时期。进行合法性基础的重塑和增强,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对新形势的挑战与诉求的回应。     

从礼法关系看德法之治

道德和法律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调控手段。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我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然而,在学理上至今还存在着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这两种治国方略的论辩和是非考问。笔者认为这与对礼法关系考辨不清有关。基于此,对礼法关系作一梳理,以期有所益教。     

法律吸收道德内容的立法平衡机制

法律与道德相互交融、相互促进、不可分割。从立法平衡的角度阐述法律吸收道德内容的主要原因、基本层次和必要限制,通过研究法律与道德在立法机制中的平衡,探索如何发挥中国道德自律与法律调控的双重保障作用,实现更深层次的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