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环境下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及治理进路

互联网环境下,传统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受到挑战并逐步转向。公众议程对政策议程制定主体和政策议程设置方式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政策议程设置结果更为贴近民意。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不同的公众网络行为成为互联网环境下公众议程进入政策议程的主要路径。政府需要在增强自身能力、拓宽政策议程采纳渠道、提升公众有序政治参与能力、正确处理媒体与政府关系等方面加强治理。     

公共政策建构的过程与逻辑:以计划生育政策演变为例

以计划生育政策为对象,分析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过程。政策问题构建是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政策议程设置是连接政策问题构建和制定过程的关键环节。议程设置必须依据一定的促发机制,框定政府偏好,减少隐蔽议程,确保公众利益问题及时进入政府政策议程。政策执行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过程,唯此,才能实现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才能提升公共决策的社会满意度。     

网络舆论与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定研究

政府制定一系列公共政策，在任何时候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甚至挑战, 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 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过去，议程提出者大多为决策者、政治精英、专家学者。如今，互联网的兴起为民众影响议程、参与议程提供了新的途径。网络舆论作为政策议程设定中的新型参与模式，促进了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完善。同时，它也是是我国政治民主化进步的标志。     

互联网的兴起对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影响探析

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实质上是作为信息的社会问题由社会领域传输到政治领域的过程,而网络作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传输手段,对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网络的参与缩短了政策议程建立过程,拉近了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的距离,然而网络作为一种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政策议程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数字时代公共政策调适路径的全过程分析:公众、媒体与政府的诉求沟通

数字时代,公共政策在正式出台前,相关议题就会成为媒体与民众互动的主要内容,实现公众议程与媒体议程的互动。媒体与民意的充分融合又使得其可以借力公共舆论对政府形成影响,作用于政策问题建构而与政策议程形成互动。政府则可借力网络平台实现引导舆论的合力效应,达到媒体议程与政策议程的深度交融,即公众、媒体与政府间的议程互动将通过对公共政策的关注、讨论与意见表达等具体行为而实现,提升政策内容对社会问题的覆盖度。想要提升公共政策效力,就应渐进调适公众议程设置的先导性和基础性、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性和包容性、政策议程设置的自主性和被动性。     

政策议程的建立——以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为例

政策的制定是一项复杂的活动过程,它是通过大众传媒、社会舆论等将有价值的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再提升到政府议程,经由政府议程制定出合法化的公共政策的过程。本文通过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建立过程的特点分析,指出了公共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这一环节在政策议程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性。提出了要解决更多的现实存在的公共问题,必须重视、发展和构建科学有效的途径,使得这些问题能更快的转化为政策问题,促进政策议程的建立。     

互联网政治的新变化

自2009年以来,微博传播在我国兴起,使得微博问政成为可能。对于微博在我国的兴起,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微博使得我国政治生态的版图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它为政府议程设置和公共决策等引入了新的主体。比如议程设置,在过去几乎95%以上都是由政府通过传统媒介来制定,政府是议程设置的主     

危机公关中的议程设置

本文以议程设置和危机公关的概念为切入点，首先概述了媒体议程、公众议程及政府政策议程设置的理论，然后论述了危机公关中议程设置和议题管理，最后结合北京华远的危机公关案例分析了危机公关中的议程设置和议题管理。     

议程设置在政府公信度提升中的舆论导向作用

<正>政府公信度是一国公众通过感知政府行为而对政府产生的信任程度。按照议程设置理论所说,公众对政府的感知来源于媒介提供的拟态环境在头脑中的反映。通过实施议程设置,政府可以影响公众的态度,进而提升公信度。对于我国政府而言,必须主动参与媒介议程设置、选择合适的议题、及时回应公众议程等,才能有效发挥媒介议程设置在政府公信度提升中的舆论导向     

政策颁布后的走向变数

正为何有的政策在颁布后会相对顺利地走向执行环节,而有的政策在颁布后未经充分执行即告夭折?首先,颁布的政策可能引发的争论可被视作正式议程之后的二次议程设置过程,其源于理论上作为前决策过程的系统议程因政策制定系统的制度结构及公众注意力分配等原因而被推延至政策制定与颁布之后。其次,大众媒体对政策的主要     

公共政策的输出与媒体参与

问题——社会问题——政策问题——政策议程——政策出台文章伊始引入的这个图表,是希望以一种最为直观的方式表达一项政策的出台过程,同时也可以很容易地看     

中央与地方政策共识形成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以分税制决策过程为例

政策共识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重大政策的出台,通常都要经过议程确立、策略互动、妥协折中这一政策共识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地方不但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同时也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政策共识的客观存在使地方分享了中央的政策制定权力。     

公共政策分析的价值取向研究

公共政策的形成是一个社会过程,而政策分析的过程包括一系列独立的阶段:议程建立、政策形成、政策采纳、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主体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意识的影响,从而使得公共政策也产生了政策价值观。为了更好地理解政策价值观,研究和探索其价值取向是必要的。     

服务型政府背景下政策问题的构建及实现路径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需弥补中国传统构建政策问题的缺陷,要在政策问题构建过程当中坚守价值取向的公共性、政府具有主动性及提升政策问题搜寻能力、健全公民意见与利益输入渠道。服务型政府建设背景下,应充分发挥政府议程的作用,多主体如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媒体等可利用多种途径与政府系统形成互动,共同认定真正的政策问题。     

浅议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共性的流失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的权威性分配,公共性是其本质属性,彰显着民主、公平、参与及责任的公共精神。作为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它直接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转型期制度设计不完善使得我国政府政策制定过程中公共性流失严重,产生了明显的社会负面影响,需要在政府利益、政策制定体系、公民参与、行政文化等方面进行探索,防止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共性流失。     

社会组织参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及思路探析

一、社会组织参与维护社会稳定概述 社会组织是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为目的,向政府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反映社会公众的独特需求,弥补政府的不足与缺陷,提供合理化的改革建议与发展意见,并且投入相应的力量帮助社会中有需要的人群的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与投入精力的多少会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社会组织具有组织性、民间性、公益性、自治性、非政府性等特点,对社会服务、沟通协调、化解矛盾冲突等都具有新的认识,也保障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功能.随着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的提升,政府的管理范围与管理能力逐渐下降,众多社会问题逐渐暴露,政府根本无暇顾及这些问题,在此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资源的协调与配置主体便应运而生.     

政府网络理政能力建设研究——基于对政策意见征集的观察分析

观察我国政策意见征集的网络实践,运用政府效能的理论视角分析网络理政的政府能力问题可以发现,在政策意见征集过程中,政府能力虽大幅提升,但存在着公开数量多、结果反馈少、执行效能低的现象。这反映出政府网络理政能力弱化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回应能力较低、自主治理能力较弱、政策执行能力欠佳、制度供给能力不足等。提升政府网络理政能力,需要整合扩宽回应渠道,实现政府公共价值;提升自主治理意识,建立积极有为政府;激活政策执行动力,增强执行调适能力;创新政府制度体系,合力提升政府效能。     

网络社会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路径

<正>当前,网络已经深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我国业已形成一个结构复杂、内容多维、规模宏大的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在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弊病,对传统的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巨大挑战。完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可以更好地迎接网络社会的挑战,促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一、网络社会政府治理困境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2月27日     

政策网络氛围下的合作治理

现代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这些参与者之间形成一定的网络，以此影响着公共政策。政策网络既不是从上至下的治理模式也不是从下往上的影响模式，而是政府在协调各个政策参与者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上，综合做出的政策选择。     

网络群体性事件:政府危机管理的新挑战

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呈明显上升趋势,且从发生的诸多重大网络群体性事件来看,网络往往是导致事件扩大化的直接推手并推动其朝着恶性化方向发展,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形成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给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稳定带来冲击。如何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治理,将是网络时代政府管理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对新时期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出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