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学的主观主义批评与哲学解释学的回应

认为哲学解释学把法律解释学引向主观主义陷阱并严重破坏了法律的确定性,这个批评是从制度之维和认识论之维展开的。制度之维的批评从中国司法制度不够完善反推法律解释学决不能借鉴带有主观主义色彩的哲学解释学;认识论之维的批评主张哲学解释学所说的事情本身不足以区分合理与不合理的前见,因而不能使法律认识有效地避开主观主义陷阱。然而,哲学解释学的经典文献《真理与方法》的相关内容证明了事情表现构成了前见合理与否的判准和法律认识的“证实”标准,从而对主观主义的批评构成了有力的回应。据此,法律解释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一门以哲学解释学的本体论为基地的、隶属于法律认识论的法律解释学,而不是返回到以传统认识论为基础的法律解释方法学。     

法律发现的经济学方法辨析

法律经济学在方法论上,走上了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单纯效率最大化的歧途。我们认为,坚持法律的道德批判是法律的生命。正义不能等同于效率。法律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涵摄效率与公正的法律。所以,法律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方法是:在道德标准的指引下,坚持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结合;坚持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结合;坚持公正与效率的结合。     

试论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关系的规范化及其影响

台湾当局为适应两岸关系的发展及配合大陆政策的调整,对两岸经贸关系逐渐构建起规范化体系,其主要表现是:在确定大陆政策的总体构架后,陆续推出一系列行政规范加强对两岸经贸关系的“辅导与管理”,涵盖两岸经贸关系的有关立法也正加紧进行。这种规范化体系的形成将意味着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在较长时期内获得一种成熟而又稳定的法律     

刑法主、客观主义与人权

刑法客观主义是理性人权发展的结果,其核心是罪刑法定,以限制刑罚权、保障人权为己任,贯穿始终的是一种形式正义,但却使定罪量刑问题趋于僵化。人权的人性化导致了刑法主观主义的产生,刑法主观主义倡导刑罚个别化,注重的是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个人,其实质在于提倡社会化的刑法制度,隐含的是一种实质正义,缺点在于引发了新的人权危机,可能使整个社会陷于恐怖。人权保障的发展趋势使刑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走向相互借鉴与融合。     

再论新刑法的基本立场——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旧刑法中有主观主义的反映,新刑法中也的确有明显的客观主义表现.但是,张明楷教授据以得出"旧刑法向主观主义倾斜,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这一结论的论据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在用"向客观主义倾斜"来表述新刑法的立场时,不能忽略新刑法中同样突出的主观主义表现.只有我们对主观主义真正重视起来,全面、透彻地认识和了解刑法中的主观主义传统,才能更好地剔除其中的消极因素,顺利地继续"向客观主义倾斜".     

延安时期艾思奇对《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阐释与宣传

在延安学风整顿运动中,艾思奇围绕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精神内核,坚持学理性与政治性相统一、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深入论述主观主义的本质与根源,分析主观主义两种形态及联系,丰富“实事求是”与“有的放矢”的理论内涵,最终提出唯物论性质思想的形成之法。在新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现实化与中国化,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与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阐释与宣传。      

驳两岸“制度之争”论兼议“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制度之争”以及其所代表的两岸之间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争的观念在台湾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两蒋时期、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以及2008年以来，台湾当局基本延续了这一思维。但“制度之争”的本质是台湾当局与部分国际势力谋求政治利益的一个筹码，两岸之间存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台湾问题的本质。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化解两岸所谓“制度之争”、完成国家统一的最优模式。     

制度化过程中两种实践观及其领导方式的比较

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危害最大的是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的认识源头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实践观严重危害着党的执政地位。通过对主观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内涵、认识源头、历史根源予以探索,厘清主观主义的表现,从而揭示出这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官僚主义的共性。惟有实事求是才能贯彻群众路线、克服主观主义,真正做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当代...     

两岸关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自 1 949年国民党逃台以来 ,台湾与祖国大陆一直处于分离状态。 5 0多年来 ,两岸关系经历了军事对抗、和平对峙、民间交流、分裂与反分裂等几个阶段。当前的两岸关系有两条相反的主线 ,一条是两岸民间往来与文化交流持续扩大 ,两岸经济互惠互补并走向一体化 ,两岸科技交流与合作全面展开 ,台湾民众对祖国与“一国两制”的认同增多 ,但另一方面两岸直航与完全“三通”仍未能实现 ,两岸政治僵局持续 ,台海潜伏着新的危机。未来的两岸关系一方面取决于台湾当局的政策走向 ,另一方面受经济客观规律及两岸人民反对“台独”、赞成统一血缘情感影响 ,加上祖国大陆强大综合实力产生的震慑力 ,台湾当局不敢公开宣布“台湾独立”。不过 ,两岸政治僵局短期内难获突破 ,不排除两岸发生小摩擦的可能性     

两种贝叶斯主义的信念度模型

贝叶斯主义知识论主张使用概率建构信念度模型。对于如何理解概率,存在着主观主义与归纳主义两种不同的信念度模型。主观主义认为,概率是主体主观的、私人的信念度,理性主体的信念度应该满足概率主义原则与条件化原则;归纳主义认为,概率是命题之间客观的辩护联系,理性主体的信念度应该与之相匹配,并遵守无差别原则。主观主义描述了现实主体的现实信念度,陈述了世界所是的样子,因此,主观主义更可取。     

论ECFA的法律基础

作为两岸间经贸交流的正式制度安排,ECFA的法律基础包括:第一,它是两岸以独立关税区的主体资格成为WTO成员后,互签的符合WTO有关规定的经贸合作协议;第二,在它的谈判和实施中,两岸的行政机关和"两会"在其各自的法律体系以及公法理论中具有明确的权力来源和主体定位,即两岸之行政机关有权主理两岸的经贸往来事务,而"两会"作为行政委托的受托人亦有权谈判并签署ECFA。     

“法律权利”的规范形态及意义——兼议“乞讨权”

法律权利,或为“允许”规范的直接意义,或为“命令”或“禁止”规范的间接意义。“允许”规范所规定的法律权利一般被称为“强允许”或“积极允许”;与之相对的是“弱允许”或“消极允许”。“弱允许”不具有法律意义,属法律不作评价或不干涉的自由或权利;具有法律权利意义的“强允许”只有与相关的禁止或命令规定相结合才能使法律权利名符其实。“乞讨权”有“弱允许”和“强允许”两种存在形态,前者不是法律权利。     

关于我国行政许可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对我国行政机关应当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完善我国的行政许可制度对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行政许可法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作用进行了系统阐述.为改革我国的行政许可设定制度,对行政许可设定事项建立创新机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问题也作了进一步探究.     

大学生同居行为的法律思考

大学生同居是目前高校管理的一个难点,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从法理和宪法上分析了大学生同居的法律性质,论证了对大学生同居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法律依据,为高校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高校在校学生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问题

高校学生从年龄上看,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由于其没有经济收入,在我国现行法律体制下,不能完全剥夺自然人的财产,则这类自然人若作为一类单纯的责任自负民事责任主体对受害人明显不公平。目前我国民法对该类人的侵权行为之后果规定为由抚养人垫付,然则垫付之意思表示为何和抚养人之范围并无明文规定,需对这类情况进行说明解释。结合代理与监护制度,分析法律规定之高校学生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普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区别,说明此类人侵权后的责任主体范围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     

论《合同法》总则八个条文的修改

《合同法》总则在合同的定义、合同法上的诚信原则、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债权人的撤销权、债务免除的性质、实际违约的界定、因第三人原因而违约以及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这八个问题的规定上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瑕疵。这些瑕疵表现为或与法理有悖,或与生活相违,或用语不够规范,或逻辑不够严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为了使《合同法》总则的规定更加科学,应当本着遵循法理、尊重生活的精神,并兼顾逻辑严密、用语规范等要求对相关的八个条文进行修改。     

论成人受教育权及其制度保障

成人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通过成人教育立法,才能确认成人受教育权利的法律地位。在社会发展和成人教育发展过程中,成人受教育权利应逐步得到法律上的确认。本文结合我国成人教育现状,指出国家应尽快完善成人教育法律制度,以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法律制度之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极为迅猛，其中两个典型的区域组织代表是欧盟和北关自由贸易区。虽然两个区域贸易安排的制度规则都较为成熟并呈现法治化的特征，但仍然存在很大差别，尤其表现在法律制度上。文章从历史、经济、地理背景与构建目标的一般性差别入手，分析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在区域模式、立法机制和法律体系、法律冲突的融合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的法律制度的差异。     

法律授权的组织的经济法地位——兼评中国证监会的地位

主体理论是法学理论的重点,大多数法学主体理论不能满足整体社会和混合社会的法律实践的需要。主体理论的革命带来对经济法主体的重新认识。维护整体经济利益的主体享有经济监督权,是经济法主体的核心。以中国证监会为代表的享有经济监督权的法律授权的主体需要变革隶属于行政机关的地位。     

乞讨行为的刑法意义思考

乞讨作为世界性的历史现象,是各国均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对此,各国也都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规制,但乞讨的违法犯罪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乞讨有其存在的经济根源,并且本质上属于法律放任的自由,因此在合理限度内法律予以容忍.但是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乞讨犯罪,必然要进入刑法规制的视野,<刑法修正案六>关于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的规定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在实践中,应注意厘清本罪名的构成特征及与之相关的组织儿童卖花行为的司法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