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中国股份制起源的探讨

本文对近代中国股份制起源探讨的结果表明:近代中国股份制与西方股份制一样是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诞生的。在前近代,伴随中国微弱资本主义萌芽的是,中国只有与近代股份制相似的股份合伙制。具有现代意义的股份制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1904年股份制法律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股份制正式诞生。近代中国缺乏股份制产生的一般条件,而当时股份制已在西方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中国近代股份制起源主要是制度引进的结果。因此近代中国股份制起源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明显不同于西方近代股份制的特点,比如官督商办、官利制度等,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倡办者在制度引进过程中适应中国现实国情而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     

中国近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以天津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近代性嬗变,中国的企业制度也发生了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企业资本的几种基本组织形式,是近代企业家在借鉴西方先进公司制度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创办企业的必然选择。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近代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证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从简单模仿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效制度安排。     

官督商办企业:由传统向近代企业制度演进的过渡性组织形态

从19世纪70年代起,官督商办企业在近代中国活跃了30余年。然而,这种组织形式并没有作为独立的组织制度存在,而是近代工业企业由传统的手工作坊向现代的股份制公司制度发育的过程,是一种过渡型“准企业”组织形式。本文试图从官督商办企业创建的起因、运行方式及发展结果三个方面来阐述和解答这个问题。     

中国近代公司制度史： 史学领域的一块处女地

中国近代公司制度史：史学领域的一块处女地李玉熊秋良１．公司是一种高级的企业形式，可取得独资或合伙企业无法企及的社会效果。近代公司制度是资产阶级继政治革命之后，与工业革命相随完成的又一场革命。马克思曾将公司制度视作“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１〕...     

刑罚人道主义对《大清新刑律》的影响

《大清新刑律》是晚清修律最重要的成果,也是中国刑法近代转型的开端。西方的法律文化成为指导《大清新刑律》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修律者在西方近代法律文化的影响下,接受了“天赋人权”、“刑罚人道主义”的思想,并贯彻在刑罚制度中。     

王国维学术思想与日本中介资源问题

本文认为在近代中国学术西化潮流中日本学术充当了“桥梁”作用，文章分析了中国近代何以要通过日本去了解西方学术，西方学术何以会通过日本成为中国本世纪初的思想资源等问题，对于认清中国近代学术的真实面貌与地位不无裨益。     

黄遵宪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

黄遵宪是晚清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与中国近代法制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多年的外交生涯使黄遵宪逐步形成法律思想并最终确立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他在输入近代西方法文化、主张“以法治国”、批判“治外法权”、创设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

鸦片战争后的“千年变局”是近代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由政策层面始,逐步深化到体制层面、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为调适认同危机心理,近代知识精英经历了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主张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仿行和全面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探求过程。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政治探求对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有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利益相关者均衡与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

现代企业理论关于公司治理认识的深化与国际公司治理的最新经验表明,股东利益的实现并不是健全的现代企业的唯一目标。中国一些上市公司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也已然打破了改善企业公司治理“一股就灵”的天真设想。而与一般工商企业和西方的现代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更为复杂。本文力图在借鉴现代企业理论关于公司治理最新成果与最新的国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沿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制度演进的逻辑,分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由来,尝试性地探寻对其的求解思路,以此求证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目标模式的理论支点。     

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社会心理初探

对于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人们在谈论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原因时,往往多涉及相关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很少分析这个特殊群体的社会心理,这也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研究不能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试图对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作些探讨,以求有助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急躁心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出于富国强兵的良好愿望,而产生了强烈的超越意识。超越就是超过西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并未用“超越”这个词,但类似的词语如“制夷”、“驭夷”、“驾乎其上”、“制胜”、“并立”、“争…     

近代中国对西方外交制度的抗拒与适应

文章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关系就是与朝贡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中国的外交制度就是“朝贡制度”。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旧有的朝贡体系，改变了中外关系的旧有程序。面对西方外交制度的挑战，近代中国的反应先是拼命的抗拒，继而是不情愿的被迫接受与适应，以致最后主动完成了外交近代化的过程。本文分析了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下，清政府经过了抗拒→适应→再抗拒→再适应的痛苦历程，逐渐完成了外交制度近代化的过程     

不确定性与近代中国家族公司的制度创新

不确定性既是企业组织存在的逻辑前提,又是企业进行自身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近代中国官督商办企业与家族公司在产权安排与政府、权威、企业家的关系及相互推动作用的异同表明,家族公司作为替代官督商办企业的制度模式之一,相对于官督商办公司制度是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企业组织形式,比较有力地克服了后者的不确定性缺陷,从而使近代中国的企业组织演进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逻辑趋势.     

论晚清《公司律》出台的历史动因

公司及其内在的制度性因素不是中国本土的"资源".1904年<公司律>的出台是晚清政府在主动和被动之间做出的仓促选择.外国在华开办公司、华商附股、"官督商办"公司及其后的晚清商办公司的实践,以及相伴发展的近代公司制思想为晚清<公司律>的出台作了物质和意识上的准备.为振兴工商应运而起的公司企业的发展,急需晚清政府提供公司法律制度的供给.西方列强要求晚清政府出台与西方工商法律接轨的法律制度和晚清政府废除西方列强领事裁判权的愿望成为清廷出台<公司律>的直接历史动因.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现代化的启动

近代“新学”教育是相对于清代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一整套“旧学”教育制度而言的。旧学教育是以私塾和书院为主要教育场所 ,以儒家经典及封建伦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传统教育体系。“新学”教育体系则采用由西方移植而来并经过本土化的近代学校制度 ,以新式学堂为其主要的教育场所 ,以具有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① 为主要教学内容 ,包括从 19世纪 4 0年代就已开始传入中国并为大多数传统士人所不齿的西学知识即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近代以前中国社会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 190 1年清政府下诏实行新政 ,进行…     

移植与创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商事立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晚清《公司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从《公司律》到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移植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是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的主要途径。但回顾近代中国公司立法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为适应各时期工商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不缺少在移植基础上的大胆创新。近代中国公司法一贯采用的集诸多公司类型于一体的单行法模式,对世界公司立法也是具有贡献意义的立法经验。     

近代关于公司制的认识与思考

近代关于公司制的认识与思考宫玉松，王成鸦片战争打开封建中国深闭固拒的大门后，公司制度即随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自西徂东，落户中国。这一全新的、优越的企业组织形式逐渐引起国内有识之士的重视。他们认为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化电，尤应学习西方资...     

近代中国著作权制度移植和失败探源

著作权制度是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晚清政府同美、日、英国的知识产权谈判催生了近代中国的著作权制度。移植是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唯一的路径选择。著作权制度移植失败表明,在移植西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同时,应着重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创新,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和发展,使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产生内在的需求动力,这样才能使知识产权这棵人类智慧之花在近代中国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公司史研究述评

本文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近代公司史研究现状进行了简单描述,然后分门别类地对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史中“公司性”问题研究进行了述评,主要内容包括近代公司发展阶段及特点、公司法规、公司类型、数量分布、资本筹集、公司治理与管理等。     

浅析洋务派办教育的历史局限

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是同洋务派的积极兴办分不开的。正是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意图的促动下,遍习“西学”的客观要求,使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逐渐在古老的中华大地开始传播、根植。所以说洋务派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先后创办的一些洋务学堂,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的肇始,这是洋务派在中国教育史上所作的特殊贡献。然而,正     

我国上市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浅论

必须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出发 ,坚持遵循国际惯例 ,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验与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丰硕成果和国情相结合的原则 ,认识和解决我国上市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这一问题。我国上市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关键是理论缺位和制度缺陷 ,对此 ,必须走出误区 ,总结和研究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理论 ,以股权人格化为核心完善有关法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