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梁宋”地区的商路

两汉时期“梁宋”地区在全国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地区有自早期商业兴起时形成的传统 ,交通条件的优势也形成了便利商运的经济地理基础。司马迁“洛阳……南贾梁、楚”和“陶、睢阳亦一都会也”的说法 ,反映了“梁宋”地区与“在于土中”的洛阳和有“天下之中”地位的陶之间 ,有特殊的经济地理关系。在两汉时期 ,连接“陶”、“洛阳”和“梁宋”形成的三角地区 ,是全国经济生活的重心地区。这一地区的商业活动相当活跃。“梁宋”地区的商路 ,在全国商业网络中是运营繁忙的主要干线     

21世纪中部地区面临的形势及其发展战略思考

中部地区21世纪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东西夹击”,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部地区必须选择积极主动的“东拓西进”发展战略,买施中部地区整体协调、“联手发展”的战略方针和充分发挥中部地区中心城市作用的“中心开花”行动策略。     

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宋代无疑是中国封建时代经济急剧发展的时期,然而这一发展又极不平衡。北方与南方的经济状况不能等量齐观,南宋学者章如愚指出:“天下地利古盛于北者,今盛于南。”在南方,“湖南地广人稀”而”七闽地狭人稠”,荆楚“荒墟无聚落”而“全吴富庶推第一”,不同地区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即使在同一地区之内,经济发展水平同样参差不齐。如两浙地区尽管“概号富饶”,可是“浙东之贫不可与浙西并称”,钱塘江以东的“所谓富家巨室,富不足当浙西困弱最下之户。”这种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的经济差异比比皆是,处处而然。本文拟就宋代四川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和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论“克鲁格曼质疑”现象的存在性

首先描述了长三角地区1998—2007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状况,认为长三角地区存在资金依存度偏高的现实特征,基本符合“克鲁格曼质疑”模式;但通过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各要素分析,发现同时存在于长三角地区的“正规金融”体系与“非正规金融”体系在难以满足经济增长需要的时候,会出现“基层突破-局部试点-中央确认”的演进模式,“非正规金融”逐步纳入“正规金融”体系,制度变革支持经济增长,“克鲁格曼质疑”在长三角地区并不成立。     

本刊喜获首届全国民族地区“十佳”学报

2007年5月，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主办的首届全国民族地区学报(期刊)评优活动中，本刊又获佳绩，被评为全国民族地区“十佳”学报，同时“民族学人类学”栏目被评为“优秀栏目”。学报的专职副主编韦国友副教授被评为“全国民族地区学报(期刊)优秀主编”，李萍讲师被评为“全国民族地区学报(期刊)优秀编辑”。本刊喜获首届全国民族地区“十佳”学报     

21世纪中部地区面临的形势及其发展战略思考

中部地区２１世纪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东西夹击”，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中部地区必须选择积极主动的“东拓西进”发展战略，实施中部地区整体协调、“联手发展”的战略方针和充分发挥中部地区中心城市作用的“中心开花”行动策略。     

“两翼协同”战略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周边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嵌合发展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周边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涉藏州县、大小凉山等欠发达地区,大多也属民族地区,这片区域在“两翼协同”战略推动下实现与成渝双城经济圈嵌合发展,但也面临跨区域、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如何克服跨区域、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走出“双跨”困境？文章从空间社会理论角度,基于实证数据和理论分析,提出在“嵌合-空间再造”逻辑主线上营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周边欠发达地区融合发展的新空间,以促进成渝双城经济圈与周边欠发达民族地区嵌合发展的基本主张。为此,在推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进程中,一要在发展策略上,坚持成渝双城经济圈北翼“一体化发展”、南翼“融合发展”、外环“嵌合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二要在合作方式上,成渝双城经济圈与周边欠发达民族地区在“生产-生活-生态”实践逻辑上再造“三生合作”新空间,实现嵌合发展;三要在协同创新上,川滇黔渝四省市一盘棋共建“民族环线”试验区,把周边欠发达民族地区建设成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原生态经济圈、康养乐居旅游圈、多民族文化圈,达到共同富裕。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印太战略”的延续与调整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是对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延续与调整。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主体内容。两届政府的“印太战略”都致力于抑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不断扩展印太地区的战略空间,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权。然而,两届政府的“印太战略”在对印太地区的定位以及对华政策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两届政府在推进“印太战略”的同时,面临着不同的困境。中国应把握其战略演变趋势,管控分歧,争取合作,稳妥应对。     

空间结构视阈下民族地区治理的“在场”与“脱域”

对不同“治理空间”特性的准确认知,是实现差别化有效治理的前提。在空间结构视阈下,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治理既要依据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化“在场”性治理,又要根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重要任务、工作主线等进行“脱域”性治理。需要依据不同维度梳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中的“在场”“脱域”性治理要素,调适“在场”的特殊性与“脱域”的共同性之间的张力,形成共同性主导下的治理诸要素接洽,将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民族地区治理效能,以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统一。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30年:业绩、经验及趋势

在国家的关怀和扶持下,民族地区旅游业历经30年的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式发展。1978年的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2000年西部大开发三大事件把民族地区旅游业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起步培育发展期、转轨规范发展期和全面提升发展期。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产业体系日趋完备和优化,并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其发展模式逐步由“政府主导计划型”,转向“政府主导市场型”,再到“政府服务市场型”。管理建设的重点由“重旅游建设”,到“建设与管理并重”,再到“重管理”。旅游市场由单一的“入境旅游为主”,到“区内和区外两个市场并行”,再到“区内、区外和入境三个市场”协调发展的格局。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民族地区旅游业饱受了“天灾人祸”的严重干扰,历史证明只有保持社会稳定,民族地区旅游业才能保持又好又快地发展。     

珍珠球运动在西部地区推广的思考

珍珠球在北京称“采珍珠”,在辽宁省称“投空手”,在山东省称“打司令”,它是一项新兴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通过学校体育教育,使珍珠球运动在西部地区得到普及和发展,从而缓解民族地区学校体育经费的短缺、体育设施的匮乏,为西部地区学生的体质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做出积极贡献。     

认知信息理论视域下毕业生“慢就业”现象及对策研究——以上海电机学院中西部地区生源为例

随着教育部“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的推进,上海市应用型高校的中西部地区生源学生规模和占比逐年增加,这些学生毕业后选择“慢就业”的比例远超其他生源地学生。本文深入分析中西部地区生源毕业生“慢就业”的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运用生涯决策认知信息加工理论,提出应对该问题的理论模型;介绍上海电机学院的成功经验,即抓住大学生“生涯决策能力培养的七大关键期”,提出“4、3、2、1”目标模型,提升学生生涯决策能力,在助力中西部地区生源毕业生走出“慢就业”困境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互联网+”助力新时代乡村基础教育发展路径探究

<正>“互联网+教育”借助互联网技术,可以打破时空限制,对交通不便、教育落后的乡村地区来说,无疑是发展乡村教育的良好机遇。但由于乡村地区的传统教学观念根深蒂固、信息化设备不健全、教师的信息技术水平不高,“互联网+教育”在乡村地区的发展受限。文章分析了致使“互联网+教育”在乡村地区推广的过程中陷入困境的影响因素,     

由“景颇现象”引发的联想——兼论建立“四江流域金四角”

云南边疆的改革开放和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景颇族地区是边疆民族地区的组成部分。“景颇族地区”这个概念应是以景颇族为主又超过景颇族的。因此,我把景颇族地区这个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延伸为边疆民族地区的概念。当然我的研究侧重于景颇族,侧重于景颇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因此,我们将从“景颇现象”谈起。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文化的持守与转型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文化建设要遵循持守与转型的逻辑理路,传承“道技合一”的育人文化、“精益求精”的学徒文化、“在地致用”的服务文化和“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这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以应万变的精神根脉。面对育人价值的二元失衡、育人模式的类型模糊、一元管理的过度强化以及地方特色标识的简单塑造等现实困境,须推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文化价值由“以人为本”向“生命关怀”转型,文化模式由“参照普通教育”向“确定不同类型”转型,文化品牌由“地方标识”向“国家名片”转型,以塑造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     

后发展地区“贫困文化”话语：在学界与公众之间

以文献分析和扎根编码的方法,分析不同主体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发现：部分研究运用“贫困文化”理论以解释经济或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表征,使得西方话语构建的“贫困文化”在国内学界话语中发生变形。“贫困文化”逐渐被构建成贫困地区文化的集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集体表征是具有区域性的,倾向于认同经济后发展地区带有这种文化特征;公众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则倾向于个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个体表征主要集中在个人特征,认为“贫困文化”是个体主观意识不强或能力不足所致。同时,对“贫困文化”的认知在学界与公众之间出现趋同也说明,带有发展主义阶序关系的价值评判方式,已逐渐通过话语权力的影响,将“贫困文化”作为区域性的文化表征推向公众认知领域。这使后发展地区的人们成为“贫困文化”的指称对象,难以真正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因此,学界话语有必要在了解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丰富“贫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表征,从而构建后发展地区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良性关系。     

“花儿”与“少年”辨析

本文通过对洮岷“花儿”和河湟“少年”的对比、分析,旨在论证这样一个问题:洮岷地区的山歌叫“花儿”,河湟地区的山歌叫“少年”,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民歌形式,其区别有如“花儿”之比藏族情歌“拉伊”,“少年”之比汉族山歌“爬山调”。因此,不能将二者归结为一源之二流,更不能在此前提下开展对二者的研究。     

江苏常熟地区的"做会讲经"和宝卷简目

江苏常熟地区（包括1961年从常熟地区划出建置的今张家港市部分地区）的“做会讲经”,属于苏州做会宣卷的一个分支。同苏州做会宣卷和宝卷,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地区特点。该地区流行的“拜香”（香卷）与“做会讲经”（宝卷）是不同的民俗文化活动。对该地区火居道士（现在也说唱某些宝卷）是否可作为“宝卷”纳入“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质疑。“常熟宝卷简目”是据该地两位讲经先生收藏、演唱的宝卷编成。     

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证成与实现

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的差异化作为一种现象在我国一直存在,民族地区的法治在刑法领域的证成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具有实行“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我国“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实现主要依赖民族地区的刑事习惯法。民族地区的刑事习惯法可作为限制入罪的重要参照,并通过刑事和解在量刑上得以实现。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及其增长分布的动态演进——基于非参数估计方法的实证研究

采用DEA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对中国30个省（市、区）1998-2011年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核算,并基于此以累积农业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指标,利用核密度和条件密度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及增长分布的动态演进。结果表明：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非均衡性空间特征比较明显。基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的差异可将30个省（市、区）划分为“高速组”“快速组”“慢速组”与“零速组”四类地区。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并且增长分布形状以“单峰”分布为主,但“双峰”分布趋势开始显现。其中,东部地区出现“三极”分化现象;中部地区逐渐由“单峰”分布变成“双峰”分布;西部地区则有“两极”分化的可能。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布具有很强的内部流动性,并表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从三大区域来看,中部地区农业TFP增长分布表现出流动性的同时呈“多峰”分布,而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并未出现“多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