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汉辞赋家的“现实性”赋学观

东汉辞赋家将自己创作描写的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范围中,把世情百态、民生疾苦等社会政治问题作为创作素材,直接揭露批判社会现实黑暗,形成了具有批判性、针对性、总结性的“现实性”赋学观。这种“现实性”赋学观的形成与社会政治、儒家思想文化等密切相关。同时,抨击时政、痛斥时弊的赋学观对后世现实性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

汉代赋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支配其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是汉代的经学思想,一是辞赋的创作实践。司马迁引入汉儒《诗》学标准,首创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赋学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的核心精神;班固则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讽谕”与“颂美”并重的辞赋观,并且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对辞赋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和风格流派的划分,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意义。通过他们的辞赋观可以看出,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即表现为经学致用观和辞赋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渗透融会的过程。     

中国科举制度的南传与越南辞赋创作论

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延续至清末。它不仅对古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 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东传至朝鲜,南传到越南,促成了两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根据两国史书,科举取士 中诗赋占有突出的地位。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在题类 和取径的多元化,有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 ;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 而从赋史看,越南辞赋艺术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 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现当代辞赋创作的发展

辞赋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而在当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从辞赋这一体裁的发展演变，可以把握辞赋创作在各个时代的概貌。新时期从事辞赋创作的作家群有多种类型，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同风貌。     

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的开拓与反思

新世纪以来的赋学论文数、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都比上世纪的最后20年空前增加与壮大。而就赋学研究的实质内容而言,也远较上世纪的最后20年精深、宏通,彰显出鲜明的学理化倾向,呈现有汉赋学律赋学辞赋文化学以及赋学理论批评系统化、赋学文献整理规模化的特征。在反思的过程中,赋学研究视野不断开拓,逐步走出文学史思维模式,回到文本,探源辨体,同时,赋体与他体文学交叉研究以及域外赋体创作研究也受到关注,但也存在跨界不足的问题,需要加以重视。     

康雍年间赋选赋学思想论

选本批评是赋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出于帝王的提倡,赋学表现出重视律体的倾向,同时由于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和对元明赋学的继承,又表现出以情力为主,古律兼综的赋论趋向,这在当时的赋选中有十分鲜明的体现。     

汉代经学与汉代辞赋创作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衍化出的汉代经学延续了三百多年,是此后汉代士人具体生活的思想文化环境,其对汉代辞赋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汉代辞赋创作的阶段性特点,与汉代经学发展的阶段性存在着内在联系;汉代辞赋所表达的政治理念与汉代经学所承载的儒家政治思想相一致;汉代儒道互补,影响及汉代辞赋家对个人出处以及人格理想追求的思考,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前期儒家人格思考意味颇重,而东汉中后期至汉末,道家人格思考则有渐趋强盛之势.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     

西晋辞赋创作的特点

西晋是辞赋创作的繁荣期,这个时期的辞赋无论是在作品数量上,还是在作家人数上都是堪称空前的。在继承前代辞赋创作经验的同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从因袭中创新、超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特点,主要表现为咏物赋的众多,抒情类作品转为对个体情感的发泄,初步的山水赋形成,同时出现了生活化、世俗化、小品化的倾向,在辞赋的行文结构上也有了一定的完善。本文就西晋辞赋的这些特点进行详细论述。     

南宋后期辞赋创作探微

南宋后期辞赋的风貌是较为独特的。宋代理学通过改造文人的知识结构、认识世界思考人生的方式而深刻影响着当时的辞赋创作。在缺乏崇高诉求的环境下,宗教情怀在文人的精神世界中得以显现,并在辞赋当中反映出来。政治混乱,乡居生活是文人心灵栖居的最后归属,描写乡居的辞赋越来越反映出它的本真之美,而非过去那种作为忘世的媒介存在于文学中。在末世气氛笼罩下,辞赋担当起抒发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的职责,映射着人们对国家与未来的愤激、无奈和彷徨。国势萎靡不振,理学的治国理想是厚人伦淳风俗,辞赋创作因此表现出重征实、重人文的倾向。     

西汉辞赋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

西汉辞赋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较少用理论阐述观点,而更多用创作表示见解。不少人写出许多形象生动、华实并茂、修辞出色、现实性强、以赋讽谏的优秀作品。这些辞赋创作反映了寓有时代气息的文学思想。它表明作家能够认识文学的形象性,争取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追求艺术的表现手法,注重表现时代与生活,重视辞赋的教育作用。     

当代辞赋创作与发展之我见

当代辞赋创作是在传统文化回归的大背景下兴起的,与社会基础处于不平衡的状态,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当代辞赋的创作和发展必须与传统文化的复兴相结合,走适当产业化的道路;同时,当代辞赋创作在内容上应贴近时代。形式上要一定程度地解放,以探索辞赋创作的新形式。     

唐宋赋学论议

唐宋是中国赋学批评史上的中衰期,其理论成就上不及汉魏六朝,下不及元明清,然唐宋两代科举试赋（律体赋）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赋论特色：一是赋的本体论,即赋如何写的问题,亦是璺学古律之辩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赋与科举的牵连,围绕着科举试赋,文学派与经义派展开了不断的论争,并备才学之辩发展到朋党之争,赋与政治的关联日益凸显。     

论朱熹的辞赋创作

朱熹辞赋作品体现了理学家在"得君行道"之外的泽民之举和忠君爱国之情,在理学家的辞赋创作中具有典范意义。在形式上,朱熹的辞赋多选择骚体,一方面取法乎上,另一方面,这一选择也具有浓厚的时代因素。     

笔力雄健 体亦多变──论汤显祖的辞赋创作

汤显祖的辞赋创作是他整个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以往被忽视或不被重视的汤显祖辞赋创作成就应认真进行探讨总结。汤显祖赋作甚多，深得前人真髓，笔力雄健，体亦多变，尤以咏物抒情、讽世言志的赋作成就为最高，独具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和认识价值。     

论苏辙的辞赋创作

在北宋后期的文坛,苏辙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他的辞赋观和苏轼相近,相当重视辞赋在造就、展示文人胸襟方面的价值.苏辙赋与苏轼赋一样,追求情、理与物象的相融,以展示脱俗的澄怀见长.苏辙赋有相当独到的地方.他的赋风格平淡渊雅,与苏轼赋的横放飘逸有别.他的赋善于铺排描写,尤其善于描写悠远明净的境界以表达心灵的闲适超然.对待辞赋传统,苏辙继承的一面要多于苏轼.苏辙的四言赋相当有特色.     

论清代书院与辞赋创作

清代书院课赋制度的形成,与书院山长、地方学政多翰林出身有关.因为翰林院有馆试诗赋制度,书院课赋与翰林院赋有着逻辑的联系.书院的文学活动之于辞赋,又在辞赋创作与赋集编纂两端,其中课艺赋的创作与编纂,尤为突出.考察书院赋的创作特征,一在题材的扩大,其中包括经义、咏史、景物、记事、拟古、唐诗诸题的创制;二在特有的艺术形式,如同题、摹拟、和韵、评点等.而从赋史看清代书院赋艺术,其对词章之学的促进、清代学术的含容、律赋鉴赏体系的构建以及清赋由宗唐到自立的变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略谈中国大陆辞赋研究和创作--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国际辞赋研究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赋,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四大文体（即诗词、赋、戏剧、小说）之一,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很少有研究汉赋、肯定汉赋或历代辞赋的论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港、台的辞赋研究状况稍有好转。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一二十年中,有数以千计的人写赋,这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充分反映了“辞赋出盛世”的事实。不容否认,今天的赋作家还存在部分人学养不足和对赋创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的缺陷。我们应努力创作出一种新赋体,使之能更好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能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论清代辞赋的变革

辞赋是融合儒林与文学、介乎诗文之间的文体,清代辞赋体式变化虽已穷尽,但辞赋堪称中兴。清人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变革：一是在辞赋史内部,兼容历代赋艺,提倡以古赋为律赋;二是在辞赋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层面,辞赋面向学术,以清代学术入赋,使辞赋具有现实性;三是在辞赋史与文学史关系的层面,提倡以秦汉之文、韩柳之骨为赋,清代的股文也使清赋具有新特色。     

论张栻的辞赋创作

张拭是理学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以明确“义利之辩”为先,重人伦,强调践履功夫。《南轩集》收辞赋作品6篇：《公安竹林祠迎神乐章》、《故安人常氏哀词》、《后杞菊赋》、《风雩亭词》、《遂初堂赋》、《谒陶唐帝庙词》。这些辞赋作品在主题方面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传达对理学观念的文学阐释;其艺术风格是以理节情,崇尚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