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委顺任化的人生哲学

白居易委顺任化的人生哲学,与其独特性情气质、生理素质、生活经历、学养构成、人生经历和仕途遭遇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不仅融合了儒、释、道各家的思想,而且融合了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生存智慧,后来不断发展成为白居易人生哲学的基本观点。     

屈原骚体的形制结构与语词审美

屈原所创作的骚体在形制上奇伟空阔,以问谋篇用线性的历时性的结构来展示立体式共时性的抒情;在词语上,由于情感的大悲大爱无所拘束成就了一种崇高的雅美,又由于楚地风俗的强烈影响成就一种楚风楚韵的修美而流传甚广.     

论屈原作品和骚体纪行赋

昔文士羁旅,多作行旅赋,经途草泽之际,或欣于山水之美,或怵慑羁役行难,途中之所见、所闻、所感,往往映射内心情志与理想。屈原一生三度遭遇放逐,足迹经湘江,越洞庭,渡沅水,彷徨山泽,无所告诉,因而写下《离骚》《涉江》《哀郢》《抽思》《远游》等诸多纪行之作,文采斐丽,寓意愤然,自汉代刘向继作《远游赋》之后,启示骚体纪行赋的写作。     

从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看其心路历程

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乃是其心路历程的指示器,借助于它不难看出两汉文人的心路历程主要经历了三大转关。第一次转关发生在武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前期的良禽择木、轻于去就转向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第二次转关发生在元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转向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第三次转关发生在安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转向东汉后期的积极干预、舍身匡救。     

屈原与《诗经》——从一个侧面看屈原艺术思维的来源及特色

本文通过《诗经》与屈原作品的对证比照,认为屈原熟谙《诗经》,《诗经)的比兴艺术是屈原艺术思维的一个来源;屈原的艺术思维具有区别于《诗经》的三个特征:物象选择的“凭虚构象”,表象运动的自由拼接及对习惯性联想的突破,这是屈辞别开生面、垂范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长恨歌》看白居易的叙情艺术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古典诗歌不外乎叙事和抒情两种类型．或者是叙述某一人物、事件、场景．或者是抒发自己的志向、抱负和感情。其实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还有一类诗歌,它既不同于叙事诗,也不同于抒情诗。这类诗中叙述方法用得很多,但它并不立足于叙事,而立足于抒情。诗中有很多具体人、事、景的描绘．但它描绘人、事、景并不为了表现具体的人、事、景而是为了表现折射在其中的人物的心情。在这类诗中抒情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它表现的是人物的心情,但又不是单纯地抒发自己内心情感,不是单纯地以抒情为侧重点,叙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因此,这种诗既象叙事诗又象抒情诗,但又既不是叙事诗又不是抒情诗,准确地说应该是叙情诗。     

从《抽思》看屈原与南阳的渊源关系

<抽思>是屈原<楚辞·九章>中很重要的一篇,表达了屈原退居汉北以来眷念怀王的深切思念之情.实际上,屈原在这篇作品中还抒发了对南阳故土的深厚感情,反映了和南阳无法割舍的缕缕真情和游子故土的渊源关系.     

从《离骚》看屈原的美政理想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一篇体制宏伟、意蕴丰厚而深刻的政治抒情长诗。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屈原的美政理想∶推崇往古的尧、舜、禹、汤、文、武之治,主张"有德在位",建立"以民为本"的"德政";改革贵族特权制度,主张"举贤授能";主张变法革新,实行"法治"。屈原主张的德政与法治,二者并非矛盾,恰恰表现出他作为地主阶级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从屈原与伍子胥的关系看端午节的起源

屈原与伍子胥出身相同,经历相似,容易产生相同的思想感情。伍子胥是屈原的精神导师之一。屈原多次赞扬伍的忠贤正直,表示要浮江入海,追伍殉国。屈原自沉日期与伍子胥自刭日期亦很可能相同。因此,端午节纪念的人物应首推伍子胥。     

从咏史诗看柳宗元与白居易迁谪心态的差异

同为中唐时期的大诗人,柳宗元在眨官永州之后显得忧悲憔悴,酸楚凄恻,而白居易却能够随缘自适,自我开解,并最终从遭受贬官的打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表现出一种旷然适性、自得其乐的迁谪心态.二人在咏史诗中表现出了对待历史与人生的不同态度,从中可以看出造成他们在迁谪心态上的这种差异的一些原因.     

从汉代屈原论争看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

汉代屈原论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汉代初年至西汉宣帝时期,第二阶段为西汉元帝年间至东汉和帝时期,第三阶段为东汉安帝时期至东汉末.汉代士人对屈原的论争体现出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第一阶段以黄老之术治国,此阶段士人对屈原持肯定态度;第二阶段为儒学独尊时期,此阶段扬雄、班固、贾逵等人对屈原持批判态度;第三阶段为经学的中衰时代,王逸、应劭、荀悦等人又极力提高屈原地位.汉代屈原论争在三个阶段的不同表现可以从今本《楚辞补注》的作者情况得以体现.     

从《观刈麦》看白居易的农税思想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中有很多言及农民在重税之下的困境,且不乏晓畅易读的佳作,《观刈麦》即为其中之一,通过解读诗歌背后的创作心境当能以小窥大,揭示作者农税思想之一斑。该文即试图分析白居易在本诗创作过程中,体认民生疾苦的同时所表达的农税思想。     

从白居易有关履道池台的诗看其中隐思想

履道池台既是白居易晚年生活的主要场所,亦是其精神的安稳栖息地.其有关履道池台的园林诗,细微真切地反映了诗人的"中隐"心态.借助园林物象设置,诗人营造出一方丰富的精神天地,透过园林物象,感受着无限灵动的宇宙世界,获得精神上的拓展和愉悦.诗人以幽深绝俗的心境观照园林自然,注重园林隐逸氛围的营造,创造幽深诗境,体味闲适意趣.晚年白居易的心态,反映出中唐以后文士们精神需求的变化.     

从“神游”畅想看屈原与楚文化的离合关系

屈原在巫风激荡崇尚自由的楚文化圈中生发出一系列浪漫壮观的"神游"畅想,而诗人的执着精神和故土情怀又使这份浪漫畅想包蕴了深厚的现实情怀。这个时而虚无缥缈时而又充满人间气息的"神游"世界里,呈现出诗人与楚文化之间的离合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造成诗人悲剧必然性的重要原因。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     

从《新乐府》小序看白居易的《诗序》观

白居易<新乐府>模仿<毛诗>,设置总序与小序,此为学界公论.但二者的小序在具体形态上的差异却一直为学界所忽略.<诗>之<小序>,基本上皆由数句构成,而<新乐府>的小序却全部都是只采<诗序>首句的一句式结构.一句式小序体现了白居易的<诗序>观,即把<诗序>分成首句和续申之词两个部分,特别重视首句,而把续申之词的地位看得相对较低.对白居易<诗序>观的揭示与还原,既能丰富唐代的<诗>学思想,也能给<诗序>论争的历史链条增加一个新的坐标.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人,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从生活层面看白居易闲适诗中“知足保和”的思想

白居易闲适诗中的＂知足保和＂思想对中国后世文人影响极大,成为继陶渊明之后又一个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家园。而其＂知足保和＂思想从生活层面上来看主要包括：对日常衣食起居的满足、对闲情雅趣的追求和享受家庭天伦之乐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均反映了白居易平和的人生态度。     

从历代封崇看屈原精神软实力的生成

自晚唐开始,历代朝廷多次敕封屈原,修葺其祠庙,并纳入祀典。这些敕封与祭祀凸显了屈原精神之凝聚力、吸引力和创造力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机缘。尽管历朝封号名称和褒崇用意不尽一致,但在同一主体对象身份认同背后,都共同彰显了对屈原精神示范性的推崇。在代代相承的推崇中,屈原精神软实力的构成要件(灵威、清烈、忠节、文化名人)和示范功用(宗教价值、伦理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得以生成。     

由屈原《九歌》源于巴巫歌看屈原与巴文化的关系

作为楚文化精神代表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同时也是巴文化的代表。屈原的作品是巴楚文化交流的结晶。这一事实惜乎论者关注不够。本文仅从屈原《九歌》源于巴巫歌这一角度看其与巴文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