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韩文人学士之间的友好交流

18世纪的中韩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往来于两国的使节活动进行的。尤其是从18世纪后半期,朝鲜朝“北学派”的文人、学者,以使节团随员或检书官的身份来到中国,直接同中国文人学士接触,并通过笔谈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进行坦诚的交流,为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两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回顾18世纪中韩两国文人学士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对21世纪中韩文化交流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同而和，和而共进——基于韩剧热的中韩文化交流的思考与探索

中韩两国隔海相望，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近年来韩剧在中国热播，其所表现出来的儒家文化的传统精神跟中国观众的心理产生了共鸣．也对中国包括影视剧在内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基于这样的文化现实，笔者试图通过中韩两国在韩剧中体现出来的文化契合点，对当代中韩文化交流与发展加以思考与探索。     

从神怪情节看韩国古代小说中的中国因素——以《谢氏南征记》、《九云梦》、《玉楼梦》为例

韩国古代小说中的大量神怪情节,一方面有着深厚的本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包蕴了丰富的中国因素。这种中国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文学影像的存在;二是中国儒家思想因素的渗透。从这些神怪情节所包含的中国因素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创作影响之大,同时也可以看出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之深,韩国古代文人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造诣之深。     

中华法系与古代罗马法之“暗合”

中国古代很早就与西方有过密切的法律文化交流。在中国古代的正史文献中,大都记录了古代罗马的风俗习惯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情况。从两汉至唐宋之际,中华法系和古代罗马法系之间有着很多的交流路径。虽然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未找到古代罗马法传入中国的直接证据,也没有发现中国古代的法律典籍传到西方的资料,但从中华法系与古代罗马法诸多的＂暗合＂来看,这些＂暗合＂应该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彼此双方法律文化交流的结果。     

刍议建交后中韩文化交流发展的动因

中韩历史上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20世纪40到90年代,曾因为历史原因而受到阻碍,但中韩建交后,这种局面很快得到了改善。本文拟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民间交流等方面来对建交后中韩文化交流发展的动因作一简要探析。     

"2004东亚论坛会"研讨会综述

东亚地区各国的古代文化和文明,存在着诸多共同的特征,构成了世界古文明系的重要一极,同时也是环太平洋文化圈的重要文化策源地。正是基于这种特殊地位,与会专家就“东亚文明和传统文化”、“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文化和越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灵缇：丝绸之路上的猎犬及其文化交流意义

猎犬是古代狩猎活动中的重要工具，在人类狩猎史尤其是文化交流史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在汉文、希腊文、波斯文、察合台文、阿拉伯文传世文献以及相关的考古出土资料中曾出现过不同品种的猎犬。其中，灵缇作为丝绸之路上各地皇室贵族最喜爱的猎犬之一，从埃及到中国、从非洲到亚洲的东传过程反映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地之间的交流状况，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其次，目前所发现的画像石、壁画、金银器、绘画等资料展示了灵缇在中国古代皇室贵族狩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最后，以灵缇为代表的猎犬入贡中原不仅反映了古代中国的强盛与繁荣，也揭示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内容的丰富性与广泛性。     

浅谈新罗使者诗及文化功能

唐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极盛时代,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极盛时代。双方的使者既是两国政府和人民友好的使者,又是本国本民族文化的积极的传播者。两国的外交使节及文人密切接触或“以文会友”,留下了诸多唱和酬赠之作,是中韩文化交流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资料价值,而且今天读起来,对增进中国人民和朝鲜半岛人民之间的了雠和方掳斗扫．导不开裨希白旬．     

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交流——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国的历史交往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土库曼斯坦,在历史上不仅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而且也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土库曼斯坦的一些古代城市在中国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文章通过对帕提亚、马雷、鸟尔根奇等地区城市的语言学解读,反映了中国人民与土库曼斯坦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也体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的民族文化交流。     

崔致远在中国行迹考

崔致远是韩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他 12岁赴唐留学 ,仕宦溧水 ,就职淮南 ,在中国生活16年 ,东归新罗。他写下著名的《桂苑笔耕集》 ,流传至今。在数千年中韩文化交流史上 ,崔致远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人。经考证 ,崔致远入华年代是 86 8年 ,任溧水县尉在 876年 ,880年冬投淮南 ,884年初冬离开扬州东归 ,885年回到新罗。他创作的诗文集名 ,中山即溧水古称。桂苑是南京古代名苑 ,喻淮南。归国时 ,自扬州乘船 ,沿大运河北行 ,经过淮安入海。暂泊东海 (今连云港 ) ,到达山东乳山口。他在乳山度过春节 ,留下十篇诗文 ,是中韩文化交流宝库中一颗永放光彩的明珠。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西方早期丝绸的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①

丝绸是古代中国的主要外销产品,也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近年来,国外发现了一些早期丝绸,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依据.古代地中海地区曾利用野蚕丝进行过纺织,西方文献所说的"科斯丝绸”就是指这种野蚕丝,而不是指中国丝绸.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传到了欧洲,并且很可能是沿着草原通道西传的.     

清代中俄文化交流述论

康熙年间的北京“俄罗斯百人队”是俄国文化在中国清代的第一批传播者。《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定期来京的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对两国文化的交流及俄国汉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清朝的宗教宽容政策和中俄之间的正式条约是中俄文化交流长期持续发展的保障。俄国在交流中是积极、主动的一方,而清朝则是相对消极、保守的一方。在充分肯定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他们在北京的其它活动     

桑耶寺、吐蕃道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

藏传佛教发展史上占有显著地位的桑耶寺不仅在弘扬藏族文化、培养早期藏地的宗教人才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而且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而吐蕃道是沟通中国内地与印度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本文从桑耶寺的佛经翻译、汉地僧人在桑耶寺的驻足活动、汉文史料中所见汉僧沿吐蕃道往返于中印之间的情况等方面 ,论述了桑耶寺、吐蕃道在促进中印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     

韩国古今游记中的中国观

游记是游者的见闻纪录,是旅行者对异域文化体验的归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古至今,中国始终是韩国最为关注的大国,本文通过韩国古代和当代游记的比较,揭示不同时代韩国人的中国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国与中国关系的发展,韩国人对中国文化认识的发展.     

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关于新发现的《铁桥全集》

严诚是乾隆时期浙江杭州文人,与当时朝鲜著名学者洪大容结下深厚的友谊,在韩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国内文献中,至今不见严诚任何著述流传。最近,笔者在韩国发现一部内容丰富而又完整的严诚遗著--《铁桥全集》抄本,包罗了严诚生平全部著作。《铁桥全集》中的《日下题襟集》收录了严诚保存的与朝鲜友人交往的诗文尺牍,以及严诚之兄严果、严诚之友朱文藻给朝鲜友人洪大容的书信,为研究清代中韩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同时,《铁桥全集》也是浙江地方史、文化史研究的有价值的文献。     

李齐贤在中国行迹考

朝鲜古代大诗人李齐贤曾经长期居留中国,为中朝文学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在中国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至今仍然有不少疑点。人们从李齐贤的诗作中,可以考证他在中国居留的时间和行迹。李齐贤在元朝居留的时间为10年,期间多次回国,而此后居住在高丽又曾多次入元。     

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对漆器制作技艺的传播

漆艺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最早漆器距今已有7000多年。中国古代的漆器制作积极而广泛地影响到周边国家漆器技艺的产生与发展,特别是在唐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日本仰慕唐朝的文化,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中日文化的交流也达到了高峰,唐朝对日本社会生活及文化艺术产生的影响延续至今。其中漆器的制作技艺也随着丰富的文化交流也传入日本,并对日本漆艺的产生与发展有深刻影响,本文主要就唐代漆器制作技艺对日本的传播与影响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