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民间信仰的多元建构

湖湘民间信仰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本文通过历史分析,考察湖湘民间信仰建构中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本土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渗透与互动,进而完成民间信仰的多元建构问题。     

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类学分析

从杨庆堃的"制度宗教"、"扩散宗教",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教体系"等研究论著,皆说明宗教研究在中国总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至于宗教"信仰"在中国的问题可能更有争议。中国宗教是信仰的权力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建构。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常常是指以神人—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涉及天下、国家、道德、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中国宗教及其信仰具有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但其"信仰—关系"乃以神人交往、人伦要求为基础,伴随着家族、伦理、国家及其权力关系而逐步建构起来。因此,中国宗教中的神人交往及其信仰,常常呈现出一种个人信仰与家族、伦理、国家、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整体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结为一体。     

清代鄱阳湖区民间信仰文化及其当代建构——以江西历史名镇吴城为例

清代江西吴城民间信仰神灵众多,主要有万寿宫许真君信仰、睢阳庙张令公信仰和顺济龙王庙龙王信仰等。解析吴城民间信仰文化,有助于探讨民间信仰文化中的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有机互动,认知和了解吴城民间信仰神灵的主要社会功能。由此,以民间信仰文化为视域,建构吴城当代文化发展的主要路径为打造吴城民俗主题生态园、庙会民俗文化节和建设吴城历史展览馆,符合时代新发展理念。     

信仰关系与地方行政权力的互动——以广东南镇基督教与民间信仰关系为例

不同类型信仰间的互动与其关系构成,是一个区域规则、资源网络运作的结果,其中行政权力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关系变量。本文采用一个微观的视角,把信仰关系问题纳入到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互动网络,通过田野调查,对该地区十五年前的一次民间信仰与基督教冲突事件进行梳理,分析在事件的起因、发展和解决过程中,行政权力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及其与地方信仰关系构成之间存在的关联与影响。文章认为,行政权力直接介入调配信仰关系固然效率很高,然而要建构一个良性的地方信仰关系,坚持法治,提供一个公正、平等的信仰间互动、实践的公共空间,或许更为可取。     

“花”图腾信仰与姆六甲神话

“花”图腾信仰与姆六甲神话由相依相存,浑然一体而不断发展分化,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和发展方向分别参与了民间文学和民间信仰的文化建构。     

被“社会政策”悬置起来的民间信仰

长期以来,由于民间信仰及其得以正确社会定位之困难,使得民间信仰只能存在于民间而难以体现其社会性和公共性。尽管很多地方参照了《宗教事务条例》,试图对民间信仰进行有效管理,但民间信仰政策的不统一及其管理主体的不确定性等,导致民间信仰在其民间社会的表达和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民间信仰大多被卷入到"非遗"文化建设,成为新农村文化及地方经济发展诸多热潮中的一种依附关系,深入其中又缺乏其明确的主体性定位,更缺乏社会政策方面的有效支持,最终形成了被社会卷入、却又被社会政策悬置的存在形态。其实质在于,既缺乏一个统一而行之有效的民间信仰政策支持,又缺乏国家法律对民间信仰的社会定位。因此,本文认为的民间信仰社会化建构路径,并非制度宗教的指向,即进入到"五大宗教"才能具有合法性,而是从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的层面出发,将民间信仰与社会建设统一起来,建构一种自立自在的民间信仰型组织,才是当下民间信仰建设之题中要义。     

科学·信仰·宗教替代——20世纪初中国的“科学信仰”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是信仰一个超越的本原,但对宇宙及历史是否体现一种确定不移的神圣计划,却没有一种确认的信仰,仅仅是一种未知或不可知的敬畏之心。因此,中国人经常使用的"信仰"一词,似与宗教有关,亦可与宗教无关,在对超越界的信仰上,它独具中国民族性格。其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却常以权力形式来表达人与神圣的交通,倾向于以权力形式来反复加强对某些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20世纪初叶呈现的"科学信仰",即是这一信仰传统在"赛先生"的刺激下新信仰的建构,并以科学建构信仰的模式,给此后中国社会以巨大影响,以至于出现了"替代宗教"的思潮。     

民间信仰文化遗产化之可能——以布洛陀文化遗址为例

在我国,民间信仰长时间处于边缘的地位,但是在特殊的时机下,它也可能借助适当的外包装,成为被允许并被弘扬的对象.本文以广西田阳敢壮山"布洛陀文化遗址"为例,介绍民间信仰在学者和地方政府等努力下被置换成国家政府承认的人文始祖信仰和民族文化遗产的个案,讨论布洛陀文化遗址建构过程中的各方力量及其背后的动机,指出民间信仰与国家正祀具有转换的可能性.     

20世纪民间信仰思维审美建构的功能

20世纪中国民间信仰是以巫教为基础,融合了道教、儒教和佛教等多教多神的信仰。总其思维类型,可以"人——物——灵"三维关系转换的交感思维一类统之。20世纪作家利用民间信仰思维的转换超越功能,突破生活的局限,以审美批判之笔,展示了人物愚顽心理、民族文化劣根和理想与现实互渗中的斗争感受,实现了对民族文化重建和人生悲剧的审美超越,显示出文学民间化、仪式化审美建构的独特功能。     

民间信仰研究述评

本文通过对民间信仰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认为民间信仰从"民"的角度审视,其内容是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一整套信仰体系;概述了其信仰主体的大众性、信仰客体的多元性、信仰行为的散漫性、信仰目的的功利性与实用性、信仰活动的生活性、信仰生命的顽强性、信仰范围的区域性等七个方面的特征。同时从事象性、理论性、方法性等几个方面对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个粗略梳理,提出了从"区域"层次展开对民间信仰的研究,或许能够弥补当前民间信仰研究宏观与微观的脱节问题,同时将民间信仰纳入农村公共文化范围进行探讨,有助于拓展民间信仰发展空间,丰富农村公共文化内容。     

人类学视野下的武山县水帘洞庙会考察研究

民间信仰具有乡土性,因此民间信仰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民间信仰圈,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点。以武山县水帘洞"麻线娘娘"信仰为研究对象,对武山县水帘洞庙会与民间信仰、乡土文化建构的关系进行梳理,看以发现庙会与乡土文化建设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有"引擎"作用。     

神性的交集与关系的分殊——陕西炎帝信仰的三种类型比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炎帝祭祀传统的恢复,陕西A地先后形成了以神农祠、炎帝祠、炎帝陵为三大主体的炎帝信仰格局。同时,由于其资金来源、参与人群、组织力量、仪式承包者等不同,从而呈现出民间、官方、官民共建的三种信仰类型及其表达模式。然而,这三种信仰类型之间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基于一个神性的炎帝信仰,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所建构的炎帝信仰与老百姓所信仰的炎帝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实乃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官方建构的与民间信仰的,是"公祭"与"私祭"的分别,但这并不影响民众对于炎帝的信仰及其祭祀。     

中西之“神”再辨——以中国民间信仰与天主教为例

"神"是一个宗教信仰体系赖以建构的核心概念.关于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的异同,学界已经做出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但总体看来似有一个误区,即缺乏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独立的考察.本文以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与天主教中的"神"(天主)为例,对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神的形象以及信徒对于神的理解的差异作一个系统的探讨.     

本体与他者: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非遗化”反思

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有粘连,或直接孕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提供滋养的源泉。 21 世纪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迅速全面铺开,为传统民间信仰的当代存续提供了正当性的理据,也拓展了民间信仰价值彰显的社会空间。 然而,在“文化求纯冶价值理念的支使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往往成为“净化冶文化遗产的过程,以至于民间信仰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他者冶。 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整体性保护,必须正视民间信仰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冶传承的意义,也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民间信仰文化的流动性、自主性特征,以科学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建构当代中国民间信仰文化生态系统。     

试论佛教中国化的民俗化向度

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并非始自近代,而是伴随着佛教入华的整个发展过程,它是佛教信仰实践层面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的民俗化发展涉及到作为外来的佛教在进入中国民众日常生活时所产生的自身本土化转变,以及中国民众如何基于自身的习俗文化、伦常日用传统来抉择、取舍、接纳、改造一个外来的制度性宗教。中国佛教的民俗化信仰路径不同于以"契经""契理"为基础、以"信解行证"为传统的"义理性佛教",而呈现出淡化佛教义理、注重仪式化信仰生活空间营造的特质。佛教民俗化的信仰建构表现为以佛教"疑伪经"以及"民间宝卷"为其教义来源与根据,以"民间佛教神谱系统"为崇拜对象,以"灵验"与"叙事"为核心手段来建构其信仰,以及维护其信仰的实践。     

试论闽民间信仰特点与海西信仰文化的现代建构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以福建为主体、包括周边区域的特定地理空间概念。福建历史悠久,地理环境优越,经济发展迅速,但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信仰文化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其它文化层次的结果和升华,也是其他文化层次的支撑。作为海西主体的福建,承担着海西现代信仰文化建设的重任,闽文化资源丰富,传统的民间信仰渊远流长,颇具特色。笔者认为,深入把握闽民间信仰的特点,有助于挖掘其传统的积极潜能,建构现代海西信仰文化。一、闽民间信仰的特点闽民间信仰,可追溯的历史有数千年,至今还保存着其特定的文化领域。其特征大致有这几个方面:1、多元性多元性体现在闽人的多神崇拜。这主要是由于福建既是东南山国,又是“闽水泱泱”,高山急流把福建分隔成多片自然区域,交通的不便,使闽人的文化习俗不易统一,因此反映在民间信仰上也出现多元化特征。有自然崇拜;有女神崇拜,如妈祖等;有圣贤崇拜,如闽王王审之等,有道教神崇拜,如保生大帝、有佛教神崇拜,如清水祖师等,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神灵。“仅《八闽通志.祠庙》中收录的具有的各种职能的民间俗神就多达119个。”2、广泛性闽民间信仰历史悠久,和宗教相比,它没有严格的清规戒律和组织,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而是在一定的历...     

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以双江县一个布朗族村寨的祭竜仪式为例

竜神是布朗族的村寨保护神,竜神崇拜和祭竜仪式是布朗族社会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民间信仰,影响着布朗族群众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一方面满足了布朗族群众祈求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和心理诉求,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维护村寨的道德秩序、凝聚民族向心力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批判和禁止的布朗族祭竜仪式在经过短暂的断裂之后迅速复兴,并逐步参与到国家的活动中,充分展示了民间信仰面对社会变迁和国家力量所表现出来的极强的适应性.这种传统的复兴与再造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民间精英以及民众生活动力等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礼俗互动与民间信仰:以微山县两城镇伏羲庙为中心的考察

微山县伏羲庙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两城乡凤凰山南麓陈庄村,宋元明清以来,地方社会基于各种原因,多次对其进行重修.虽然立碑年代各不相同,但碑文都表达了对伏羲氏的敬仰,并对民间盛行的伏羲、女娲兄妹二人配为夫妻的说法进行了驳斥.贯穿伏羲信仰发展的主线,即强调伏羲作为上古圣贤人物的功德,并努力将其形象神圣化.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盛行以及国家对民间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地方官员和士绅开始有意识地对民间的伏羲信仰进行"改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以"礼"化"俗".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途径就是圣贤人物的神圣化与民间神明的道德化.地方精英阶层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对伏羲信仰进行"改造",其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对民间信仰进行道德渗透,确保儒家思想向基层社会的延伸.     

城市民间信仰仪式的声景建构——以福州“游神”活动为例

民间信仰是传统社会生活模式的折射，城市是现代化生活方式上演的舞台，城市中民间信仰仪式的声景建构，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观念之间矛盾与共生的体现。论文从福州民间信仰仪式中的“游神”活动入手，来探讨城市化环境下，传统民间信仰仪式声音景观的建构与变迁。一方面，在快速流动的现代化社会中，民间信仰仪式的声音空间被重塑，城市“噪音”为其塑造了新的声音基调，信仰仪式活动中民间艺术的传统性逐渐被削弱；另一方面，新的声音和新的“传统”不断诞生，丰富着城市的多元声音景观，而民间信仰及其孕育出的传统音乐文化，则是城市地方声景和文化记忆塑造中不可或缺的根基。     

民间信仰的“社会性”内涵与神圣关系建构——基于粤东“夏底古村”的信仰关系研究

粤东夏底古村是一个有着700余年历史的黄氏单姓古村落,村内现存有四座黄氏祠堂、民间信仰玄天古庙、佛教居士林等崇拜场所。村落多元的信仰现状与相对单一的宗族关系,为讨论民间信仰的社会性特征及其神圣关系建构问题提供了可贵的案例。区别于韦伯、杨庆堃等学者对中国宗教信仰其组织与制度等形态方面的侧重,以涂尔干对宗教信仰的社会本源的理解以及李向平"关系-信仰"模式的理念,来思考民间信仰的"社会性"内涵这一看似充满世俗与功利色彩,却又涉及其神圣性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