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的“三种生产”和“三种文化”学说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的学说应当是“三种生产”论 ,即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理论。与此相适应 ,存在着“三种文化”论 ,即人口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理论。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具有各自的持续性     

浅析“三言·序”中冯梦龙的小说批评理论

明代后期文学家冯梦龙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经过加工编撰而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他的小说批评理论主要见于为“三言”所做的三篇序言。在“三言”序言中,冯梦龙归纳总结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流变历程,指出了古代小说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强调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探讨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并注重小说的教化作...     

浅谈王国维的“人生悲剧”观

在政局动乱、文化多元的近代,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中国老庄悲观厌世哲学交汇于性情忧郁、经历坎坷的王国维身上,促成了其“人生悲剧”观的形成。这种悲剧观渗透于他的文艺实践中,促进了我国悲剧理论的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对此要辨证地认识。     

关于做好员工人事档案“三龄一历”信息审核认定工作的思考——以H公司为例

员工人事档案三龄一历关系到员工的切身利益,是人力资源管理各项工作开展的基础和前提。本文以H公司为例,绘制三龄一历审核认定工作开展的流程图,并分析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基于存在的问题,提出四方面相应的解决方法。该项工作的开展取得了一定效果,希望能为其他企业提供经验启示。     

建国初期对“两种生产”人口理论的误读及其后果

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认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同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了人口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人类自身的生产又对物质资料生产具有反作用。这一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的基石。建国初期，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过分强调人作为生产者创造力的无限性，而对人作为消费者的一面估计不够。对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生产”人口理论的误读，使新中国政府对当时人口问题的认识和政策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失误。     

马克思主义“三化”的三重境界

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简称三化)的内涵基本确定的基础上,根据三化的内涵基本确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化不同阶段的化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境界为解读、解析、重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三重境界为应时、入世、造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重境界为通俗、普及、把握。     

论“三言”“二拍”的钱财观

“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最多写到商业、商人及市民文化的短篇小说集,因而研究作品中所显示的当时民众及作者的钱财观,对给作者的思想观念进行定位很有意义。本文根据“三言”“二拍”中的大量相关故事,梳理了故事本身及作者在钱财方面的五方面的观点,并由此认为,作者对当时普通民众生活有较深入的了解,但他仍是个传统文人。     

六朝“三月三日”文人雅作中的意象探析——以“流水”为例

六朝时期出现了大量以"三月三日"为背景的诗赋作品。它们传达出基本一致的写作倾向:或为应诏而作,或为惜时而发,抑或是表现悠游风雅的名士风度。但无论分属何种,文人都以"流水"为题,间接抒发了士人对政治清明的期盼,对生命意识的追寻,以及寄情山水的怡然自得情怀。     

论“三言”情教观的市民色彩

“三言”因为是通俗文学、市民文学,情教主要的教育对象是市民阶层,所以,这种情教观就必然染上鲜明的市民色彩。主要表现在:下层群众形象的大量出现;对历史人物的改造和对笔记故事的加工。正因情教观具有鲜明的市民色彩,才更易为市民阶层所接受,情教才更能发挥其作用。     

当代中国的“三种电影”与电影批评方法论

什么是好电影,这是一个关于电影艺术的终极命题。三种电影的概念及一套标准可以试着探讨当代中国电影史和电影批评方法。通俗电影以娱乐宣泄、满足好奇梦幻、疏通道德情感为功能;社会电影以经世致用、维护社会稳定、巩固集体意识为使命;探索电影以形式实验、叩审人生哲理、揭示社会问题为追求。在当前中国电影多元并存、分化互渗的格局中,笼统区分优劣高下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真正确立电影功能多元分工意识,分清电影批评标准,给予电影以各有侧重、主次分明的定位解析,才能有效过滤无序争论,从学理思考的源头上减少率性粗鄙的攻讦谩骂。     

21世纪应该尽快确定曹雪芹的生年——写在曹雪芹三百周年诞辰日之前

研究曹雪芹生年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并对历史负责.如果所有资料和线索都汇集到一点--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五月初八日,那么我们就应该大胆地去确定,而且必须尽快地去确定.因为我们已经跨入21世纪,下距曹雪芹诞辰三百周年纪念日还有十二三年.时间紧迫,届时能否举办大型的纪念活动,关键在于现在是否重视这一问题.     

论马克思时间理论的阶段、出发点、本质及类型

时间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正如其他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对时间的研究同样注入了极大的热情。马克思对时间的认识经历了萌芽阶段（1830年-1837年）、形成阶段（1838年-1843年）、发展阶段（1844年）和成熟阶段（1845年-1883年）,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将实践作为认识时间的出发点,扬弃了以主客二分思维出发认识时间的传统路径,从而把握了时间的多元本质。时间的多元性必然衍伸出时间的多样性,马克思以缜密的逻辑推理与演绎,区分了劳动时间、非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等等不同的时间类型,从而赋予时间理论以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结构,并为其烙上明显的经济哲学烙印。     

藏传佛教对世界的时空阐释

藏传佛教形成并成为藏族文化体系的核心以后，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藏民族原有的观念。在世界形成、人类起源、时间空间以及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等方面，通过三界六道轮回、因果关系等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不仅展现了一个介于现实与精神之间的世界图景，而且也影响了藏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存。     

论基准时之失权效性质

判决的既判力又被称为实质的确定力,以什么时点上确定的作为诉讼标的之权利和法律关系对后诉产生影响是认定这种“确定力”的范围和作用的关键,所以,基准时的概念被引入并且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因不同的诉讼标的理论既判力的遮断效的范围不同,因此在区分遮断效与失权效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新旧诉讼标的理论下基准时之失权效的既判力效果和确定判决效果两种性质。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紧张与时代策略

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凸显期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更高的起点上接受着多领域、深层次、高难度的挑战。伟大实践的独创性、挑战性、风险性加大了方向指引、范式论证和问题诠释的迫切性,现实中的范式质疑、价值对立、形式排斥和思想挑战引起了理论创新的内在紧张。客观感知现实,科学分析矛盾,自觉把握问题,寻求时代策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我超越的动力机制。     

论诉讼时效与自然债务法律效力

诉讼时效作为时效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涉及民事主体合法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法律规定上看似简单的问题,但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大缺陷和不足。因此,有必要对实务中最使人困惑的自然债务的法律效力及其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论沈约文学活动的影响

沈约是齐梁之际的著名诗人和文坛领袖 ,其文学活动包括诗歌创作、提励文学新人、参与文学集团与倡导以“三易说”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思想四个方面。他所提倡的“四声” ,引起了声律说的广泛流行 ;求真向俗的文学思想更在当时起到了革除晋宋诗歌生涩僵硬的弊端的作用 ;而这种文学思想却又导致了后代诗人对沈约的批评与冷落。     

论清真词的“时空转换”

周邦彦词大量采用时空转换手法。周词的这一手法不仅转换次数繁多、转换模式多样,而且其转换技巧也堪称精妙绝伦。同时,这一手法使得周词的结构层次感增加了,在感情表达上则更趋委婉含蓄,因而,也促进了词体的雅化进程。     

论康德的时空学说

知识论是康德哲学中最耀眼的一部分,而时空学说则是康德建构知识论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从康德的纯粹时空杂多这一观点出发,将先验感性论和先验分析论联系起来考察时空学说,并分析时空学说在康德的知识论以及康德的整个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理论意义。     

论当代文学独特的时间顺序与空间结构——兼谈当代文学史的时空关系处理问题

当代文学没有时间上的优势,它的当代性、开放性,使其有关叙述在时序上较多地关注现实和未来,显现出为其他学科所没有的“预设”性的特征。而从空间结构来看,它的两岸三地的复杂构成,日趋强化的外部国际背景以及与时代政治紧密联系的内部一体化机制,在给文学叙述增饰浓重的非文学因素的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独特的性格和历史的书写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