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唐诗风蜕嬗之际的刘禹锡

在中唐诗风蜕嬗之际,元白、韩孟诗派极力要打破诗歌发展到盛唐时所形成的审美经典与规范,而独立于两大诗派之外的刘禹锡诗歌却仍在追求清新婉美、雄奇健举的传统风格,可视为对此经典与规范的努力维持,这与元白、韩孟诗派的开拓与创新同样具有诗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综观刘禹锡诗歌,其中既具高标远韵、清丽天然等盛唐遗意,亦有自身的独创之处,形成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刘禹锡步武杜甫,选择的是一条尊经学古与创变求新并重的道路,对中唐以后诗人颇具启示意义,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清代高密诗派的诗学突围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领袖,与其兄李宪噩、其弟李宪暠等人一起推动了乾嘉诗坛宗中晚唐风气的发展。他深受韩孟诗派影响,在诗学上宗法韩愈、孟郊,在诗歌创作上尤宗贾岛。这使其诗风与当时诗坛所笼罩的盛世之音区别开来,并对之后以韩孟诗派为宗的宋诗派、同光体产生影响。李宪乔及高密诗派对韩孟诗派"寒瘦清真"诗歌风格的重视,不仅反映出清代诗坛审美趣味的新动向,更是对清中期盛世诗学的一次重大突围,其堪称清诗物华反素、势大将收风格转变的关捩。     

诗意的消解与重铸——“他们”诗歌精神特质简析

“他们”诗人不事张扬,只是默默地创作。正如“他们”诗人于坚说的那样:“我活着,我写诗。”这种姿态与“他们”一词所透射出的那种“被隔绝同时又相对自立的情绪”①,使得这些诗人唱出了当时诗坛的最富特色的音符。“他们”诗派并没有像当时其他诗派那样制定什么诗歌宣言与理论来供我们分析研究,而是更多地以其创作实绩向世人昭示着他们的存在与诗歌精神。一、诗歌本体论的建构文学是语言艺术,诗歌以语言的特殊的编码方式和操作规则成为其中的精品。“他们”把诗看作“语言和语文的运动”所生发的生命形式,充分体现了语言的自觉和对诗歌本…     

论"晚唐体"与张籍诗的共通性

“晚唐体”是唐代诗坛一个比较大的流派。因时代浸染 ,“晚唐体”诗人以“苦吟”为创作手法 ,形成“轻浅纤微”的风格。整体把握唐诗风格流变 ,发现“晚唐体”诗风和中唐张籍诗有共通性。张籍在中唐儒家思想演变中得风气之先 ,其心态与晚唐诗人相似。他以“苦心觅句 ,专意为诗”为近体诗创作方法 ,诗歌风格具有哀婉纤柔色彩。张籍与“晚唐体”诗人“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乃“晚唐体”之始作佣者。这一现象表明 ,我国古典诗歌风格的形成和流变有其内在的承传关系 ,而不是断然孤立的。     

"诗质"的探寻: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

20世纪中国第二代诗人的艺术探索主要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的追寻以“格律诗派”为代表,重在现代“诗形”的探讨;另一向度的求索则以“现代诗派”为主力,重在现代“诗质”的探寻。本文认为,“现代诗派”一脉的探索经历了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象征主义阶段对诗歌的意义,主要引导了诗歌从外求“意义”到内寻“感觉”的转变;而在现代主义阶段,则重新发现了中国诗歌以象写意的抒情传统在现代诗中再生的可能性,以“返回”的方式抵达了现代。“现代诗派”的主要贡献是把诗歌内质的现代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过份强调“诗质”与“诗形”的对立,也表现出某种历史的局限性。     

晚清民国时期中晚唐诗派及其诗歌史意义

本文考证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中晚唐诗派,这一诗派的成立与命名来源于其诗学宗尚,推崇李商隐和温庭筠成为他们独特文风的来源,也是流派成立的主要依据.中晚唐诗派以樊增祥、易顺鼎为领袖,成员包括湖湘诗人群、安徽泗州家族诗人群和后辈弟子诗人群.中晚唐诗人普遍有自开一派的强烈动机,推动了晚清绮艳诗风的流行.他们将与温李有关的属对精工、善于用典等标准,进行了踵事增华的发挥,将温李与元白相结合,同时能够诗学百家.中晚唐诗派是一个积极探索创新,不断开拓的诗派.在新名词入诗的热潮过后的“后诗界革命”时代,仍然在进行变革尝试.樊增祥提出的“每存新理废名词”是在尝试解决旧体诗和新名词之间的艺术冲突,易顺鼎以“凌乱放恣”为特点的诗歌,都在寻找诗体解放的新方式,是从诗界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之间的一个过渡.     

论刘禹锡诗的历史地位

在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叱咤诗坛风云之际，刘禹锡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没有在两大诗派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丧失本真、盲目趋同，最终凭借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奋的艺术实践，成为足与两大诗派相颉颃的一支异军。刘禹锡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等三方面，而这正是奠定其历史地位的三块基石。     

韩孟诗派的精神世界及其诗歌的深层意蕴

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一个独具特色的诗歌流派。这一诗派以“苦吟”为创作态度,以追求“险怪”的诗美著称,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明确的诗歌风格,并且具有较庞大的创作阵容,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拟对其诗歌的深层意蕴进行探索尝试,以期揭示其得以形成的精神上多重矛盾的原因。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杜甫怎样评价李白

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李白与杜甫,两人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千古佳话。李白与杜甫是我国诗坛出现的两颗永远闪耀着光辉的明星。不可否认,他们之间不论在诗歌风格、艺术技巧方面,都有着很大差别,但他们之间并没有互相排斥,互相倾轧。《全唐诗》所录达二千多家,诗歌近五万余首,象李白、杜甫这样负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不下二十余人。正是由于不同流派并存,互相尊重,以致在诗歌艺术创作中表现了空前的“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这从今天看来也是     

论中外诗歌对杜运燮的影响

四十年代，作为九时诗派的杜运燮出版了《诗四十首》，受到广泛好评，奠定了他在诗坛上的地位。诗评家唐提敏锐地觉察到：“年轻的杜运燮是目下不可忽略的最深沉最有‘现代味’的诗人之一。”袁可嘉则进一步认为，杜诗“代表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这些评论表明，杜诗的“现代派’顺向较为突出，但同时也受到中国古典诗歌及同辈诗人的深刻影响，从而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风格。本文拟就杜运类所受中外诗歌影响及所表现出的特征作出系统的分析、探讨。（一）杜运受不规避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他喜爱唐诗，自觉地吸取以唐诗为代表…     

曾国藩诗论三题

<正> 在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曾国藩的诗论是有某些特色的。它在我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史上,应当占着一定的地位。曾国藩论诗之语,散见于信札、日记、书籍批注之中,不乏精辟可取的意见。本文姑论其三题,以见其诗论之一斑。诗的“情”与“理”我们知道,中国近代诗坛上有唐诗派、宋诗派和汉魏六朝诗派。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指出曾国藩就是宋诗派的著名诗人和诗坛盟主。他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     

论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嬗变

南宋诗坛“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变迁可从三个层面谈起：首先,江西诗派“以禅喻诗”,注重从“渐修”到“顿悟”,目的在于追求流转圆美的诗歌境界,以此纠正江西诗派后学的模拟之弊;其次,主张走出江西诗风限制的诗人,则主张以“顿悟”为先,其中以严羽最为代表,目的在于回归“吟咏情性”的复古诗风。其三,南宋晚期,诗坛甚至出现了对“以禅喻诗”的反驳,认为诗与禅应回归“本位”,二者之间并无相似之处。南宋“以禅喻诗”视域中诗学旨趣的演变旁证了南宋诗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     

唐代的白话诗派

唐代诗坛上存在着一个游离与主流诗歌之外的白话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白话诗派的代表诗人有王梵志、寒山和庞居士等等。“王梵志诗”是民间众多无名白话诗人作品的总和,寒山诗歌具备了民间诗歌、文人诗歌和佛教诗歌的多重性格,庞居士则是南宗禅影响下的歌偈大师。唐代白话诗派不仅开创了我国大规模的佛教文学运动,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白话通俗文学的演进。     

“宗唐得古”与戴表元诗论

“宗唐得古”,即诗歌的“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是有元一代诗人创作、诗家论诗的一条法则,它一方面完成了救治金末、宋末诗坛积弊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促使了元代诗坛的相对繁荣。“宗唐得古”诗论的提出始于戴表元,本文谨从他的“性情说”、对清新疏朗诗风的倡导、穷而后工的创作要求等分析其“宗唐得古”的诗歌理论及其对元代诗坛的影响     

清代毗陵诗派论略

清代常州诗歌繁荣,曾出现“毗陵四家”、“毗陵六逸”、“毗陵七子”等诗群。毗陵诗派是产生在清代常州、地域性较强的诗歌流派。该诗派的诗论家主要是洪亮吉,其诗论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其它诗派的流弊。毗陵诗派创作颇丰,在清代诗坛上有一定的地位及影响。     

诗派标准与“岭南诗派”

从元末明初开始,岭南诗人群已作为一股有影响的力量而崛起于诗坛,该地区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日见繁盛的局面,这表现为参与创作的诗人众多,作品数量庞大,而且在每一重要时期,骚坛差不多都有其公认的领袖.岭南诗人向来“法汉宗唐”, “诗风雄直”,作品地方色彩鲜明,有着大体一致的审美旨趣.岭南诗人群体在元末明初崛起之后,便引起了岭内外诗评界的关注,在明中叶以降数百年中,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而受到评家的重视与认可.历史事实证明岭南诗派符合诗派的基本标准,但岭南诗派组合松散,没有系统、成型的诗学理论或纲领主张,前后也不存在继承关系,因此算不上是“自觉的”诗歌诗派,只是“非自觉”或“半自觉”的诗歌诗派.     

论“诚斋体”对南宋诗风的转关作用

杨万里是宋代诗坛扭转风气的诗人,其“诚斋体”是建立在对“江西诗派”批判基础之上的一种崭新诗体。它“新”“奇”“活”“快”的诗歌特色及“向自然和生活要诗”的诗歌创作途径极大地影响了南宋诗坛,为南宋诗歌迅速摆脱“江西诗派”的诗风笼罩,走向现实人生起了关键作用。由于他早年学习“江西诗派”,所以“诚斋体”对它的反拨也就格外的明显,特征也就格外地突出,在诗坛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尤为独到。     

试论卢仝诗歌的平淡美

<正>中唐韩愈、孟郊等会聚洛阳,互相唱和,写出了一批险怪诗作,形成了韩孟诗派。作为韩孟诗派的一员,卢仝作诗与韩孟等人一样求奇求怪。诗人于《有所思》中所描述的美好情趣,让读者看到善以险怪之笔作诗的诗人,其感情的倾向,却以朴拙雄浑为主,其诗风除险怪以外,尚有平     

论元代的诗派及其宗唐复古倾向

“遗民诗派”、“雪堂雅集诗派”、“延事占诗派”与“铁崖乐府诗派”,是活跃在元代诗坛上的四大诗派。“遗民诗派”由金遗民诗人与宋遗民诗人两大诗人群体组成,他们一方面于宗唐中讨生活。一方面则反复吟咏着亡国之恨与遗民之哀。“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为元代中期诗坛的中坚．在“转而学唐”方面,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就。元末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乐府诗派”,以“力复唐音”与“宗唐复古”为己任,使得“古乐府”的创作在当时成了一种风气,并于明初诗坛产生着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