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彩礼变动的两重分析:婚配性别比结构与代际责任

城乡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打破了农村传统通婚圈,农民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完成婚配。部分地区女性外流,出现婚配性别比结构失衡,形成本地婚姻竞争,并推动彩礼标准提高。婚姻压力是彩礼变动的外部条件,代际责任是彩礼支付的内在基础,彩礼变动是外部婚姻形势变化与家庭伦理共同作用的后果。不同地区婚配性别比结构不同,且代际责任存在差异,造成了不同农村地区的彩礼差异现象。彩礼变动可从婚配性别比结构和代际责任两个维度解释。     

婚配实践的个体本位：农村“老实人光棍”的形成机制

老实人光棍是当前农村一种新型的光棍，这类光棍群体的出现是农村婚配实践变迁的产物。婚配实践包括婚配权力和婚配能力两个重要变量。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婚配实践的主体发生变迁和分化。其中，婚配权力的主体逐渐从父代向子代转移，子代个体的婚配意志凸显，父代成为退居于后台的支持者；婚配能力的主体日益从家庭整体转向子代自身，子代的个体性禀赋在婚姻达成中愈益凸显，因而婚配实践呈现出个体本位的特征。当年轻人主导婚配权力之后，其个体性的情感偏好和交往能力直接影响了婚配对象的选择。那些太老实、不善于与女孩子交往的男性很容易成为婚姻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极可能面临打光棍的命运。可见，当前的婚姻市场竞争不再是局限于以父代为核心的家庭经济竞争，而是扩展为子代的个体性竞争，后者放大了个体性因素的婚姻市场分化效应，“老实人”群体沦为光棍的风险显著增加。     

“无媒不婚”：家庭策略下的农村打工青年婚配模式研究

以“媒人”在整个婚配过程中的工作流程,即搜集信息—传递信息—见证婚姻的过程为切入点,考察了豫北农村打工青年的婚配模式及其特征。研究发现,打工青年的婚配模式具有传统的“形式”,即“无媒不婚”的特征,但这种婚配模式却拥有新的“内容”,即它是在男性打工青年遭遇择偶困境的情况下,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家庭动员多方面资源做出的策略性反应的结果,其逻辑无关乎个人自主性增减的问题,而在于村庄社会结构变迁与家庭及其成员策略性应对之间的交互影响。由此回应了青年婚姻研究中的“浪漫革命”命题,同时也加深了对中国人家庭性质的理解。     

家庭责任场域对农户家庭策略和发展能力的影响分析——基于豫西L村的经验考察

社会转型激活和运转了家庭责任场域,推动了农民家庭策略的演变,也增强了家庭发展能力。农民家庭策略呈现出家庭成员劳动时间彼此嵌套的自我挤压、主辅工作相配合的效率最优配置以及基于人生任务考量的消费优先次序等特点。这一家庭策略生成的核心机制在于农民家庭责任场域。责任场域是由现代婚姻市场的高标准物质条件以及小亲族村庄社会性质影响下子代婚配的刚性目标进一步激活,并且是在夫妻、代际、代内不同责任类型的相互作用中组织运转,以催生家庭策略、增强家庭发展能力。但家庭责任场域强化后在迎合现代婚姻市场要求的同时,也再度延长了代际剥削链和加剧了本地婚姻圈竞争。     

婚配年龄模式对个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在当前婚龄持续推迟和婚龄差扩大的背景下,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描述了我国人口的初婚年龄模式和初婚年龄匹配模式在不同时期的变动情况,并研究了婚龄和夫妻年龄匹配情况同个体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与在正常婚配年龄结婚的夫妻相比,早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和精神健康均有显著负面影响,晚婚影响则不显著;与正常的初婚年龄匹配模式(夫妻婚龄差范围为-1～4岁)相比,男性大于女性4岁以上会显著降低妻子的主观幸福感、对丈夫的精神健康也有不利影响。本文从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婚姻成熟度和性别角色理论角度对这一结果进行了初步解释,并讨论了在婚姻模式变迁中该结果的社会意义。     

福建漳浦畲族家庭生活的若干问题

家庭是由一群有着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的人们构成的社会基本经济单位,它的成员共有财产,共同为该家庭创造财富,共同消费,同灶共食,担负着维持人口生存、繁衍、基本社会化及文化传承等任务。 一、家庭类型 家庭的形成和家庭类型的不同,常常要受制于婚姻、人口的增长与减少、收养关系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分家等变项。由于这些关系的不同,因此,当我们从某一时点上来看家庭组织时,一个社区的家庭往往会因人口数量、夫妇对数的多寡与完整缺失与否,以及代际关系、是否收养等的变动因素而呈现出不同。 在文化人类学中,一般把因变动造成的家庭类型分为联合家庭、主干家庭、核心家庭和单身家庭四类。联合家庭指的是兄弟夫妇的联合,即联合家庭是兄弟夫妇及其未成年的子女所构成。有时因其中一对夫妇未生有子裔而构成不完整的联合家庭,有时又会因该两对兄弟夫妇同其父母共灶同食而形成为扩大的联合家庭,或因父母中缺失一人而形成不完整的扩大联合家庭。     

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超大城市青年移民家庭化的双重困境——基于北京市多数据来源的比较

基于2015年北京市青年人口发展状况调查和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数据,从本地家庭化和家庭本地化两个层面讨论北京市青年移民的家庭发展问题。发现非京籍青年移民的家庭化过程受到经济条件、户籍问题和社会融合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从就地组建家庭的视角看,户籍是促成婚姻市场"本地-外来"分割的重要因素,非京籍人口与京籍人口在恋爱和婚配过程中存在严重隔离,京籍青年移民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比较优势。从家庭团聚的视角看,由于家庭规模减小和结构功能变动带来的双重影响,核心家庭团聚成为主要的迁移模式,在家庭团聚过程中夫妻随迁和子女随迁处于优先地位。尽管主干家庭成员随迁依然存在,但表现出短期性和功能性的特点。因此,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制、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调整城市区域户籍准入机制等方式,促进青年移民的家庭团聚和关系本地化,有助于大城市青年移民摆脱在婚姻匹配和家庭团聚方面的双重困境。     

夫妇角色

扬(M.Young)和威尔莫特(P.Willmott)所提出的对称家庭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夫妇共同分担家务和共同参加闲暇活动的程度。这种类型的夫妇关系被称作联合的夫妇角色,它与分离的夫妇角色相对应。在第二阶段家庭中,夫妇角色、丈夫和妻子的婚姻角色是有严格区分的。夫妇在家庭中有明确的劳动分工,丈夫相对地不参与家庭杂务和抚养孩子。这种夫妇角色的分离也扩大     

“剩女”婚配困境的生成、限度及突破：一种博弈视角

当代“剩女”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引发众多学者的关注,女性在职业复出与婚姻回归之间的心理纠结,加剧了女性婚恋的紧张。文章从博弈视角切入,得出女性依据传统婚配机制与诉求取向进行婚配博弈,形成一种婚配困境的纳什均衡。婚配帕累托改进可以在“剩女”数量激增与婚配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实现,可以从婚配梯度与错位中转变,促使两性交往方式与取向进行调整。     

The impact of first-birth timing on divorce: New evidence from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entral population register of Norwa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vorce risks in first marriage and the timing of the first birth is inspected in a life-table analysis of registered birth and marriage histories from Norway. One of the main conclusions is that the high propensity to divorce among women who have had a premarital birth is not confined to those who marry someone other than the father of their child. Also, women who have had a premarital child with their husband, run a much higher risk of marital breakup than do those who had their first baby in wedlock. The rel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which appears to be particularly large at the beginning of marriage, has decreased during the last two decades. It is argued that couples who postpone childbearing beyond two years of marriage may have particularly low divorce rates.     

勃朗特三姐妹作品中灵魂伴侣的情感生存空间

勃朗特三姐妹的代表作品中刻画了三位灵魂伴侣,他们的情感生存空间受到了物质层面、道德层面和精神层面的约束。在物质层面,19世纪的英国阶级观念仍非常强烈,两性结成伴侣不仅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更注重双方的门当户对,门第差距是贵族和中产阶级都无法接受的。由于这一时期缺少健全的婚姻法律,因此崇尚道德风尚的维多利亚人用道德来约束人们选择伴侣,缔结婚姻都必须符合道德要求,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另外,虽然这一时期伴侣的权力地位关系不平等,但是每个阶层都存在像三对灵魂伴侣那样能够做到灵魂交流、心灵相通、感情深厚、婚姻生活幸福的夫妻。可以看出,勃朗特三姐妹在维多利亚早期对婚姻推崇门当户对,强调婚姻圣洁,同时重视伴侣之间的爱与尊重。     

论军婚特别保护制度的完善

现行军婚特别保护制度过于关注婚姻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这既不符合婚姻的本质，也存在着侵害军人配偶婚姻自主权，侵害男性军人配偶生育权，对军人婚恋限制过多，实效不强等弊端；完善军婚特别保护制度应着力于提高军婚的质量，通过灵活的政策提高军人的待遇和职业吸引力，加大对军人家属的奖励优抚力度，多创造分居军人家庭的团聚机会，为军人家庭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支持，同时在立法上进一步限制军人离婚否决权行使的范围，降低军婚缔结的风险，真正提高军婚保护的实效。     

Wanting a Child Without a Firm Commitment to the Partner: Interpre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of a Common Behaviour Pattern among Norwegian Cohabitants

Further knowledge of combined birth and marriage intentions among cohabiting couples will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consensual unions and be important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According to Norwegian surveys from 1988 and 1996, about 1/3 of the births to cohabiting couples are mistimed. Among the remainder, between 1/2 and 3/4 are to couples who at least have no intention to marry within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The most radical estimate, based on the most recent survey, is that there are three equally large categories of births to cohabiting couples: mistimed births, intended births to couples planning marriage, and intended births to couples with no marriage plans whatever. The 1996 survey also revealed that a clear majority of these couples who appear to want a child without planning marriage, explain this attitude partly by the less easy dissolution of a marriage. In other words, their consensual union is indeed considered different from marriag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stability and they may have concerns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There were weak indications that cohabitants with an intended birth in the absence of marriage plans were less likely than others to consider a parental break-up to be very deleterious for the child.     

论贫困山区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的稳定性——以陕西商洛为例

通过对陕西贫困山区商洛市六县一区农村留守妇女的调查和对商洛市W镇若干村留守妇女婚姻状况的深度访谈,发现这里留守妇女的婚姻呈现出较高的稳定性。婚姻稳定的原因有传统婚姻观念和婚姻习俗的影响、子女亲情的促进、夫妻人格特质差异小、经济收入的增加、离婚和再婚的经济负担太重。然而,留守妇女的婚姻仍然存在或潜伏着不稳定因素。提高留守妇女婚姻的稳定性,"治本"的方法是消除丈夫外出、妻子留守的生活方式;"治标"的方法是尽可能增加夫妻团聚的机会、缩短夫妻之间的人格特质差异、排减夫妻分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论我国夫妻侵权责任制度构造的根据

夫妻侵权责任要求以夫妻侵权行为存在为前提,主观要求是过错中的故意,而非过失,侵害后果由婚姻一方向另一方承担民事责任。在借鉴域外国家成熟的夫妻侵权责任制度的法律规定后,结合我国国情,从法理基础、物质基础、社会基础三个方面论述构造我国夫妻侵权责任制度的现实性和必要性以完善法律体系。     

当代凉山彝族婚姻家庭的特点和趋势

当代凉山彝族婚姻家庭继承了家支外婚和姨表不婚的制度 ,同时 ,残存着民族内婚和等级内婚、父权家长制及包办买卖婚姻等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 ,凉山彝族的婚姻家庭将向民族外婚和等级外婚、父权家长制衰落和两性权利渐趋平等、自由婚姻成为主流的趋势发展。     

破解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难的法律对策新探

因婚姻不忠行为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而起诉离婚的是离婚案件中的典型情况,无过错一方在起诉离婚的同时要求有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的也不在少数。由于我国相关法律还不够完善,造成诉讼过程中频频出现举证难、认定难和赔偿难的问题。为此,应当从法律制度和审判机制入手进行改革,通过完善我国婚姻法相关内容和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适用机制,使法律救济措施更具有可操作性,切实解决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难的问题,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与保障。     

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

性别比失衡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人口问题,“光棍”现象将可能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界的人口流动增多,跨国婚姻逐渐盛行,正在成为伴随性别比失衡和“光棍”问题而出现的一个显著社会现象。特殊的婚姻形成方式使得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不同于一般婚姻家庭。本文基于对福建省松溪县的17对中国、柬埔寨跨国婚姻中的夫妻进行的深度访谈,分析了中柬跨国婚姻的夫妻关系,着重探究了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相互制衡,本土丈夫在夫妻权力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社会文化规范的形塑和夫妻双方所占有的物质和情感资源的价值和稀缺性的差异是影响中柬跨国婚姻中的夫妻权力关系的主要因素。     

陕西青年婚恋观的调查分析

青年的恋爱观、婚姻观以及婚姻状况一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已经进入婚育年龄，巨大的社会变革在这一代青年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必将对其各个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陕西当代青年婚恋观的特点是：重视人品、健康和才能；关注职业、收入、住房和性生活；淡化海外关系、社会地位等外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