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型文本:现代汉语诗学话语的重要文本形态

现代汉语诗学话语,是在与敌对阵营的艰苦斗争和同一阵营的互相辩驳中发展壮大的。在此过程中,现代汉语诗学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战型文本"。其中,有针对性极强的显性战型文本,也有暗中较劲的隐性战型文本。在显示出针对性与尖锐性的同时,战型文本也暴露出有所偏颇甚至极端偏激的不足。产生大量战型文本的原因,一是为了抢夺与捍卫话语统治地位,新旧诗学之间必然爆发话语战争;二是新诗学战胜旧诗学之后,为瓜分话语权力必然爆发内部话语冲突。     

在与古希腊意识的对峙中获得自我——《饼与葡萄酒》与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中的"新神话"诗学构想

十八和十九世纪欧洲知识分子们提出"新神话",意欲对启蒙理性与感性神话进行改造:要将哲学神话化以使其具有感性化的特质而能被民众接受与感知.荷尔德林用诗学的表达方式对"新神话"做出了回应与阐释.荷尔德林的诗学与古希腊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伽达默尔认为,古希腊文化并不是荷尔德林的"教育材料",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是一种...     

中国神话文本的不同形貌与符号功能说

中国上古神话存留在不同文本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其部分原因在于汉字符号系统的独特性。中国象形文字形音义一体、直观与抽象结合的特点,使汉语言符号系统获得一种感性与理性的和谐与平衡,也使汉语的思维方式里充斥着较多情感的因素。这种特点使得神话与其他文本的分界较为模糊,以致神话的寄生现象极为普遍,难以形成系统的神话体系。     

“经验”与现代主义诗学

本文拾取现代主义诗述,进而从词源学和哲学视角对其内在结构特点作出深入细致的探讨,认定作为现代主义诗学的"经验"应是感性与理性的合金.文章最后揭示出经验诗学之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引起诗界重视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公共阐释”论

区别于"强制阐释"的"公共阐释",并非是理解文本的单纯技艺,它毋宁本身就是文本与阐释者自身的存在方式,因而仍应归于"哲学解释学"题域。"公共阐释"擎持主体间性的阐释立场,挽合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效果历史意识,超越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互文性阐释路径,共同铆定"公共阐释"为"判断力阐释"而非理性或科学阐释。"公共阐释"对当代哲学解释学的贡献在于:它既为经典文本的阐释提供新的意义生成路径,从而为理性科学真理观之外的文本真理及其意义作了辩护;同时,也使解释学的理解视阈,扩展到当代数字文本领域,从而为人在数字领域的精神自由与意义创造提供了可能。     

“反身性”的文化叙事： 走向城市的艺术田野与民族志书写

聚焦于当下城市文化及社群性艺术事项的人类学研究,是针对"自者中的他者"所进行的"反身性"文化叙事。在此,"艺术田野"不仅作为具体的研究方法,用于解读城市中"大传统"与"小传统","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知识形态"与"时代症候"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更在方法论的层面为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学科观念,使其在面对艺术活动时,为活态而流动的感性符号留出诗性的阐释空间。而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民族志制作,则既包含着一种入场经历的"诗学视域"也关涉着离场反思的"诗学书写",并形成了从"审美事实"到"交互阐释"而至"意义文本"的艺术民族志写作范式。     

从“实在”到“死亡”:文学视阈下作者与文本的关系

梳理了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再到现代、后现代时期作者的地位的嬗变过程,分析了作者从立足于“实在论”的客观实在,到作者自我意识的凸显使“实在”的作者变成“假定”的存在,从在作品中的失语到作者被隐匿于文本之后,再到被排除出批评家的视野,作者最终被颠覆、埋葬的现象.在作者的权威不断遭受挑战以至于最终作者“被死亡”的过程中,处于文本另一端的读者的地位不断上升,文本的独立性逐渐显现,从而走向自由愉快.这种双向逆动的趋向展现了消解中心、颠覆权威的解构的浪潮,以及“观看”的多样性成为可能的趋势.     

“新批评”与小说评点之可比性研究

英美新批评和明清小说评点是没有任何授受关系的诗学理论,属于不同的诗学体系。其共同的具有创新性的对文学文本的高度重视、对文本类似的细读方法、近似的早亡命运,以及“不足阐释”和“过度阐释”的明显差异使二者的可比性研究成为可能。这种比较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共同的诗学问题和诗学规律,寻求在阐释、理解文本方面所能给予我们的诗学启发。     

文学批评的困境与本文诗学的重建

本文诗学是诗学的原初形态之一,是批评家对创作者隐喻于文学文本中的创作诗学的逻辑归纳和理性概括。其反对理性诗学式的纯粹理性化,强调回归文学文本自身,恢复诗学的诗性思维;主张通过文本细读法和兴辞诗学法重建诗学形态,以走出当下诗学和文学批评的困境。     

中西方诗学文本理论之比较

中西方诗学均有着丰富的有关文本的理论。二者对文本的认识也是从对要素的观照入手的。中国古代诗学认为,文本由言、象、意、道四大要素构成,并呈现着言→象→意→道的逻辑关系;西方古代诗学受亚里士多德悲剧六成分说的影响,特别强调情节和性格对文本的构成作用,并因前者的积淀和发展形成了后来的叙事学理论,由后者形成了典型理论。在文本的结构层次面上,中国古代诗学受“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观念的影响,形成了文本的有机整体论;西方诗学受主客体对立的哲学观的影响,多主张非有机的整体论。在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层面上,中国古代诗学更为流行“文由心生”的作者决定论和“意在言外”的读者决定论;西方传统诗学则流行读者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只是到了２０世纪,西方诗学中的文本地位才发生了重大文化,即文本不再是社会、读者和作者的派生物,而是自足和独立的存在。相比之下,２０世纪的中国诗学则缺少原创性,近乎“失语”。     

民族志诗学与阐释学文论研究

民族志文本作为田野经历的呈现载体,在反思时代遭遇了"表述的危机",继而开辟了"写文化"的诗学路径。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形成与人类学研究的"阐释学"转向密切相关。阐释学理论对民族志研究的田野观察、叙事表述及文本接受层面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正是由于阐释学及其相关理论的渗入,民族志文本得以在对话性的多声部叙述中作出了情感真实的承诺,使得现场、活态的质素得以保留并为诗学向度上的意义生成留出了空间。     

中学、西学与东学——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的知识结构与话语立场

由于代际与经历的不同,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呈现出复杂的知识结构,要么侧重“中学”,要么侧重“西学”,要么学贯中西,但在中学与西学的两极之外,还有关于日本的学问与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学问,我们称之为“东学”。中学、西学与东学的知识变奏,使得现代汉语诗学话语主体也在理性、自由、激进、保守等不同话语立场的辩驳与冲撞中,将现代汉语诗学话语演绎得淋漓尽致、丰富多彩。     

"诗学"在中国的名与实

"诗学"一直被为数不少的中国现代"诗学"研究者想当然地认为是一个不辩自明的概念.然而"诗学"在现代汉语语境下的三种解读给文艺大众造成困惑,理解诗学的这三种解读成为消解困惑的关键."诗学"内涵不应该在现代汉语语境下仅只有名而无实的继续存在,应该回归到它的实质性研究本身.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中国诗学“意境”阐释的若干问题——与蒋寅先生再讨论

"意境"阐释是中国诗学古今贯通的课题。"意境"阐释中的历史意识,始终与美学意识交织在一起,需要针对具体问题作出理性的辨析。基于魏晋以来诗歌艺术实践的唐宋"意境"诸说,除明确提出"意境"概念之外,更有关于"意"与"境"之结构模式的深入阐释。苏轼"境与意会"说是中国古典"意境"阐释的基本意向。明清以来的"意境"阐说具有现象描述和价值判断的双重内涵。王国维在认可严羽"兴趣"说、王士祯"神韵"说的前提下进而"探其本"。探讨中国诗学的"意象"和"意境"说,需要本着具体语境具体分析的精神来精细解读相关文本,需要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概念间的"丛生"关系。     

“文学性媒介文本”的基本特征

媒介文学生产的物化产品可以称之为"文学性媒介文本"。开展文学性媒介本文研究是当代媒介文学生产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文学性媒介文本可具体展开为"作者的文本"、"传播者的文本"和"读者的文本"等不同形态,不同形态中各级媒介都处于基础地位,构成了该文本的本体性要素。文学性媒介文本中的媒介要素具有内在于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     

东方智慧下的生命时空和汉语写作——论任洪渊“汉语文化诗学”

学者型的诗人任洪渊诗歌文本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智慧＂,其对新诗与传统、时空状态及生命写作、汉语个性与文化意蕴、＂诗学＂重建及其历史关怀问题的关注,构成他的＂汉语文化诗学＂理论的主体,这是任洪渊诗歌观念的历史构成,也提升了他的理论高度,扩展了他的写作空间。     

在平衡中拓展诗歌天地--论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诗学特征

崛起于20世纪40年代特殊时代境遇与文化语境的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群,在继承中国现代派诗歌传统与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特征.自觉执著地寻求诗歌与现实的平衡,时代与自我的平衡,知性与感性的平衡以及中西诗艺的融会,是其诗学特征的核心.     

爱伦·坡短篇小说的“效果”

"效果说"是爱伦·坡诗学的核心,它强调小说的故事情节服务于预先设计好的效果,以达到对读者心灵的震撼.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创作充分践行其"效果说"理论,展示了古典与浪漫、真实与怪诞以及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与统一,取得了特殊的"效果".     

“无”中生“有”:论马利坦“诗性直觉”之直觉

直觉在传统认识论中被视为向理性认识提供材料而低理性一等的认识方式。诗学中的艺术直觉也多被视为与理性对立的情感认识方式。在理性主义神学思想的指导下,马利坦"诗性直觉"改造了传统的审美直觉观,发现了艺术直觉中潜在的理智认识性特点。基于理智性认识特点,诗性直觉所把握的是一种形式的情感。在呈现人们幽深无意识深处对实在的意向性情感时,诗性直觉还展现出趋向灵魂之"神"的创造性和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