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地方政府横向关系的协调性分析

随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能否良性发展将成为区域公共管理成功与否的关键。加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协调,需要建立健全协调机构、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具有操作性的配套行政协议,要从考核机制上引导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向区域协作方向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政治市场中的资源配置作用,建立有序的政府间竞争关系。     

Land Finance and the Tax-sharing System： An Empirical Interpretation

地方政府的区域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待发掘。地方政府行为受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尤其受分税制以来财税体制改革的影响。分税制集中财权使地方政府逐渐走向以土地征用、开发和出让为主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了土地财政;利用省级的年度数据验证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无论如何评价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发展模式,与财政包干制相比,分税制都是一个理性化的制度变革,其建立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稳定互动框架,而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扩张模式是这次改革的意外后果。     

基于Petri网模型的府际利益均衡分析

府际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一直是政治与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府际关系是政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府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利益均衡关系。如何调整政府间的利益达到均衡,使政府的治理水平更好,是中央政府面临的难题,也是提高政府能力建设的关键。本文针对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运用Petri网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府际之间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对如何调整府际关系做出分析,对深刻理解及保障中国政府间关系向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我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政治研究

区域问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十分突出,对区域问题的政治学研究还有很多空白点。区域发展差距过大会威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统一。经济全球化加大了我国国内地区发展的差距,国际环境中也存在分裂势力。区域政治主要研究国内地缘政治、民族地区的政治整合策略、地区政治发展与国家政治发展的关系、行政区与经济区的关系、中央政策与地区差异的关系等问题。     

浅析印度地方分权运动的发展及特征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一直是影响印度国家整合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为印度社会的多元性质,地方政治成为推动中央地方关系良性互动的主导因素。印度地方分权运动在经历了最初的行政区划调整和要求全面调整中央地方行政、经济和立法关系后,逐步走向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关系的些微变化均来自于政治和经济形势转变带来的客观变化,而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中央地方矛盾冲突的解决依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制度模型化,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地方官员不仅面临地方财政收入增加的财政激励还面临地区经济增长的晋升政治激励。(2)晋升激励对地方官员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显著为正,土地引资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更具有解释力。(3)晋升激励对土地出让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并呈现"东低西高"格局。基于此,规范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需要借助土地市场之外的联动改革,即加大土地违规的处罚力度,改变不合理的地方官员考核体系,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关系,实行差异化土地出让机制。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个演进的理论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１９７６年以后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期间，中央政府由于不同的原因没有可能在其与地方关系的变革上迈出更大步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徘徊，也正是中央与地方的不稳定关系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使得从１９７６年开始的变革成为可能。作者总结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过程，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不同时期存在的不同问题，特别指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经济改革之后随着地方经济的自主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特征。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走势与展望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中央政府的重要决策。2010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区域性政策,保持了共同但有差别性的区域发展格局。展望未来,应该推动形成各具特色各展其长的区域发展前景,应该通过政策调整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增强区域科学发展的协调性。     

从地方发展权的失衡看当代中国的区域不平衡发展

区域不平衡发展问题,是当代中国政府面临的最为艰巨的公共管理难题之一,因而,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阈对其展开探讨争鸣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与＂行政分权＂说的传统解释不同,本文试图从行政分权对地方政治生态带来的政治效应,阐释改革以来我国区域不平衡发展现象的因果机理。同时,通过构建地方发展权的分析框架,指出地方发展权的失衡是当代中国区域不平衡发展的重要制度根源。针对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平衡发展的政策思路。     

地区发展非均衡性的政治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心位移，中央权力下放和地方自主权增强等情况，使地区发展非均衡性成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若干积极影响和一些负面效应。一方面，它有利于权力资源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合理配置、有利于基层民主政治的生长和政治发展的梯度式推进；另一方面，它导致地方主义的滋长、助长地方离心倾向抬头，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为此，需要我们正视地区发展非均衡性的客观必然性，并采取措施减少其负面影响：（１）创造地区发展公平合理的经济环境；（２）强化国家的一体化整合，目前要着重解决中央与地方事权关系的规范化和中央宏现调控能力的问题。     

A NOTE ON AUSTRALIAN LOCAL GOVERN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In common with other advanced market economies, regional and rural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have come under increasing economic and social stress. One manifest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is the growing spatial inequaliti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genesis of spatial inequalities and examines their consequences in the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political milieu. The discussion conclude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se inequaliti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and communities in disadvantaged regional and rural areas.     

到位而不越位：驻京办信息传播功能之匡正

驻京办事处是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在北京的派出机构。作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上情下达、下情上诉的信息传播中介与桥梁,传播政务信息、经济信息、“形象”信息已成为驻京办诸多作用中的主要功能。但近年来,其正常的信息传播功能不仅被弱化,甚至被出现的“异化”功能所掩盖：“跑部钱进”、注重政治信息、编织关系网等。根据驻京办事处的历史由来,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驻京办应回归并强化原有的信息传播功能。     

刍议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形成区域间市场发育程度不同的原因:政策体制环境差异、循环累积效应、地方市场分割,加剧了区域间市场发育程度的差距。为此,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

本文运用和拓展了“官场+市场”理论,重新解析中国独具特色的经济增长机制以及政府与市场的互动模式。地方官员之间围绕着辖区经济发展的官场竞争嵌入在不同辖区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之中,而辖区企业参与的市场竞争又嵌入在官场竞争之中。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官场+市场”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政企的有效合作必备的三个条件,即内部的政治激励（“把事做对”）、外部的市场约束（“防止做坏事”）和必要的信息反馈（“做对的事”）。中国“官场+市场”的增长模式在总体上提供了这三个关键条件,在最积极的意义上实现了辖区内政治企业家与民间企业家精神的结合,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合,中国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传统的结合,为我们揭示中国增长之谜开辟了新的视角。     

Inward FDI and growth: The role of macro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discussion on the role played by the absorptive capacities within host economies in their ability to grow and to exploit FDI efficiently. The outcomes for a sampl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during the period 1976-2005 show differences associated to both the method of estimation (the system GMM vs OLS method) as well a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y also reveal the importance of controlling for those local capacities related to the macro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us, host country governments should develop a set of policies that are not only focused on inward FDI promotion but also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ramework.     

A new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subnational policy-making and local choice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new and innovative framework to help analyse policy-making and depoliticisation within subnational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By focusing on the capacity (not the autonomy) of subnational governments to achieve their political objectives, and incorporating external actors along both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mensions, it provides a dynamic tool to understand the extent to which municipal governments influence local policy-making processes. Furthermore, it stresses that greater ‘localism’ (or independence) between vertical tiers of government is likely to weaken subnational bodies and result in them becoming more interdependent with (or even dependent on) horizontal non-state actors within the locality. This would weaken their position in local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and exacerbate the depoliticised nature of decision-making.     

中新教育合作及几点思考

冷战后,中国与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双边关系得到全面发展。与此同时,中新在教育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不断突破。中新教育合作是政治和经济合作之外重要的内容,是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教育走向国际化的有益探索。中新教育合作得到双方高层的重视,目前发展迅速,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阻碍双方教育合作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