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刊发表的一些文章已引起国内学者注意

编者按:最近我们收到“光明日报”社李蔚(系我刊顾问)同志转来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石钟健先生给他的一封信,信中石先生对我刊发表的一些文章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现将这封信的内容摘要如下: 李蔚同志: 承蒙介绍,《兰州学刊》编者已寄赠几期刊物。看过之后,感到其中颇有不少篇具有独到见解的好文章,如张岱年的“中国文化与辩证思维”、牛龙菲的“文化进化学提要”。前者论证辩证思维,后者论证人类文化学,都是确切精到,具有独创见解的好文章。二文中尤以后一篇更具有新颖的深至的见解。     

日本学者来信谈日本国内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的动态

“我们日本中国研究所中国近代史学者访华团访问了贵国,在南京和扬州度过了很有意义的、愉块的日子”,“受到了你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各位先生的很亲切和周到的接待,我们都很感激。”“由于你们的关怀和安排,我们能够访问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愿意今后更努力地进行研究,和你们更深入地进行交流”。     

也谈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问题

最近于几种刊物上讀到一些討論老子問題的文章,不禁見獵心喜,我也愿意談談我对于这个問題的看法。我的看法基本上是同馮友蘭先生“关于老子哲学的两个問題”(1959年6月12、13日“人民日报”)一文的看法对立的,因此卽用上題命篇。还望馮先生和与馮先生的見解相同的同志們不吝指正。     

乡教柯临久——记陶行知与柯临久的通信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行知全集》第十一卷上,登载了陶行知先生1920年3月21日写给“日昌先生”的一封信,这是陶先生致“日昌先生”的第二封信。同时还附了“日昌先生”先后致陶行知的三封信,信末署名均为“乡教弟柯”。柯即柯临久,亦即“日昌先生”,那么,他为什么自称为“乡教”呢？     

渤海咸和四年铭文佛龛考释

1992年春,日本明治大学渤海遗迹考察团来华考察期间,路过长春时,团长李进熙先生给我带来日本考古学研究会主席西川宏先生给我的一封信.在信中装有日本大原县美术馆(东洋馆)藏渤海咸和四年铭文佛龛的彩色照片四张(其中两张见封三).观看照片,我不胜感慨,此实乃渤海珍贵文物.我立即给西川先生回信,表示感激之情.询问这件珍贵铭文佛龛,是何年何月在何地出土?它的大小尺寸?何时传到日本?并望西川先生写份报告发表,以飨中、外有有关渤海研究的志士.西川先生来信告诉我,是新中国解放前,日方在中国购买的,何时何地出土,现无文字记录.并望我写篇文字予以介绍.后来因我偶患疾病住院治疗,就把此事搁下了.现身体基本康复,经常观看西川先生惠赠给我的咸和四年铭文佛龛的彩色照片.每次观赏都是荡气回肠,十分激动.今就浅见介绍如下,供学者研究参考.     

对《孙中山年谱》的几点补充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和中山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合编的《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7月版),对于孙中山的事迹记述甚详,不过略有遗漏。读《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其中所收廖仲恺和沈定一致胡适的几封信,亦记有孙中山的言行,根据该年谱的凡例,似应补入以下这些材料:1.1919年6月上旬,孙中山嘱廖仲恺把《孙文学说》卷一《知难行易》一书五册寄给胡适,并约请胡适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此书作评论。〔见1919年7月11日廖仲恺致胡适信:“前月承孙先生命,寄上新版书五本。……孙先生拟烦先生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于此书内容一为批评,……”〕案:《孙文学说》卷一《知难行易》于1919年6月5日由上海强华书局出版,廖信中所说新版书当系此。2.1919年6月中旬,有人闻陈独秀和胡适(系误传)被捕,要求孙中山打电报营救,孙中山说:“你们要我发电给谁?”稍后(8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北洋军阀徐世昌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时,对许说:“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     

一夜与一生

很多年以前,一个暴风雨的晚上,有一对老夫妇走进一家旅馆的大厅要求订房。 “很抱歉,”柜台里一位年轻的服务生说,“我们这里已经被会议的团体包下了。”看到老夫妇一脸遗憾,服务生赶紧说:“先生、太太,在这样的夜晚,我实在不敢想像你们离开这里又投宿无门的处境。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可在我的房间里住一晚,那里虽然不是     

《夏汉字典》的编撰、四角号码分类和输入电脑问题

一、《夏汉字典》的编撰1972年元月．周总理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见到西夏文文献时问道：“现在懂西夏文的有几人？”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回答：“仅有一、二老人了。”总理当即指示：“一定要培养人学这种文字，绝不能让它失传。”根据总理指示，王局长接见宁夏文化代表团时指出：“你们宁夏是西夏的故地，一定要指定专人研究西夏文字和历史。”当得知无人愿教时，王说：“北京罗福颐先生在湖北干校．你们派人来，我们可以把他调回教你们。”之后，宁夏文教局对发掘西夏陵墓、研究西夏文史，作出了全面部署．拟派我赴京师事罗福颐先生，专…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致斐·拉萨尔两封信札记

1859年4月19日和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分别由伦敦和曼彻斯特写信给当时在柏林的斐迪南·拉萨尔,评论他写的五幕历史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这两封信谈到了一系列重大的思想问题和美学问题,是不可多得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献,也是今天我们在文艺理论领域里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的锐利武器。一马克思在信的一开始就说:“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并说,剧本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恩格斯在信的开始处也说,第一二次读这个剧本,“使我在情绪上这样地激动”,     

“悠悠我思”=“百年”=“世纪”

鲁迅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致钱玄同信(《鲁迅书信集》第19信)中,提到一位“悠悠我思”。周作人著的《知堂回想录》中已说明,“悠悠我思”即陈百年。陈百年,名大斋,百年是他的字。浙江海盐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撰稿者。我们知道,鲁迅是喜欢而且很善于给别人起外号的。但为什么称陈百年为“悠悠我思”.却还值得作些考证。按,“悠悠我思”句出《诗经》,凡四见。《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郑风·子     

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与冯·赖特的交往

作者按语:冯·赖特(Gerog Henrik von Wright,1916～2003),20世纪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于2003年6月4日去世.德国教授乔治·米格尔(Georg Meggle)主持编辑<冯·赖特纪念卷>,邀请我撰写一篇纪念文章,因为从1996年开始,直至冯·赖特去世之前,我与这位伟大人物发生了密切交往,甚至可以说,建立了某种私人友谊.1997年9月至1998年9月,我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冯·赖特那里做访问学者一年;我接到他的最后一封信是2003年2月20日,这距他最后去世仅132天;我撰写了专著<冯·赖特>,1998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我主持编译了他的中文版文选--<知识之树>,200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如此等等.在下面的文章中,我概述了与冯·赖特的交往,披露了他给我的27封信中的11封信,并把下述两者作为附录:一是1997年我在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对他的访问记,二是他为我主持编译的他的中文版文选<知识之树>所写的序言.我认为,这些东西具有文献价值,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冯·赖特的思想、学问与人格魅力;就我个人来说,写出这些也是为了寄托我对冯·赖特教授的缅怀与崇敬之情,并留作永远的纪念.     

关于“鲁迅通过高尔基所寄的一封信”

邓啸林同志来稿对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三校合编的《鲁迅年谱》中的所谓鲁迅“通过”高尔基寄给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一封信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 《鲁迅年谱》在关于一九二七年里,这样写道:“同年致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信:‘你们热情洋溢的歌声飞越万里,给中国无线电听众留下了美好的、难忘的印象。现通过高尔基同志寄给你们几首有谱的中国民歌,以表示崇高的敬意与谢忱。’……(见‘北国妇女的歌声”载中文版《苏联妇女》1961年第二期)”(《鲁迅年谱》上册,第372页)     

回忆鲁迅谈写作

从1924年秋季始业时起,至1925年暑假为止,我在北京大学听鲁迅先生讲授中国小说史。有一次,下课钟响过以后,有位同学向先生提问道:“周先生,您的文章写得这么好,您可以教教我们文章要怎样才写得好吗?”先生听了微微一笑,略为思索,答道:“我的文章写得并不好,我也没有什么诀窍可以传授给你们。目前市面上有《小说法程》、《文章作法》一类书籍出卖,但我从来没有看     

关于《周易》爻词中的一首情歌

李镜池先生在《周易筮辞考》一文中指出,《周易·中孚·九二》爻词(“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是首“很美很有诗意的诗歌”。这见解十分精辟。我认为,这段爻词是一首     

《满文老档》中一条史料的考订

《满文老档》中记载天聪二年(1628)三月廿五日,皇太极收到的王子登从皮岛捎回的信(载日本东洋文库译本《满文老档》太宗1,151—157页),其前半部与后半部内容不衔接,时间相距一年,据考订发现,应是两封信。后金(清)镶黄旗副将王子登,于天聪元年九月下旬被后金汗皇太极派往皮岛,诈以逃回明朝官员的身份,为后金刺探情报,并以所谓“停战议     

说《诗经》中的“言”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通论部分把“言”全都解释为“句首语气词”或“动词词头”。查余冠英《诗经选》,新近出版的《辞海》,杨树达的《词诠》,北大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也都是解释为助词的。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诗经》中的“言”,不全是助词,在句中的“言”有不少应解释为代词“我”,而在句首的“言”则全都应理解为代词“我”。理由如下:(一)《小雅·彤弓》:“彤弓召兮,受言藏之。”《诗经注疏》     

鲁迅与《科学新闻》

《鲁迅书信集》附录收有鲁迅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致“编辑先生”的一封信,这封信记录了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迫害进步作家的罪行,谈到关于茅盾被捕,丁玲被害等问题,是一封内容十分重要的信件。但信中提到的这位“编辑先生”是谁?是哪个刊物的编辑?信中所说的《科学新闻》是一个什么样的刊物?关于《科学新闻》所载茅盾被捕、丁玲被害的消息是怎么回事?由于一直未能找到这位“编辑先生”,《科学新闻》这种杂志也一直未能发现,所以对此信存在的一些疑难问题,更是茫无所知。在一次访问端木蕻良时,端木蕻良偶然谈到,这封致“编辑先生”的信是鲁迅写给     

关于俞秋圃其人及龚自珍四首诗作的系年问题——《龚自珍诗编年订误三题》补正

读了《学术研究》1986年第2期所载刘逸生先生的《龚自珍诗编年订误三题》以后,笔者认为,刘先生指出王佩诤先生校本《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中的《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赋诗,书诸老辈赠诗册子尾》(以下简称《秋夜听俞秋圃弹琵琶》)与《张诗舲前辈游西山归索赠》(三首)“编年明显有误”,是很正     

戈公振究竟卒于何时?

我国著名新闻记者戈公振先生,究竟卒于何时,其说法不一。戈宝权同志发表在1979年第4期《新闻战线》的《邹韬奋和戈公振》一文中说:“家叔(即戈公振)立即由莫斯科启程,经海参崴乘船回国,在十月十五日(一九三五年)到达上海,旋即因病于十月二十四日逝世”。许涤新同志在其新作《百年心声》(1979年3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书第256页上写道:“同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名记者戈公振病卒;临死时断断续续发出‘我是中国人’的呼声。”     

真实的高度

一天,大仲马得知他的儿子小仲马寄出的稿子总是退稿,便对小仲马说：“如果你能在寄稿时,随稿给编辑先生附上一封信,或者只是一句话,说‘我是大仲马的儿子’,或许情况就会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