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新三反＂运动论述

1953年1月，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行为，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三反’运动。由于在1951年底到195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曾经开展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故称1953年的“三反”运动为“新三反”运动。这场运动取得了不少成绩，表现在：处理了一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反乱纪者，严明了党纪国法，整顿了党的队伍，获得了群众的信任；上下级领导之间的关系比此前和谐了；人民信访制度相对完善了。     

中南地区的“新三反”运动

1953年初,中共中央发动了一场以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中南地区的"新三反"运动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总的来说,中南地区的"新三反"运动基本上是按照中央精神有序开展起来的。本文拟从运动的部署、开展情况及暴露出来的问题等方面,对中南地区"新三反"运动作一简要概述。     

对“三反”运动中“大胆怀疑、追加预算”的反思

“大胆怀疑、追加预算”是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提出的要求和推广的经验 ,但它既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 ,也违背了社会工作的一般逻辑 ,又缺乏相应的防范措施 ,因此它是一种主观的错误做法。“大胆怀疑、追加预算”是“三反”运动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 ,加速了扩大化错误 ,助长了“逼供信”行为 ,且严重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同时 ,它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经验 ,在后来的历史中一直有负面影响     

试论建国初期的反腐蚀斗争及其主要经验

建国初期(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简称“三反”;下同)。从性质上说,这是一场无产阶级政党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严重斗争,也是改造国家机关作风、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三反”是互相密切联系、互相推动的,但本文侧重论述反贪污,因为反贪污是运动的重点。     

“三反”、“五反”决策内幕

新中国刚刚建立，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以及为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彻底铲除而发起的“五反”运动。“三反”运动之缘起———毛泽东在高岗的一份报告中批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三反”运动直接发端于当时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１９５１年７月后，抗美援朝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国家不得不把本来可用于经济、文化建设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继续用于国防。军事行政…     

毛泽东与‘三反’运动

建国初期,在以毛泽东的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成功地开展了“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和其他斗争,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社会风尚得以改观,道德水平大大提高,使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治清明,秩序稳定,人民团结,经济恢复,呈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升平景象。今天,重新回顾和研究开国时期“三反”运动,学习毛泽东关于反腐蚀斗争的思想,对于当前我们进行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华国锋与湘潭县

1949年，时任山西省阳曲县委书记的华国锋奉命南下，随军来到湖南省湘阴县，担任解放后第一任湘阴县委书记。1951年7月，华国锋调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到任后，他立即领导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全县揭露出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七人，     

大历史与小事件：对“三反”运动缘起的考察

中共中央之所以发动＂三反＂运动,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要解决建国之初干部中较为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二是要促进增产节约运动之开展。中央发动＂三反＂运动的初始目的是为了促进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但不久,＂三反＂运动就取代增产节约运动而成为中央工作的重心。由于干部对这一运动采取的消极态度,所以＂三反＂运动的最终发动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     

知识分子中的“三反”运动——以江苏为考察中心

1951年秋,正当全国各地按照中共中央要求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际,＂三反＂运动开始了。这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又插入了＂三反＂运动,而且一度成为其主要内容。知识分子的＂三反＂运动一般经历了反贪污、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三阶段。反贪污阶段较为独立,而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这两个阶段又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合二为一。厘清知识分子中的＂三反＂运动,研究其特点,无论是对＂三反＂运动还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1936年的刘瑞恒舞弊案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一个“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其中规定办公用品不得私用。无独有偶,1936年3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也曾通过了一个铲除贪污会议,其中有一条也是公务员公用信笺不得私用,违者以侵占公物论罚。看起来．惩治贪污已经到了苛酷的地步。不料随后冒出的刘瑞恒舞弊案,让大家看到了真实发生的贪污舞弊根本不是几张信笺的事儿。     

浅议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

195 1年 1 2月到 1 95 2年 6月间 ,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为防止党员和国家机关人员腐化变质而进行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在斗争中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严以律己 ,率先垂范 ,勤政为民 ,使这场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搞好当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有着许多有益的启示。     

刘少奇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的特点及其启示

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坚持从理论和实践上反对官僚主义,其鲜明特点是：倡导从民主的视角分析和克服官僚主义;强调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是克服官僚主义的治本之策;坚持群众路线,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既认识到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又强调要消除官僚主义的根源。考察刘少奇在反对官僚主义方面的探索,对当前反对“四风”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

对官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和对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方法的现实思考,构成了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思想一脉相承的,马克思的社会公仆理论和列宁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有关论述是其主要理论来源。重温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对于正确开展当前的反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产生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障碍,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直接危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毛泽东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的主要方法措施有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进领导方法、精兵简政等。     

“三反”运动中的文艺宣传工作

文艺宣传工作凭借其生动形象、具有感染力的特点优势,在党和国家的宣传教育工作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反”运动中,人民群众开动脑筋,大胆探寻适合民众口味的文艺宣传方式,通过漫画、快板剧、展览会、诗歌以及电影这五种文艺宣传方式,积极检举腐败现象,推动“三反”运动顺利进行。这些文艺宣传方式的创造和运用,不仅在“三反”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还对当前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反对官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新论

毛泽东终其一生反对官僚主义,从多个角度创造了丰富的反对官僚主义思想,但都包含在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视阈之中。毛泽东坚定不移反对官僚主义,消除支配以推进社会解放进程,实现平等以促进人民民主理想,从正反两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立足社会主义视阈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遏制官僚主义现象,进行社会关系改造铲除官僚主义存在的根基,两者相结合构成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原则,也是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的宝贵遗产。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烹调增量法”的历史反思

“大跃进运动”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饥荒。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辽宁省黑山县发明了“苞米食用增量法”，引起辽宁省委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辽宁省委将其作为政治运动来抓，并多次向中共中央呈交经验报告。后经毛泽东同意，向全国各地广泛推广，从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以“粮食烹调增量法”为主题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这场运动仅仅持续了一年多。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重新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使轰动一时的“做饭技术革新运动”从高潮走向终点。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迎汪复职”运动的态度及其教训

北伐战争初期，蒋介石通过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手段攫取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为了抑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统治，国民党左派企图让远在欧洲的汪精卫回国复职，开展了“迎汪复职”运动。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该运动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当北伐革命统一战线出现危机后，把挽救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并主动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让给所谓的“国民党左派”。在北伐战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没有抓住时机积极广泛地开展工农运动，壮大革命势力，而将全部精力用于迎汪复职上。“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策略的失误。之所以犯此错误，一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国民革命──国民党主体论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影响，二是对蒋、汪缺乏正确的认识。迎汪复职运动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统一战线中必须牢牢掌握领导权，采取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方针，才能使革命立于不败之地。     

道德理性精神的重建——论顾宪成对王学的修正

顾宪成是明末清初王学修正运动的重要代表，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批驳修正主要有三方面：反对一味言“心”，突出“性”、“理”；驳斥王门“无善无恶”说，重中性善论；反对轻视修养，强调修身践德。顾氏企图通过修正以重建道德理性，但揆之王学本身，亦有不尽情理之处。     

1950—1953年贯彻《婚姻法》工作述论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经过初步的动员,各地贯彻《婚姻法》的工作启动开来,并在全国掀起了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高潮。这一时期的贯彻《婚姻法》工作,尚带有强烈的政治运动色彩,直到1953年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后,才开始转入新式婚姻制度的具体建设阶段。1950—1953年贯彻《婚姻法》工作的进程,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执政方式的一个重要步骤,并由此使中共中央进一步意识到加强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