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界民族及跨界民族问题

跨界民族是指那些民族和其传统聚居地被分割在不同国家内在地域上相连并拥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跨界民族处理不好就会产生跨界民族问题。跨界民族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家之间的边界因为各种人为的因素从而导致各民族的政治边界与民族之间的自然边界不同而造成的。跨界民族问题也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当前跨界民族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并且对地缘政治产生不利的影响。过去很多处理跨界民族问题的不成功的做法值得借鉴和反思。     

“跨界民族”概念辨析

目前在跨界民族的研究中存在着概念多样性的尴尬局面,虽经学界多年的论争,仍无法达成一致.笔者认为对于基本概念的模糊,不利于学理的严谨和研究的深入.因此笔者列举出跨界民族研究中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比如"跨界民族"、"跨境民族"、"跨国民族"、"跨界人民"、"历史民族"、"文化民族"、"无国家民族",并通过对以上语义相近的概念一一进行辨析,以使人们对跨界民族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国内学术界关于跨界民族问题研究中的分歧与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关于跨界民族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对跨界民族与跨界民族问题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上仍存在模糊和难以统一之处。对相关问题的科学界定和合理解读,不仅对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跨界民族政策体系至关重要,也是跨界民族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基础。     

中国边疆政治视阈中的跨界民族问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拥有漫长的边界线和广阔的边疆地区,因此具有治理边疆的丰富经验。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民族分布的突出特点是汉族居于中心区域,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近代以来连续不断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是导致我国边疆地区出现跨界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边疆政治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政治,跨界民族跨国界而居的特点使得跨界民族问题不仅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领土主权和边疆安全,而且可能影响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跨界民族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边疆政治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新形势下加强跨境民族问题研究的思考

随着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和平崛起,敌对势力加大了对我国稳定和安全的破坏,2009年的“7·5”事件虽然不是国内民族问题,但凸现了新形势下敌对势力可能利用我跨境民族问题制造破坏事件而体现出其重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鉴于此,我们应该加强对跨境民族问题的研究．并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重点突破：第一,加强相关学科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给予重点支持和政策倾斜;第二,正确处理、区别对待跨境民族问题研究和宗教问题研究;最后,相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应该加强合作,发挥研究职能、智库作用和合作效应,为党和国家提供决策参考。     

跨界民族问题与中国国家安全:建国60年来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在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形式的跨界民族问题,主要有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土司归属和边界划分问题、以"藏独"和"疆独"为代表的分裂活动、跨界民族的大规模境外移民问题、跨界民族群体性事件问题、跨界民族的跨国犯罪问题等.要充分认识多民族的国情和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高度重视跨界民族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冷静应对复杂局面,创新处理跨界民族问题的方式方法;推行睦邻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为处理国内跨界民族问题创造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大力加强跨界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力度,增强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根除跨界民族问题危害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加强边界管理和边防建设,建立防控跨界民族问题滋生蔓延的长效机制,构筑保卫祖国的铜墙铁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跨界民族问题的形成与历史演变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跨界民族问题的生成、发展和演变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存在着既相互联系又互有区别的问题领域。总的看来，国际环境转换和外部势力的推动是我国跨界民族问题生成的主要根源；边疆跨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相对滞后和跨界民族形成过程中历史问题的现实投射是其客观诱因。综合考察历史与现实、国际和国内因素，构建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内政与外交政策体系，应是未来我国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努力方向。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云南跨界民族问题

冷战结束后,云南边境地区的安全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全威胁由防御邻国向我国侵犯等传统安全要素逐渐转向防止各种跨国犯罪和贩毒走私为特征的非传统安全,跨界民族问题成为引发云南边疆地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给边疆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云南跨界民族问题与非传统安全关系入手,分析由云南跨界民族所产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出解决云南跨界民族问题的一些设想,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的跨界民族问题与和平崛起战略

由于跨界民族使我国的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性特点,因而它直接影响到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影响我国边疆的稳定;跨界民族问题也是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和组织干涉我国内政,阻挠我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借口,直接影响我国和平崛起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所以我们必须从和平崛起战略的高度重视解决跨界民族问题,尤其是加大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奔向小康社会。     

论跨界民族问题对我国和平崛起的影响

我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主要是争取和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由于跨界民族使我国的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性,它直接影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影响我国边疆的稳定.跨界民族问题也是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和组织干涉我国内政,阻挠我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借口,直接影响我国和平崛起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解决跨界民族问题,尤其是加大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我国各族人民共同走向小康社会.     

跨界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特点及和谐价值

跨界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具有即冲突又合作的特点。我国是一个跨界族群众多的国家,随着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日益增多,其在促进地区稳定、推动国际交往与合作等方面的和谐价值也日渐体现。在当前构建多族群国家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充分研究跨界族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互动的和谐价值,最终达到社会和谐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柯尔克孜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调查研究

柯尔克孜族是中国跨界民族中之一,对中国柯尔孜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进行的实地调研,以及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的分析研究表明,柯尔克孜族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历史文化和语言习俗,民族认同意识非常明确。同时,柯尔克孜族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是积极和开放的,柯尔克孜族的国家认同远远高于民族认同。     

试论周恩来与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如何进行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并兢兢业业地领导了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工作。他和毛泽东等人一起确立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根本原则；他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倡导各民族合作互助，共同繁荣，尽力扶助少数民族经济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他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他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注重培养民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赞同和支持各民族团结友爱、交流融合，共同迈向现代化。总之，周恩来为新中国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关于民族问题的杰出思想以及他为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采取的各项措施，至今对搞好我国的民族工作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族群问题三议--以藏彝走廊民族为例

在民族史研究中,族群概念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民族以地缘关系为基础,"支系"不应是族群的对应范畴.族群迁徙在古代民族中是经常发生的,祖源记忆则构成族群自我认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族群认同"可以是客观存在的,也可以是虚拟的";其共同特性"是由它本身显露的,或者是被认出来的",都是值得注意的观点.就研究族群问题而言,藏彝走廊民族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金朝多民族文学格局析论

女真族所建政权下的金朝文学具有多民族特征。在金国境内,汉民族虽非主体民族,却是文坛主流;女真虽为主体民族,却是文坛偏师;女真、渤海文学共同与汉民族文学构成鼎足、相辅之势;契丹族、奚族文学呈弱势。多民族文学的互动、互补,丰富了当时中国北方文学的历史景观,成为金朝文学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些现象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所建王朝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形成起着关键性作用;汉民族代表的中心文化与北方民族边缘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是形成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历史机缘;凡主体性和民族气质、个性特征强烈、鲜明,且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善于吸取、学习异质文化之长的民族,其文学就繁荣发达。以往认为金朝文学只是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汉族作家创作的观点难以准确反映其文学的完整体貌和本质特征。     

关于坚持和完善民族优惠政策的几点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对加强民族团结、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亲切关怀,受到了各族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欢迎。但近些年来社会上一些人对这些优惠政策提出了质疑,有些人甚至提出取消这些政策的主张。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正确认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行的优惠政策;二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些政策。本人在下面就这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

民族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虽然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诸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根源在于,迄今尚未从理论上解决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怎样有机结合这一难题。民族学与经济学可以有两种结合方式:一是以民族学为主,二是以经济学为主。过去20多年的理论探索表明,民族经济学采用以民族学为主的研究思路,难以解决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的有机结合问题,难以建立起民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框架。民族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总体研究思路从民族学范式向经济学范式转变,民族学与经济学、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应当是经济学框架内的结合。民族经济学是研究多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经济学,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稳定三大目标之间的最优化配置问题。     

河南省民族乡的发展历程

河南是典型的民族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是解决此类地区民族问题的重要制度之一。河南省的民族乡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自治区,其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其经验教训对于今天民族乡工作的开展也大有裨益。     

元朝科举体制下少数民族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元朝由蒙古族建立,蒙古族以＂尚武＂著称。初期,由于统治者对科举考试认识的偏颇,以及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产生了一系列民族教育公平问题。随着封建统治的逐步巩固,当民族间教育文化水平的差距和民族教育公平问题成为元朝封建统治的主要障碍时,统治者采取实施科举考试、崇儒兴学等策略和方式,以促进民族教育的公平发展进而实现元朝统一政权的形成。虽然在科举考试中统治者采取诸多看起来对汉族士子不公平的＂优惠＂政策,向本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倾斜＂,但于教育文化水平相对逊色的少数民族而言,统治者能从自身客观角度出发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应对其进行公正而不失偏颇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行动指南

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都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行动指南。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成果,来自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领导集体深入的理论探索,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正确的理论指导与中国实际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提高驾驭和解决民族问题能力的首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