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三家《诗》辑佚成就述略

清代三家《诗》辑佚工作分为三期:范家相《三家诗拾遗》、陈氏父子《三家诗遗说考》分别代表了清初及中叶的研究成果,清末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则为历来搜集、研究三家《诗》的集大成之作。研究这三家的辑轶工作应尽可能联系当时的学术背景,考论诸家著述的成因、得失和承传关系,为清代三家《诗》集佚史理清脉络,并为后世的研究提供参考。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三重困境

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研究汉代三家《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过高地估计了汉代经师对于“师法”和“家法”的坚守程度;将忽略学术研究而重在推演《诗》义的教化类著作视为辑录三家《诗》经文的根据;混淆了文学与学术类著作的本质差别。这三重困境贯穿全书始终,降低了书中不少结论的可靠性。     

丧礼与《诗经》悼亡诗

丧礼反映了上古先民的丧葬礼俗,表达了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更是对于人生最后阶段的高度重视。丧礼的存在强调了对于个体生命归宿的尊重,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同时亦包含着对个体生命一生行为品质的总结。丧礼表达的是生命终结时的恭送情怀。丧礼的重要特征是体现孝道,这是君子品德的重要体现。“人为歌声以助哀”的《诗经》悼亡诗,体现了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情感,反映的是生命世界的伦理秩序。与此同时,丧礼与挽歌,反映了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丧礼的规格大小之别,不仅是生命世界等级秩序的体现,更是强调死者对于社会贡献大小的区别。丧礼越是隆重,个人的价值就越是充分,对于生者的示范意义就越大,事死如事生的意义就越明确,死者为大的意义就更加突显。     

论《诗经》中与陕西有关的战争诗

《诗经》中有大量的反映战争的诗篇,这些诗篇大多产生在今天的陕西省境内。笔者重点论述了《诗经》中与陕西有关的战争诗所涉及到的周代军礼、车马、兵器、军队三官等方面的情况。旨在说明周人对礼的崇尚与认可,同样体现在战争中。一方面表现为战争诗中对车马、旌旗、鼓金等相关器物饱含感情的描写,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这些器物背后所代表的纪律和秩序的认同。     

《诗经》农事诗体现的周代重农思想

《诗经》农事诗充分体现了周代重农思想。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的组织以提高生产水平、将农事与祭祀紧密结合以提高农事地位、强化民众对农事的归属感以激发精神力量,是重农思想的主要内容。而将农事上升到政治高度,视为立国之本;将重农与德政联系起来,实现农德并重,是周人重农思想的两大突出特征。     

论《诗纬》对《诗经》的阐释

<诗纬>是形成于汉代的纬书的一种,与<诗经>相配.<诗纬>中对诗的性质的认识"天地之心",对<大明>、<四牡>等提出的"四始"、"五际"说,以及对<诗经>中的篇义、诗句的揭示、阐释和引用等,都表现出纬学的特点.<诗纬>对<诗经>的阐释,既是纬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对汉魏六朝的文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纠弹“以诗法解《诗经》”发微——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对晚明士人“以诗法解《诗经》”的风气严加痛斥,认为不过是簸弄聪明,终将变圣经为小品。馆臣对原本奠定天人秩序的“诗教”大义,包括讲筵启沃、引经筹今等经世内涵,均自有体会,但却因乾隆朝的政治环境而不敢正面发扬,只能抑之为“在经解中为别体”,转而在经学史梳理和考据实学上用力。民国已还,五四学人群趋以文学歌谣来认定《诗经》,仿佛晚明士人的异代知音,《诗经》最终也从一本确立价值规范的“经”典,变成吟咏性情的“歌谣”,诗教大义随之沦灭。然而可惜的是,五四学人的这些举措,并没有深入彼时社会的有机体之中,其本质是以一种否定性的目光看待自我,最终错过了从自身发现生机并有效落实他们所倡导价值的契机。     

魏源《诗古微》门户之见探微

魏源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学术界通常认为魏源《诗古微》主三家《诗》而斥《毛诗》不遗余力,使晚清今文经学的壁垒渐立,但本文通过考察认为,魏源虽然为三家《诗》辩护,认为《毛诗》传授源流不可信,《毛序》非子夏所作,但仍能以公允的态度肯定《毛诗》的优点,批评三家《诗》的缺陷,认为三家《诗》是《毛诗》的益友,在《毛诗》与三家《诗》的问题上,魏源没有门户之见,本文对《诗古微》的门户之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三百》的经典化源流

自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诗三百》的经学化过程再一次受到关注,《孔子诗论》的出现为我们探寻《诗经》的经典化源流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推进了《诗三百》的普及,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引《诗》、证《诗》比比皆是,《孔子诗论》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孔子诗论》与先秦的用《诗》风气是密切相关的,而《毛诗序》与之是一脉相承的,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诗论》释《诗》与汉儒解《诗》的方式、内容、思想内涵又有很多差别,对《诗三百》走向经典《诗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诗经原始》在《诗经》学史上的进展及其保守性

清代学者方玉润晚年写定的《诗经原始》一书,在《诗经》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顾颉刚古史辨派以来的《诗经》学发展有重大影响。方玉润着力于探讨诗三百的本意,被后人称为独立思考派。方玉润批评了《诗序》、朱熹的《诗集传》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确立了依照文本探索本意的解诗宗旨和方法,他对诗的评点往往细致入微,能挖掘出作品的种种妙处,富有启发意义。在追求诗人之意、把文本作为最高依据、重视诗的特有情性等方面,他实际上承继了以朱熹《诗经》学为代表的解诗传统。方玉润在解诗方法上表现得相当激进,而其思想观念则相当保守,故在解诗方法方面,《诗经原始》取得了长足进步,可它对诗歌内涵的把握,依然深受儒家政教伦理观念的拘囿,很多时候还不如《诗集传》。从本质上来说,它跟《诗序》依旧属于同一个儒教体系,甚至可以说跟《诗序》极为密切。     

谈《诗经》中的弃妇诗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是祖先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其“弃妇诗”用现实的笔触反映了从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即妇女被欺凌的悲剧命运。本文从内容着手,旨在探讨“弃妇诗”产生的社会原因,反映的社会现实状况,妇女形象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论祭祀诗反映的南北文化——以《周颂》、《九歌》为考察中心

古人云 :“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祭祀和征战 ,反映两个现实层面问题 :直接的交战 ,决定国家存亡 ;间接的祭祷 ,透露生活安定的愿望。祭祀 ,是种古老的仪式行为 ,它的形成 ,与环境的挑战有密切关系。远古先民对于自然界的事物不甚了解 ,环境的一切变化 ,他们只能抱持慎惧的心态 ,进而产生崇拜、祈求自然的行为。不论是华夏民族 ,抑或蛮夷狄戎 ,均曾处于对世界无知的蒙昧阶段。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与《楚辞》 ,为南北文学的代表 ,两书收集许多祭祀诗歌。祭祀诗除了文学价值以外 ,承载的文化意涵更不容忽视。本文以《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为范围 ,透过祭祀仪式的探索 ,一窥南北文化体现的歧异。     

《诗经》中《周南·汉广》本义新释——以"游"字为分析视角

<周南·汉广>是<诗经>中的一首情诗.历史上诸家对此诗本义,主要有三种观点,而今人则对影响最大的<毛诗序>的观点进行了全盘否定,进而以此诗的诗歌性质替代其本义.笔者在研究中发现,造成这种原因的主要问题在于历代研究者没有对游女的"游"字义项进行详细的考证,忽略了游字淫逸的贬义义项.因此,在论证游字贬义义项的同时,结合周南地域与周楚文化相异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周南·汉广>的创作,就是要表达"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的这一本义.这也说明<毛诗序>对此诗的看法,有一部分还是合理的.     

《诗经》的史料价值

《诗经》不仅是文学研究者的诗歌宝库 ,也是史家的史料渊薮。最初的《诗三百》百科全书地涵盖着精神文化现象 ,历史的许多细节都在诗的具体而微的描写中体现出来。《诗经》中的许多作品对研究西周春秋时期的历史状况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周人的五篇开国史诗为例 ,可以清楚地看到周人在灭商以前的历史进程。然而 ,《诗经》虽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 ,史学研究者也可从中找到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但诗毕竟不是史 ,以此来考察当时社会还应参考地下考古资料 ,并与先秦的其他文献相佐证。     

论秦嘉五言诗《赠妇诗》三首为伪作

秦嘉五言诗<赠妇诗>三首,是从秦嘉夫妇的四封书信中改写来的,其中特别是把徐淑责备秦嘉的话语改编成诗句,并且连续使用对偶的句式,而五言诗中连续使用对偶,最早要到建安时代.秦嘉三首五言诗应为伪作.     

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平议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与《诗经》有关的简帛古籍大量出现。阜阳汉简《诗经》残本,郭店楚简《缁衣》、《五行》等篇中引《诗》、论《诗》的内容,上博简《孔子诗论》,这些出土文献的面世解决了《诗经》学研究中许多重要的问题,对今本《诗经》的考释起了推动和补充作用,展示了早期儒家论《诗》传《诗》的风貌,印证了《诗》与礼乐文明的关系,丰富了《诗经》研究史,把《诗经》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与《诗经》古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除少量对《诗经》总体进行评论外,大多数是分别对某一首诗的评论,从形式上看,类似于《毛诗序》,但是,从内容上看,与《毛诗序》却有很大区别。与《毛诗序》相比,楚简诗论所论诗义更接近《诗经》古义。考释楚简诗论所论诗义,对于重新认识《诗经》的一些诗篇具有重要意义。     

《诗经》篇名正变

《诗经》的篇名,无论从其来源看,还是从其词性看,都呈现出统一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诗经》篇名方式的统一性表现为以诗首取字,为正格;正格的发生与时代风气、社会需要、“兴”的表现手法等密不可分;而命题者的主题意识及其对名篇艺术的追求,又决定了名篇方式的多样性。以诗首名篇,是中国古代诗文命题史上的初始阶段,《诗经》篇名由正格到变格的演化,是诗歌的命名从篇首取字向以意立题的过渡的先声。《诗经》以后,变格逐渐为正格。     

胡安国《春秋传》征引诗小序考

胡安国《春秋传》大量征引诗小序,不仅用其史事,亦用其褒贬、义理,甚至依据诗小序推知周代礼制。诗小序包含的史事、褒贬与其他文献的记载不尽相同,甚至不见于其他历史文献。胡安国采信于诗小序,来源于用而不疑的传统。"疑序""废序"之声倡自宋代,但是在宋以后的科举考试以及学者著作中,诗小序从未被弃用。胡安国以及后来学者不加质疑地使用诗小序,使我们重新审视诗小序的史料价值。诗小序的史料价值未可轻易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