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认同：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形成理路

公民身份的认同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公民身份研究与认同研究结合而被推动起来的,是亚民族的地方认同与超民族的区域认同汇合到政治层面得以表达的结果,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公民身份及其认同形态都产生很大冲击。公民身份与认同既相矛盾又可部分融合;公民身份认同主要关注个体或群体对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包括自我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认知和主观感受,在于提升政治共同体之成员的尊严和地位。公民身份认同研究从外部可以划分为宪政爱国主义、多元主义、激进民主主义这三种理论视角与政治主张,从内部可以划分为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公民身份认同三种类型。本文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主要文献,旨在厘清公民身份与认同两议题的结合过程,阐释据于公民身份认同的不同理论旨趣,探讨其内在的分形结构。公民身份认同研究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内部分形在现实上正挑战着现代公民身份的单一认同结构。
关键词：公民身份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     

网络社会公民有序参与人大立法的路径与思考

本文针对网络社会的公民有序参与,尤其是公民参与人大立法的路径进行了研究.文章在梳理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网络社会公民有序参与人大立法的现状、参与的形式以及网络社会公民有序参与人大立法的挑战与困境.针对这些困境,本文提出了应对策略:培养公民参与型文化；发展“E人大”,进行人大制度的创新；规制网络参与；以及推行“E提案”,公民有序参与人大立法路径的创新等.     

公民德性的三维建构与法治秩序生成

公民身份的首要本质是“认同”与“公民德性”。公民德性的塑造与培养为我国当下生成法治秩序、保证公共安全提供根本性支撑,而个体认同与身份归属是公民德性建构的理论前设。其中,本体论前提是尊重个体道德地位与内在价值,故首先要维护公民自主性与个体自由的实现。这里,自主等同于个人自律,要求公民按照批判性评价及理性整合之后的价值、理想去行动;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决定了重建社会团结关键在于复兴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修复公民对团体和社群的价值认同,但慈善与志愿仍限于公民自愿的选择,并且在认可公民不参与政治公共生活自由的同时,提倡和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社区和公共审议;最后,个人自主预设了竞争性多元主义的正当性,这为宽容原则提供了论证依据,宽容是包含着尊重的一种肯定性的包容,其中尊重基本人权与合乎理性是宽容的基础和底线。公民德性的塑造需要在生活世界中完成,而共同体的形成和凝聚则需要社会信任和公民礼仪。     

平等的张力与诉求——马歇尔公民资格理论及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1949年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提出了公民资格理论,认为公民资格权利由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构成,并详细描述了英国公民资格的发展历程,认为英国公民权利的发展呈现了线性发展的特征,“公民权利变成了集体谈判的基础,政治权利促进了公众舆论和国民意识,从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使用增强了争取社会权利的压力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公民资格权利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前,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社会各领域都受到政治国家的支配,公民资格权利难有实质性进展.改革开放后公民资格的三种权利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借鉴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在差异化的市场过程中,不断通过多元化的努力寻求公民资格平等的价值主张,是我们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不竭动力.     

公民身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一种民主与国家理论的共洽

公民身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两种解释范武都陷入了一种自身难以调和的困境.两种范武的内在紧张,根源于公民与国家的不同价值趋向.我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的缺乏,已成为社会全面进步的制约因素,公民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宣扬人格独立、崇尚宽容精神和强调政治参与.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民主文化,对于政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农业文明为基石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公民文化的资源,因而公民文化的培育需要公民教育,在新时期必须探寻公民教育新的有效途径.     

社区权力多元认同中的公民性建构

以社区视角观察城市居民的公民性建构,缘于经历30多年发展历史的城市社区权力已从居委会单一中心转向多元权力组织并存的格局,社区居民通过社区管理者的选择、社区权益的保护、社区问题的解决等路径表达公民性。本文运用北京、深圳、南京、沈阳和西宁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分析,检验城市居民对社区各组织的多元认同与公民性建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其他经济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相比,以社区权力多元认同为主导的社区因子构成重要影响,这表明社区发展未来将成为公民性建构不可或缺的因素。     

论共和主义公民的美德

公民是伦理治理或善治的主体和关键要素.一个持久和正当的伦理治理行为,既是公民施行的治理,也是对公民实行的治理,因而就可以理解成是公民的“互治”.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解释所涵括的积极生活、爱国主义以及勇敢、宽恕与承诺等美德,能够最大限度地克服当下以个人权利为导向的“公民私人化”倾向,更加符合当代政治社会的公共性和重叠性情境.     

道德建设的公民认同路径

个人权利价值取向的普遍化是社会的道德现状,道德建设要帮助人们认识在现代社会个人权利属于公民权,以平等为基础,同公民义务相联系,逻辑地蕴含着对公共利益的尊重。自我中心、否定公共利益并不是个人权利的必然走向,而是其被抛弃了平等基础、公民义务后将自我利益膨胀到了极端的表现,是极其有害的;为了克服个人权利膨胀为自我中心、损人利己,要引导公民不仅要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也要认同公共利益。因此,第一,引导人们认识利益相关性对公民权利的限定从而能够关注公共利益,避免极端个人主义。第二,提高人们对公民认同之于个人权利实现的价值的认识,以激励公民对公共利益的认同。第三,打造有利于公民认同的制度环境,用制度保障公民认同。     

公民社会与社会转型中法治秩序的构建——以公民责任意识为视角

法治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培育、公民文化的弘扬和公民意识的塑造.而在此过程中,塑造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公民意识则是关键.公民意识的内涵非常丰富,其表现是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其中公民的责任意识是一个重要方面.公民责任意识包含着"公民"、"责任"、"公民责任"和"公民责任意识"等逻辑范畴.公民责任意识包括公民责任感、法律规则意识、理性意识和道德责任意识等要素,并具有主体性、公共性、民主性和权责统一性等特点.在社会转型时期,公民责任意识对当下法治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论和谐社会公民身份的伦理向度

公民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化已经成为全球化情势下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和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企业公民——企业伦理,生态公民——生态伦理,网络公民——网络伦理作为公民身份与公民伦理可能的三个重要面向,其认同、建构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关涉到公民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和良性运转。尚在成长中的中国公民社会应基于自身独特的处境及语境,在培育和发展具有生态文明精神的公民文化和公民伦理的努力中,使其自身不断得到确证、发展和成熟,最终达至社会生态的整体和谐。     

卢梭的公民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公民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我分裂表现为人的"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Citizen概念的两歧性,表征着人性的分裂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卢梭是第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家.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正是围绕公民与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的.令卢梭忧思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现代性与道德的冲突,亦印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其现代性批判的焦点,是布尔乔亚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对现代性与人的困境的反思,对布尔乔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对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缺失的揭示,显示了一位社会批判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然而,卢梭的困境在于:古代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奴隶的受奴役为代价;现代公民则以出让主权换取市民的个人自由.现代的商业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社会,与卢梭小国寡民的古典城邦式公民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卢梭心仪的公民城邦毕竟属于业已衰落的小共同体.因而卢梭的最大困境,在于其以小共同体的美德政治模式来作为组织大社会的政治原则.     

深化中国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一种观念史的研究路径

中国社会关于"反动"的看法以及曾经的滥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协商民主的公民认同.为了防范这一点,首先应从观念上厘清"反动"之所以然,以使合法或合理的"反对"更充分地展现出来.具体来说,应从词源、词语辨析、词语自身划分以及词语滥用的根源等方面进行考察.其次,还应强固公民认同,其具体举措是:加强公民团结,巩固协商民主的精神纽带;普及公正,强固公民对协商民主的忠诚;增强公民的理性能力,使协商民主建立在科学精神之上;稳步发展民主政治,拓展和深化协商民主的共识;不断进行公民教育,改善协商民主的公民气质;加强公民社会生活中民主习惯的训练,使它成为协商民主的坚固的奠基石.     

中国公民教育与美国公民教育之比较

中国传统社会里仅有臣民之说,公民这一概念在中国起步较晚。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公民教育正逐步与思政教育相融合,中国应多借鉴国外先进的公民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通过对公民和公民教育基本概念的分析,找出中美公民教育存在的差异,为中国公民教育教学提供便利,以便提高中国公民教育质量和公民素质。     

解读公民文化概念

公民文化是基于公民这一政治概念而出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公民文化是一国公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生活及政治现象的总体认识。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合法性不仅指国家制度上的合理性,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更是指一国公民对其所在的政治制度的内在认同和信仰。     

罗尔斯公共理性的启示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达成民主社会的共同政治认同时拥有公共的政治理性.推理原则及其方法是得到公民认可的.理性的公共性确保了正义原则的合理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为具有共同政治理想规范的、合理而理性的公民在涉及根本政治问题时,具备自觉诉诸公共理性的义务,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每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自觉履行的义务,失去公共理性的公共政治辩谈很难就根本政治问题达成共识,甚至社会将可能面临分裂和动荡的威胁.     

"好公民"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以公民教育为视角

现代化不仅是一系列经济发展指标,更重要的是现代的政治理念、法治精神和民主意识.然而我国当前的现状却是公民身份与公民意识严重脱节.这种状况的深层根源在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固着所导致的对现代文化的非理性抵抗.为此,我再次提出"好公民"概念.作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植入到公民意识的培养和塑造中,旨在融合现代政治法律文化对"公民"的内在要求和我国传统文化对"好人"的一贯诉求,使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因注入儒家文化的血脉而不再给我们一种完全疏离于本土文化的异己感和外在感,促使广大社会成员自觉完成法治社会"公民"的角色转换,以文化的和谐来构建社会整体的和谐.     

论公民身份认同的话语机制

从公民身份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公民身份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实践形式。公民身份意味着人在一个国家中正式的和负责任的成员资格。公民身份认同意味着公民对自己生活的共同体表示接受、赞同和承认,并且以自己忠诚共同体的实际行动体现出来,积极地参与共同体的生活,履行共同体赋予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语言是存在的家,公民通过语言言说认识自己,辨认自己,进而产生归属感。     

公民责任视角下的中国殡葬发展战略

本文作为民政部政策研究课题，从公民责任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殡葬行业存在的问题．借鉴“企业公民”理论设定了殡葬单位的公民责任框架，在“行业持续发展、社会和谐文明”的目标下，提出了中国殡葬的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思想，并阐述了中国殡葬发展战略具体的实施纲要．对促进和谐殡葬的实现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社会的生产

在当今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家权力和市场联袂登台,携手推进商品化。这个急剧扩展的进程将经济（和政治)领域极大地膨胀起来,挤压了社会领域。这就迫使“保卫社会”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不过,在中国市场转型期的独特背景下,由于以往的“再分配体制”从根本上压抑了自组织的社会生活,因此,“生产社会”而不是“保卫社会”成为第一位的任务,它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任务,也是社会学认知的任务。同样由于历史条件的独特聚集,“生产社会”表现为二重性,即我们不得不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下,将波拉尼意义上的“能动社会”与葛兰西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共同地生产出来。此种社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在社会行动的层面上必须同时打造“阶级”和打造“公民”。本文旨在说明“社会生产”的二重机制,并借以探讨“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The concept of Biirger in Kant＇s philosophy of law

公民（Burger）概念是康德法哲学的核心概念。将康德法哲学中关于公民的论述划分为三种不同语境，相应地，公民概念可区分为一般的、特定的和普遍的三重意义；对这三种意义的重新阐释，消释了康德公民概念的歧义，揭示了公民概念的理论演进及其普遍性、构成性及强制性特征。甄综韦伯关于市民和公民概念的考察，揭示康德公民概念的社会历史渊源，Burger一词从市民演变为公民是以权利普遍化为内在契机的，而公民乃是人在自己所构造起来的法[权利]体系中的一种存在形式。